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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郑和下西洋的资料?

时间:2010-2-9 专题:郑和下西洋
求郑和下西洋的资料?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郑和下西洋[历史]-简介  
郑和世称三保太监,十五世纪初叶著名的航海家。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众七次远航。第一次从永乐三年六月到永乐五年九月,自苏州刘家港出发,经历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西海岸的柯钦以至古里(今科泽科德)。第二次从永乐五年十一月到永乐七年七月,沿同样的路径至古里。第三次从永乐七年九月到永乐九年六月,以东印度洋为中心,从爪哇、苏门答腊往锡兰,又北上印度东海岸,抵孟加拉湾,然后折回马六甲海峡,在马六甲修筑城塞后返国。第四次从永乐十一年十月到永乐十三年七月,又经东印度海岸折往波斯湾,到达霍尔木兹。也有认为这次远航到达东非沿海的。第五次从永乐十五年秋到永乐十七年七月,与前次航线相同,抵波斯湾,又另分一支船队经由阿拉伯南岸远航到东非沿海的摩加迪沙、布腊瓦、马林迪等地。第六次从永乐十九年春到永乐二十年八月,除驶入波斯湾外,另有分队绕东非沿海诸港口航行。第七次从宣德六年元月到宣德八年七月,进行了经由印度西海岸入波斯湾的最后一次航行。这次,郑和的部下到达了阿拉伯的麦加。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所率部众就有二万七千多人,船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就有六十二艘,规模之大,史所未有。前后七次所经国家凡三十余国。这样的空前壮举,较之葡萄牙的达·伽马由伊斯兰教徒导航横渡阿拉伯到达科泽科德早八十多年,也加深了中国和所到各地贸易和文化交流。而郑和远航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贡献尤大。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郑和下西洋[历史]-七次下西洋简介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郑和下西洋[历史]-船队编制  

宝船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1、人数众多,组织严密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首先,人数多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

第一次:27800人

第二次:27000人

第四次:27670人

第七次:27550人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现在看到的《武职簿》,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在90-1500人之间;170多;265人.我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其次,船队编制.根据我们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郑和职务是钦差正使总兵太监;航海部分:航海业务、修船的、预测天气的等;外交贸易部分:外交礼仪的、进行贸易的、联络翻译的;后勤保障部分:管理财务的、后勤供应的、起草文书的、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的. 从对郑和船队人员组成研究,编制是完善的、严密的,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确保郑和下西洋的实现.

【航海装备-宝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郑和下西洋[历史]-发展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
郑和作为明朝的使者,每到一地,都代表明朝皇帝拜会当地国王或酋长,同他们互赠礼品,向他们表示通商友好的诚意。郑和还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平等贸易,购回当地的特产象牙、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

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五种类型的船舶。第一种类型叫"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载重量八百吨。这种船可容纳上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它的体式巍然,巨无匹敌。它的铁舵,须要二,三百人才能举动。第二种叫"马船"。马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第三种叫"粮船"。它长二十八丈,宽十二丈。第四种叫"坐船",长二十四丈,宽九丈四尺。第五种叫"战船",长十八丈,宽六丈八尺。可见,郑和所率领船队的船只,有的用于载货,有的用于运粮,有的用于作战,有的用于居住。分工细致,种类较多。我们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

郑和下西洋[历史]-对郑和下西洋终止问题的新解释  
杜车别 

首先关于郑和下西洋以及下西洋的终止。传统对下西洋最终被停止的解释是因为其耗费国力太大,却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得不偿失,难以持久支撑下去,停止是必然的,众口一词,几乎已成为定论!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但万明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中对此的分析却表明,这种传统的说法多少是不符合事实的。郑和下西洋所进行的官营海外贸易使得明王朝获得高额利润,并非得不偿失,她以胡椒为例,“将原产地价格、明前期钞、银的比价和胡椒在中国的官方价格及其与输入苏木折赏、折俸用途制成表格”,结果显示,“洪武年间,明廷对海外各国朝贡附进货物胡椒一项的给价,是原产地的20倍,……永乐五年郑和第一下西洋后,每斤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原产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郑和第七次西洋后,……每斤胡椒100贯的折合比价大量折俸。……统治者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额利润”。

许多事实都表明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相反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对国家财政有巨大的支持效应。以上对胡椒利润的分析仅仅是其中一斑。许多记载也都表明下西洋带来的丰厚利润,如王世贞说“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尹守衡说“所至国王纳款朝贡,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

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使国库空虚,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记载的情况是“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而停止了下西洋之后,国家的财政反倒是捉襟见肘,处处为难。

严从简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这些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严从简的意思是,永乐年间下西洋,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而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这些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国库也充实。

黄福曾则用鲜明的事实做了一个对比,永乐时期,用营建北京的大工程,有北征蒙古,南讨云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没有因此造成国家财政困难,而到了他那个时候,国家没有太大的费用,每年的财政却只能刚好够使用。

从这些也能看出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不过是某些人精心编造的谎言神话而已,经不起推敲,经不住对历史事实的考察。

万明还列举了下西洋所带来其他巨大的好处,比如她说“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明朝的财政危机,还起到了补救国家钞法危机的作用”。“郑和远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输入,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其市场价格一再下跌。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晚近两个世纪,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这说明伴随海外贸易而来的冲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同样出现的”

还有一个重大好处,郑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远航,“不仅将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且也扩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刺激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各国‘必资华物’而‘慕贡犹农望岁’,而中国则‘夷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

再有一个好处就是,下西洋刺激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郑和下西洋后期物资筹备中,大量物品都是买自民间。“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而大量国内手工业产品的销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

明代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佛山就是在这个过程前后崛起的。“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铁’,永乐以后得到长足发展。‘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宣德四年炉户已‘多建铸造炉房’,火光冲天”。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郑和七下西洋,于公于私,对国家中央政府,还是对下层手工业者和贫民在经济上都有莫大好处,那为什么最后却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终止呢?

这就牵涉明代文官集团的性质,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层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可以说海外贸易是一快巨大的肥肉,明代资本家商人集团对这块肥肉说是垂涎欲滴。但从永乐开始实行郑和下西洋的政策开始,海外贸易所产生的巨大超额利润,完全垄断在国家中央政府手中,商人资本家们心里如火烧爪挠一般,看的眼热,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凭借他们的实力,在当时自然无法和国家组织的郑和这样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作为商人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团自然也就拼命想要终止这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更何况下西洋活动的后果还最直接的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本身。明成祖生前,他们自己也知道无法欺骗蒙蔽皇帝去终止郑和航海,但到了明成祖死后,他们就群起发动舆论攻势,竭尽全力的丑化贬低郑和航海下西洋的活动,几乎把下西洋说的一无是处。事实上这些文官炮制的舆论,即便到现在还发挥效力,还有些人将其当作贬低郑和航海的论据,当成是明朝大规模下西洋活动终止的真实原因。作为当时后继的明朝皇帝,他实际上就是生活在文官集团的包围中,几乎所接受的所有信息都是文官集团所提供的,在文官集团日积月累,长年不断的信息轰炸之下,就真的认为下西洋航海活动,劳民伤财,有害无益。只有少数文官和太监以及后代的一些文人才在无意中泄露了真相。 

关于明代下西洋,有这么一则故事耳熟能详,就是明宪宗的时候,希望重现当年郑和下西洋壮举,于是下诏索要当时的档案资料。但刘大夏等文官摆出一副义正词严,道貌岸然的姿态,竭力把下西洋丑化为大弊政,说是有害无益,刘大夏还把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档案资料藏匿起来(当然,在这则故事的许多版本中,都说刘大夏销毁了郑和航海的档案资料,这是不对的,真正销毁郑和档案的是满清的乾隆),还自诩是为民请命的壮举.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

但这个故事中,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刘大夏为什么要把郑和航海的档案藏起来,不让皇帝看到。按照通常的理解,似乎是把这些档案藏起来,在技术上,就无法再组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皇帝也只好罢休。但这是解释不通的。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进行类似郑和下西洋这样的航海活动,技术根本就不是问题。在郑和进行航海的时候,也并没有之前的一个郑和的航海档案可以依赖,不照样进行下去了吗?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而是其他原因。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刘大夏等文官是害怕皇帝阅读了郑和航海档案之后,获知下西洋的真相,不但不是如他们所丑化渲染贬低的那样,耗费国力,劳民伤财,而是恰恰相反,能够为国家政府增加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为民间贫民提供大量谋生就业的机会,那样他们的谎言就被戳穿,他们已经从国家手里抢夺来的海外贸易巨额利润,又必然重新被国家收回,对这些贪得无厌的利益集团而言,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这也是为什么刘大夏之类冒着触犯国家法律的危险,也不让皇帝看到郑和航海档案的真相。

事实上,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被终止以后,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就急剧增加,而且这种活动因为明朝政府有所谓海禁法令,表面上是不许私人海外贸易,从而也就根本不征收税收。这样原先归国家所有的贸易利润,完全流入到私人腰包当中,政府从中半点好处都得不到。明宣宗的时候,皇帝虽然几次下令要严海禁,但下面的那些文官集团哪里会认真执行,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付搪塞皇帝而已。所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沿海的海商已开始发展起来,……到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藩篱,极其迅速的发展起来”。

这种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重复一下。嘉靖时期,唐枢说“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

“天顺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偃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

王抒说“国初立法,……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其他的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国家又放纵不管,几乎所有的海商都进行走私活动,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加入海上贸易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为了暴利铤而走险之徒,这种情况下,大量海盗的产生几乎是必然,他们在海上陆地抢劫杀人无所不为,并且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来组织武装。可笑的是,有许多所谓的历史学家,学者居然把明代中期海盗的大量存在说成是反海禁的产物,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按他们的逻辑,如果没有海禁也就没有这些勾结倭寇的海盗。但事实上,在朱纨为打击海盗倭寇而严海禁之前,所谓的海禁不过是一纸空文,私人海上贸易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才是真正产生海盗的温床。若按照所谓学者的逻辑,西方总没有海禁了,那西方当时同样有大量的海盗,又如何解释?
明代的海盗倭寇不是什么反抗海禁的产物,而恰恰是海禁没有得到执行的产物。这是个原则性问题,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当时的情况,明政府内充斥了各中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其中就包括大量沿海贸易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当海盗涌现爆发出来以后,朱纨是少数希望通过严海禁来打击海盗的人,尽管他采取的措施可能只是临时性的,那这样就已经触犯了沿海贸易商业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马上就动用大量言官对朱纨进行弹劾攻击,导致朱纨不得不服毒自杀,才算了结。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 

但是海盗的猖獗,对沿海贸易集团本身的利益也有非常巨大的损害,他们也希望看到尽可能肃清海盗的影响。当初他们之所以不主张废除那个一纸空文的海禁法令,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首先是因为这个法令仅仅是一纸空文,对他们的活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限制作用,谁要想当真把这一纸空文落到实处,谁就没有好下场,朱纨就是一个榜样;另一方面,这个法令虽然是一纸空文,对别人没有限制作用,对政府却有限制作用,政府因为这一纸空文的存在,就不能对那些明目张胆进行海上贸易活动的船只收税,利润完全流入私人腰包。

既然所谓海禁法令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对保留这个法令的存在,何乐而不为呢?

在没有海盗或者海盗不猖獗的情况下,确实是如此,但是当海盗猖獗之后,情形就改变了。这时候,那些海上贸易集团就希望有政府的介入,希望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对海上贸易活动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管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使的海上贸易合法化,然后适当收取一点税。事实上对税收的多少,这些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是不必担心的,通过他们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把税收压低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对比一下明政府对每只船收取的税和郑芝龙对每只船收取2千两的保护费就知道政府收的税低到什么地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有了隆庆开关。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官方下西洋活动的停止也好;海禁法令成为一纸空文却长期不废除也好;隆庆开关也好,其背后都是私人商业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如果只是从那些陈腔滥调的角度去分析,比如什么儒家思想啊,比如什么大臣开明与否啊,那是永远也不得要领的。

郑和下西洋[历史]-评价  
肯定派
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质疑派
认为木材强度有限,过大的船体无法保证水密性,难以做长时间的航行。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
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44丈“宝船”。目前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郑和下西洋[历史]-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文航海技术

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2、地文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3、《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郑和下西洋[历史]-航程  纪念邮票郑和下西洋具有历史性的突破,他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到达南端的好望角,也就是说抵达了大西洋,涉及三大洋,为此前的中国航海史上所没有,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要早83年和107年,在当时靠木船、仅凭借自然的风力航行,克服海上种种困难是非常了不起的。不仅要有航海技术、造船技术、航海经验,掌握海洋知识,而且也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期就开辟了西航的海上丝绸之路,从两广地区,最远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唐宋时期,中国的远洋船舶抵达波斯湾,到了红海和东非海岸。这在中国文献和阿拉伯文献中都有记载。元代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在1330年和1339年两次乘商船到达桑给巴尔。《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忽必烈皇帝曾经派遣使者访问马达加斯加。这些为以后中国人的航海奠定了基础。元代以前中国西航的远洋航线,船舶基本上是进行沿岸航行,船的规模、数量和人数、航行的次数,持续的时间都远不及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使中国的远洋航行出现了实质性的突破,开辟了一些新航线,形成了多点交叉的海上交通网络。

郑和下西洋,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等候太平洋西北季风,11—12月,季风来了,便穿过台湾海峡和南海,第一站到达占城,再到东南亚各国,进入印度洋。前三次主要在印度以东,最远到达古里。它是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第四次开始到达西亚、东非地区。有学者对航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郑和重要航线有56条,航线总长15000英里。

如开辟了古里到溜山到东非索马里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卜喇瓦、肯尼亚的麻林地。并向南航行到比剌(莫桑比克港)、孙剌(今索法拉港)。分船队进入了德拉戈阿港附近附近的南非风暴区,远远超过了季风航行的要求。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从航海发展史角度看,比较成熟,具有创新性的突破,为以后的航海奠定了坚实基础。

郑和下西洋[历史]-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档案被毁之谜: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郑和下西洋[历史]-郑和发现美洲论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术。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他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郑和赠给各国国王厚礼,以示友好,船队带去丝绸、瓷器、铜铁器、金银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当地特产。随行官员随时记录见闻。回航时,各国派使同来,赠珍宝特产给明皇帝,并与中国商人交换。友好的交往,扩大了贸易,也增进了了解。郑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郑和下西洋[历史]-使命与功绩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明成祖朱棣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有苏洲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郑和在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由非洲带来的长颈鹿。沈度《瑞应麒麟颂》的附图,由明宫廷画师所绘。

航程

下‘西洋’的定义

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发展海外贸易

郑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

航海技术和装备

宝船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肯定派: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

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1304-1377)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质疑派:

认为木材强度有限,过大的船体无法保证水密性,难以做长时间的航行。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

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44丈“宝船”。目前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档案被毁之谜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朗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郑和发现美洲论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术。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郑和下西洋当时的社会背景.
1、西方航海的时代
推动西方大航海的动力是经济因素,当然有部分宗教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这种经济动因来源于欧洲当时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家知道,14-15世纪欧洲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沿岸,当时西欧各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对商品货币的需求激增,尤其是对黄金、白银的追求.各国都鼓励和支持航海探险,寻找黄金,开拓海外殖民地.
因此,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西方是处于进入“资本主义曙光”的前夜,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兴资本主义积累资本的迫切要求,是西方航海的主要动力.他们的航海是血腥的,推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2、中国郑和下西洋的时代
中国当时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由唐中叶的发展高峰向下坡缓慢的发展,但明初仍是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许多方面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郑和下西洋的15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明初“永乐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朱棣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作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郑和下西洋,还有浚通大运河,编撰《永乐大典》,建立奴儿干都司,迁都北京等.朱棣在朱元璋恢复经济和生产的基础上,使明朝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松江成为全国的纺织中心,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矿业、冶炼业、造船业兴旺发达,出现了繁荣.
永乐皇帝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国家对外政策,采取对外开放,稳定周边,把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世界、尤其是周边的环境结合起来,想争取一个长治久安的和平局面.郑和下西洋就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所以,郑和下西洋是符合明初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朱棣也是很有政治远见的.就郑和下西洋的动因而言,主要是出于政治上考虑,经济活动也有,我个人理解,经济活动是作为实现朱棣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的一个内容.
从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可以看出,是人类活动由陆地向海洋进军的时代,在没有机械动力、世界的海洋绝大部分还是未知海域、阻隔着世界的时候,郑和七下西洋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二、郑和下西洋的船队
(一)郑和其人
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名和,字三宝,出生在云南省昆阳州人(今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郑和的父亲和他的爷爷曾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朝觐.郑和母亲姓温,非常贤良.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叫马文铭.郑家在当地很受人们的尊敬.
1381年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派手下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30万大军,发起统一云南的战争.在战乱中,年仅11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虏,被阉割,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1385年,又随军调往北方,先后转战于蒙古沙漠和辽东等地.19岁时,被挑选送到北京的燕王府服役,从此追随雄心勃勃的燕王朱棣身边,逐渐得到朱棣的信任.尤其是1399-1402年,朱棣为和他的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进行了“靖难之役”,郑和立下功劳,帮助朱棣登上皇位.郑和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1404年,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赐姓“郑”,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
郑和是太监,自己没有子女,他做官后,从他哥哥过继一个儿子,他儿子结婚繁衍后代,主要有两支:一支在南京,有几百人,苏州有个分支;一支在云南,主要在玉溪,并有一分支到泰国清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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