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是辛亥革命后备受关注的政坛风云人物，在政坛上进行了智慧和力量的多次较量。孙中山最后让位给袁世凯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因素错综作用的结果。(1)袁世凯当时的声望和才识是一个重要的砝码。王锡彤曾指出：袁世凯“一生得力处在乘机以立功。”清末，袁世凯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李鸿章临终前保荐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奠定了其在政坛上的显赫地位，成为继李氏之后，左右晚清政坛的权臣。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颇著，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但由于功高震主，被放回河南老家，还险些丧命。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袁世凯“声望日隆”，这为其复出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举朝上下，凡一切拥护清廷和反对革命的人们都寄厚望于他，称他是“收拾中国最合适的人”，希望他能“再造当年曾李之奇功”。袁世凯是汉人，国内一部分人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也支持袁世凯，希望他能“反满兴汉”。当清帝被迫让位后，其个人声望更是达到极点。人们普遍称其为东方华盛顿、拿破仑，认为他立下了“千古之奇功”。再加上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北洋军，掌握着军政大权，人们普遍看重袁世凯就不足为奇了。(2)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帝国主义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一方面，不断在军事、经济、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压迫革命党人妥协。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当政，特别是在外交方面。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说：“对于他(指袁)的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的表示欣慰。”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指出：“如果列强不欲担负使北京政府瘫痪的后果，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英国外交大臣葛垒说：“我们对于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发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他们积极策划南北和谈，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压迫南方向袁妥协。(3)旧官僚和立宪派趁机进攻革命党人，拥护袁世凯。张謇称：“甲日满退，乙日推公，东南诸方，一致通过。”清末预备立宪和“皇族内阁”使一大批汉族官僚离心，希望“去满复汉”，恢复汉族统治。随着辛亥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人也大多附和着革命，表示拥护共和，但骨子里极不赞成民主共和制，这时袁世凯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领袖，希望袁能够“主持大局”，并对革命党人发起了攻击。(4)同盟会组织涣散，失去革命政党应有的作用。中国同盟会自成立之日起，组织上就不是十分的严密，内部矛盾重重，小团体之间纷争频繁，有些人对孙中山极为不满，甚至另立党派。再加上，清帝退位以后，有些人认为革命己大功告成，不必再战斗。甚至有人责问孙中山：“是不是舍不得总统之位?”甚至同盟会内部也有很多人支持袁世凯。黄兴则希望袁世凯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他在信中写道：“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拥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汪精卫更是盛赞袁：“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荆棘丛生、动荡不宁的局势，殚精竭虑，穷于应付，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认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彼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

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原因在于
一是辛亥革命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凯莫属
二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卓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
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

主观原因在于，
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产生功成身退思想；
二是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认为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只剩建设问题；
三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

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


具体细节不妨参考此文：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世凯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世凯竟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大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子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列强表示，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胁迫革命党人把园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