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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史通 曲笔》和《文史通义 书教下》,《圣武记 康熙勘定台湾记上》的译文

时间:2010-2-13 专题:康熙

不好意思,另外两篇都看不懂

曲笔
自从有了人伦,就产生了家国。孝顺父亲,教育儿子,侍奉君主,管理大臣,亲密和疏远的关系形成以后,(人之间的)等级就有了差别。所以“儿子为父亲隐讳,直道就在其中”,这是《论语》的思想;内外有别,抑恶扬善,这是《春秋》的大义。从此以后,一切按老规矩行事。记载历史的官员对于有涉及到君王、父辈的事情,一定用词有很多隐讳,虽然不够直白,但是维护了名教。那些搬弄词句,掩饰过错的,像王隐、虞预互相攻击凌辱,裴子野、沈休文(沈约字休文)相互释嫌道歉。是写是删全由自己臆断,用笔记载历史随心所欲,这是作者的丑行,人们都厌恶的行为。也有弄虚作假,记录不存在的事:有的赞美别人,借以获取私利;有的诬蔑别人,借以公报私仇。比如王沈写《魏录》贬低甄之诏,陆机写《晋史》,虚张抵挡诸葛亮的声势,班固接受金钱才开始写史书,陈寿借人的米才开始为人写传记。另外又有记载的奸贼、凶人,就算在朝市上示众,扔给豺狼虎豹去吃都不过分。
但是历史没有直白的写,用曲笔代替,如果此事已经大白天下,那么现在就不要相信书上的了。如果有从前贤人没有发现的曲笔,后来的人也不清楚的,现在稍微扩展一下见闻,用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汉书·更始传》称更始帝刘玄非常懦弱,他刚即位,面朝南而立,朝见群臣,羞愧得流汗,双手摩擦坐席不敢抬头看。他还在微贱的时候,就能结交刺客报仇,在绿林避难,以豪杰成名。怎么会贵为君王之后,反而到了这种情形?定是作者曲笔逢迎当时(权势),衬托光武帝刘秀的美名;用阿谀的言辞取媚君王,来雪刘伯升(刘秀之兄,被刘玄所杀)的仇怨。而且光武中兴时期的历史,都出自东观(当时的修史馆),有的是汉明帝所定,有的是马皇后修订,而后国统延续,书籍都没有改动,于是冒用别人姓名(指汉明帝以别人名义修史),空流传了假的写史者。陈寿《三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史官,所以灾难、祥瑞都没有记载。”但是又说黄气在姊归出现,群鸟坠落在江水中,成都有景星出现,益州没有宰相之气,如果蜀国没有设置史官,这些事从何得知?大概是因为陈寿的父亲在蜀国被羞辱受了髡刑,所以才加以诽谤。
古代诸侯争霸,胜负没有定数,但是别人的长处一定要夸赞,自己的短处也不隐讳。到了近古时代,不再听到极公正的言论,都说自己的国家好,都说别人的家庭坏。而魏收(《魏书》作者)因为元氏(北魏)发源在华夏的边远地区,被华夏各部所欺凌,于是把自己抬举的很高,
把桑乾地区比喻成周、汉国家;对中原排斥贬低,把自己蛮夷之地和建邺(今南京,当时南朝国都)相提并论。作为敌对的两国,打仗结怨,在檄文当中,相互诬蔑敌人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写入史册,就不好随便写了。如果不理解这个意思,怎么能谈论历史呢?史书上的曲笔虚假,不过十分之一二,谈论作者的罪过,已经太过太多。而魏收在史书中掺杂寓言,几乎超过一半的内容,从仓颉以来,很少见这样的人,而李百药的《齐书》被称为实录,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李百药(字重规)的父亲(李德林,也是史官)没有写到的地方,魏收(字伯起)署以公辅(李德林字公辅)的名字,借其大名,此事和顾雍(字元叹)一事类似(顾雍的老师蔡邕,对他非常赏识,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他,所以师徒同名),既然受人恩惠就要回报,所以互相吹嘘赞美对方。但是一定要说鲁昭公懂得礼节(语出论语),我不相信。俗语说:“给敌人冠以贼的名义,就可以征讨他们了。”比如王劭的直言不屈,可以和古人相比。而魏书里的评论比较偏激,所以人们说它不够正直。没有说明他(魏收)的错误之处,却轻易的对他大肆口诛笔伐,这就是所谓的师出无名,不好取胜。探寻这种观点的起源,大概是因为王劭(字君懋)写史没有采用曲笔,直言不讳,所以获罪。有的人借史官之手,来报复私人恩怨,不然的话,为什么讨厌正直、憎恨主人如此强烈呢!
霜雪落下,才会见到松树的风操;国家丧乱,才能体现忠臣的气节。比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恪、毋丘俭,齐初的刘秉、袁粲,周末的王谦、尉迥,都是破家殉国,视死如生的人。而历代的史书,都称他们为逆臣,怎么能够激励名教,来规劝臣子们呢!古代记载史书,让贼臣逆子们害怕;现在记载史书,让忠臣义士羞愤。若使南、董(南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时史官,以直言不讳著称)有灵,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愤恨不已。
从梁、陈以后,隋、周之前,那些史书都是贞观年间史官们所撰,近代的事情容易查证,真假可以分别。那些朝廷贵臣,他们的父祖都有传记,考察史实,都是子孙们捏造的,如果去询问凡人、老人,事情和他们子孙说的有所不同,大多都不符实。如果前秦的人不死,就能验证苻生(前秦皇帝)是被诬蔑了;蜀国的老人还在的话,就知到诸葛亮多被歪曲了。这都是自古都值得遗憾的事,不仅仅是现在!
史书的作用,是记录功过,抑恶扬善,一朝得失,就会荣辱千年。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如何能称史官。但自古就没有听说因为直笔被杀,也没有听说因为曲笔获罪的。所以隐侯(沈约的谥号)的《宋书》有许多臆测,萧武帝明知但没有问罪他;魏寿的《魏史》也多有失实,齐宣帝明知也没有谴责他。所以让史臣能够凭自己的爱憎,自己的良心,进不怕权势,退无愧自身,追求实录,不是很难吗?啊!这也是君王们应该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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