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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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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体系。
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
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宇宙论图式。
利用和改造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极力建构一个可以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根据的系统而完整的宇宙论图式。并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并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把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又彼此影响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他的理论核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
“天有四时，王有四政”
董仲舒建构儒家式的宇宙模式，最终在于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至高无上进行论证。又对“天”进行了神秘主义论述。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1）君权神授（2）皇权又要受到“天”的制约
提出了“三纲”（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造。阳尊阴卑
历史循环论“三统”“三正”
董仲舒的新儒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理论前提，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候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而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候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好在秦朝的统治并不长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击败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儒学的一个新时代。
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董仲舒所推广的儒学是经过他精心改造的，与传统的儒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天人感应说
天的概念，先秦时代早已有之，如西周的以德配天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天的权威受到质疑，但是诸子百家学说当中，对天的概念还是多有提及。儒家的“天”在孔子那里是敬而远之的，在孟子那里则是“顺天命，尽人事”侧重于人的作用，而到了荀子那里，则进一步变成“制天命而用之”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没有顺着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思路发展，而是从墨家学说里面寻找源泉。墨家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有德性的，无处不在的最高主宰。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避凶趋福，事实上人的作用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董仲舒的“天”进一步总结发展了前人对“天”的认识。在董仲舒之前天与人是有明确的界限的，人与天的互动在于人是否符合天的意志，而董仲舒则给天添上了人的色彩。人与天不再是单向联系和不可知的，而是可以与之建立起沟通的渠道的。不单只是人必须服从天意，天还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人以警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至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天成为一个人性化的神，有喜怒哀乐，是人间最高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董仲舒的“天”具有明显的神化特征，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性。天的这种地位有三种作用，一在于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权力来源，天子以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而相应的人民则应该服从天通过天子在人间的统治。第二方面则在于对天子的制约，由于天子的统治权在于其道德符合天意，如果天子出现不符合“天”的意志的行为，人民则可以根据天所作的警示来选择一个新的统治者。第三个方面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天就想一个无处无时不在的监督者，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调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天成为人民道德自律的一个监督者和动力。
为了论证天的存在，解释天的意志的表达方式，董仲舒又从阴阳学家那里借鉴来了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社会的各方面分门别类，用五行的观点，阴阳的观点重新加以解释。
二、阴阳五行的映射——三纲五常
首先是宇宙观，创建了自己的宇宙观，即天有十端说: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和人。今端”以外的东西，分别属于所贵的某一端，人则超然万物之上。他认为人本于天，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人从形体到精神都是天的副本，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而粕贵阴贱，天之制也”，反映了董仲舒不仅把阴阳赋予人的情感意志，而且还用它来规范封建社会人伦的上下、尊卑、贵贱关系，以此来为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和政治制度寻求理论依据。
其次便是社会关系。自然界的阴阳五行投射到社会，变成了君臣父子之间的秩序。以天合人，又以人合天，便是其神学的天人合一”论。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论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把三纲”之源归于天”，附会于阴阳，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所谓五常”，则是指仁、义、礼、智、信五常，王者所当修饬;王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力一外，延及群生也。”董仲舒将这五常看作是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准绳，维护封建统治，防止人民造反作乱的堤防，其目的则是要达到教化立、堤防完、习俗美、奸邪止”，从此以后，生纲五常”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教条，其本质是统治阶级控制人民的思想武器。
三、性三品说
孟子与荀子在人性论上曾有过完全不同的观点，即著名的性善论与性恶论。董仲舒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损益。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种，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斗筲之性者不可善化，圣人之性者不教而善，两者都是少数。多数则是可教化的中民之性，而教化中民之性的责任则在于王者，‘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都指的是万民之性，并没有作多数人跟少数人的区分，而董仲舒则对人作出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中民占据了人的大多数，这些人的自我修养靠的是天子的王教，再一次的将统治者的道德拔高到人民之师的地位。
四、义利观
义利之辩从孔子那里就开始被关注了。但在董仲舒之前的儒家学者大多强调义，而很少涉及利。董仲舒从阴阳学说出发，认为“天之生人，使之生义与利”认为义与利是人自然的属性。义是满足人的道德需要，而利是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因而在两者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不再一味强调舍利求义。而是强调义与利都是人的基本需要。但是在道德实践上，义与利并不因此而获得平等的地位，因为利只是用以“养体”，对于道德实践来说，义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把义作为区别人与非人的特征。“人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董仲舒最终将其对“仁”的理解迁移到义利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认为仁“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语见于《汉书•董仲舒传》，而《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则是:“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对人民的道德领域提出了舍利求义的要求。
正是董仲舒对传统儒家学说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调整，备受打击冷落的儒学才能紧随时代的发展，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最终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得以在中国流传长达两千多年。但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过于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将很多落后的神学观念引进了儒家学说，为儒家学说的没落种下了祸根。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
兼论其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
——刘蕴之 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㥮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正是从这种发展的眼光出发，他接着又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承认人们的欲望，承认人们对欲望和财富追求的无止境性；而且认为，如果有谁想遏止这种追求，那必将是徒劳无功的。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带有极大的合理性。他在《货殖列传》里又说：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所说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符合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的意思。
司马迁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的。他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还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列，说：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畜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辩证发展的历史观，是他“见盛观衰，原始察终”的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循此下来，就产生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
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说：“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虚言也。”有些论者认为，他在《游侠列传》里借鄙人之口所说的“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以及引用《庄子·箧篇》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都是愤激之语。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却是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他能认识并道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边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司马迁才主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才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看法。(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货殖列传》)。
在表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方面，《平准书》可以说是对《货殖列传》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平准书》就是记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因之”以至“与之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一部专史。《太史公自序》称，“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名称
中文名称
中文名称: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作者
作者:夏京春
工作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原文
摘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原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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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北京工商大学夏京春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和卓越的文学作品,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具有精辟的见解和开创性的贡献。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钱先生看到了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我国正史中多数都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记载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是与司马迁在史书中写入经济问题的开创性的贡献分不开的。
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经济繁荣的汉武帝时期,他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先秦以来“重本抑末”的传统观点,主张发展工商业,推崇个人致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记述了春秋以来的著名商人的活动,分析并论证了商业活动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商业活动在发展经济、富国利民上的重大意义,表现了唯物思想的光辉。本文拟从《货殖列传》入手,分析并探讨一下司马迁卓越的经济思想及其价值。
一、“五之”说
从历史上看,汉代商业在市场商品流通广泛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尽管汉武帝大力发展官营商业,但仍然不能遏止民间自由商业的发展。司马迁描述当时的状况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任其能,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这都是为的去“求富益货”;那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地到处奔波,也都是为的去“奔富厚”。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活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他认为这既符合“道”,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对于人民的趋利求富的活动,为政者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呢?司马迁同时代人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他把“万民之从利”看成非常可怕的事情,主张用“教化”去围堵和遏止。司马迁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人们追求富裕“逸乐”的生活,“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是自古已然,即使以精妙的大道理挨门逐户去说教,也是“终不能化”的。面对这种客观情况,司马迁认为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五之说”是司马迁对发展工商业问题的总看法,提纲挈领,非常全面。
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有区别地肯定前四种做法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自然,即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放手发展市场经济;其次是因势利导,“疏”而不“堵”,也就是国家的适度干预与调控;其次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太史公自序》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可见,“因之”是有前提的。国家让“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首先是由于他们“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如果他们有“害于政”,有“妨百姓”,就要对他们“整齐之”,“教诲之”。司马迁在实录历史事势发展中似乎已经朦胧看到经济与法制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加以适当控制,这是很了不起的。司马迁最不赞成的是最后一种做法——“与之争”,同老百姓对抗,不让老百姓去求富益货和趋利奔富。这里的“与之争”,是针对汉代实行的禁榷制度和国家官办商业、工业而言的。由于汉武帝残酷打击私商,车船税重,因而私人工商业急剧减少,流通阻塞,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苦。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反对汉武帝推行的官工官商制度。“五之”说是司马迁对治理国家的经济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可以说是“五味俱全”,用心良苦。
二、分工说
司马迁不愧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头脑的历史家,他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鄙视工商业,而是认为各行各业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当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来看,已经出现了地区分工的倾向,例如“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就是说,已经有农业发达地区、半农半商地区,有商业、手工业发达地区,有畜牧业、蚕丝业发达地区的区别了。司马迁看到了“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贩物求利,贸迁有无”,各种各样的经营,能积累像大山一样多的财富,商人们的贩卖活动,虽然是为了牟取利润,但他们的往返贩运,却起到了沟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作用。司马迁在概述了各地物产以后指出: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信食之原也。”在这里司马迁把商业与工业、虞业、农业四者并提,充分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这与当时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在处理农工虞商的关系上,司马迁主张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在卖粮的市场上,一石粮只值二十几钱,便会损伤农民利益,一石粮上涨到九十钱,商人的利益便受到损害而无法经营。商人不经营,国家收不了税,财源就枯竭了;农民失去种粮的积极性,连草也不去锄了。出卖粮食,应有个价格限度,最高的价格,不能超过八十钱,最低的价格,不能少于三十钱。按这个幅度掌握,农民和商人的利益都不会受到大的损害,都有一定的利润。必须看到,粮食是一个重要商品。民以食为天,只有稳定了粮食,才能稳定人心,才能处理好农工、农商之间的关系,国家才能繁荣稳定。司马迁这种重商而不轻农、重农而不轻商的经济思想是十分中肯的,全面的。
三、奔富说
在《货殖列传》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反复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老百姓向往富裕和追求尽可能好些的生活享受,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人活着就需要衣食住行,患贫致富是所有人的追求。司马迁对社会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目的有一番精彩的描述。他写道:“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为了求富取利。因而,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然而,统治者却总是标榜自己没有任何的欲望。《礼记·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似乎是劳动人民唯利是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统治者追逐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了下来,他说:“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看到了人类这种追求物质的本性,不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将军宰相,大家爱财的本性都一样,这就把几百年来统治阶级泼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污秽,收起来又向着统治阶级泼了回去,这对于劳动人民是一种有利的维护,而对于统治阶级则是一种有力的揭发和嘲弄。难怪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极为浓重的班固批评司马迁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司马迁写《史记》所具有的高卓见识和反传统的倾向。
此外,司马迁还把“富家”与“富国”统一了起来,即既要“富国”,也要“富家”。但只有“富家”,才能“富国”。因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只有“富家”,才能扩大国家的财源;只有“富家”,才能治国,“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四、“素封”说
司马迁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权势和地位总是同财富紧密相连的。《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连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到了秦和汉初,由于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还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司马迁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物之理也”这四个字很重要。它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这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鼓吹的“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点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天命的意义。
五、礼仪说
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道德观念,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司马迁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他赞赏管子的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就把统治阶级的礼仪道德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礼仪道德是由经济地位——富——所决定的。这个观点尽管有些机械,似乎否定了道德对人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对的,是经济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决定经济,这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另外,司马迁还指出了所谓道德还有它极其虚伪的一面,它是供财富占有者、供权势者们经常涂用的一种美丽的脂粉。司马迁说:“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谁有钱有势,谁就有道德。这里的言辞不无偏激,但它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和统治者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
六、生意经
司马迁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和方法。例如,奇巧取胜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勤俭节约,劳动致富,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用奇巧取胜。那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是愚蠢的。只有善于用智谋,勤于思考的人,才能真正富起来。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财富的来源,并不固定于什么职业,就像货币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善于经营者,能使财富像车子的辐条汇向车轴一样向他集中,不善于经营者,即使原来有一定基础,也会被他搞赔,散失掉。
降低成本说。司马迁引用当时谚语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超过百里之外不去贩卖柴草,超过千里之外不去贩卖粮食。因为柴草、粮食之类商品,远距离贩运,必然增加费用,加大成本,减少利润,很不合算。这说明由于地区贩运业的发展,商人已经懂得区别不同商品组织地区流通对经营盈亏的重要意义。
贵出贱取说。司马迁指出经商要有预见性,要能够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掌握“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物价规律,看准行情的起落。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只有注意市场行情变化,了解市场商品剩余和缺乏情况的人,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昂贵,什么东西低贱。又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商品价格昂贵到极点时反过来就会低贱,低贱到极点时就会昂贵。这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经营者在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抛出去;在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你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你的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源源而来。
择人任时说。除了抓时令、赶季节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说:“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谋生计、做买卖的,都具备能选择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和凭借时机、抓住季节的本领。作为经营者,能够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实际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备了“人和”的条件,此外,就是讲究“天时地利”了。薄利多销说。“欲长钱,取下谷”,要想使资金增长,最好去经营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谷杂粮。这些下等粮食虽然利薄,但是销量大,利润反而多;而那些高档商品,虽然利润大,但由于购买对象少,必然会“曲高和寡”。
此外,还有寻根求源说:“长石斗,取上种”,要多收购粮食,就得选择良种来供应生产者,以便增加产量;开源节流说:“忍嗜欲,节衣服”等等。这样有理论依据的生意经,在司马迁以前还没有见过。今天读起来,对经商处事也是有启发的。
七、“三富”说
司马迁热衷于说富道富,但并不是正邪不分地鼓吹发财致富。他将社会上的富有者分为三类:“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而发财致富的人;“末富”是指经商而致富的人;“奸富”则是指那些“弄法犯奸而富”的人。司马迁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求富,是人的本性。不论什么人,都不愿意长期处于贫穷之中,只不过在求富的形式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不论以什么方式方法求富,都应以正当劳动,以不损害别人、不损害社会为前提,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些靠作奸欺诈获取财富的人,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司马迁说:“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清廉的官吏搜刮少些,就能做得长,时间长了,也就富起来了;不贪心的商人羸利虽然少些,也能富起来。
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富,也有正邪之分,那些靠侵吞公共财产、盗窃国库、贪赃枉法、走私漏税等非法行为而发不义之财的经济犯罪分子,也是“奸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保护一切正当的富,但绝不容许破坏改革、危害社会的“奸富”分子逍遥法外。财富与道德之间,金钱与尊严之间,是应该有也必须有一道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当财富增长缺乏一种道德自律与约束时,财富对人来说是真正致命的打击与毁灭。所以,“教诲之”的问题也是一件大事,要使人们能够在趋利逐利、发财致富当中不忘“大义”之所在,也就是说,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集体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八、商业地理说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西汉以前的经济环境为背景,以实业家的活动为主线,分区论述了各地的地理环境、社会风气、经济发展和物产。司马迁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流通,尤其是地区流通,所以他特别重视地区之间的往来和都会的商业中心作用。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已形成了五大经济区域:
一是关中经济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四川。在这个经济区“自(今陕西陇县南)、雍(陕西凤翔县南)以东至河(黄河)、华(华山),膏壤沃野千里”,土地把沃,物产丰富,人民“好稼墙,殖五谷”。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二是三河经济区。西汉以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为三河区。“昔唐人都河东(指黄河以东的尧都晋阳),殷人都河内(指黄河以北的殷墟),周人都河南(周平王都黄河以南的洛阳)”三河在天下之中,三足鼎立。所以,唐尧、商代和周代先后在这个区建都。这个经济区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民风勤俭朴素。“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交通便利,是中原的商业中心。
三是燕赵经济区。包括今河北和山西部分地区。燕、赵“有鱼、盐、枣、粟之饶”,物产丰富。赵都邯郸和燕都蓟是这一经济区的两大商业城市。
四是齐、鲁、梁、宋经济区。包括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位于泰山北面的临淄,是齐国故地的商业城市,“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而鲁国故地则“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鸿沟以东,芒砀以北,至巨野,是梁、宋两国的故地,人民多务农为业,善于储藏备荒。
五是楚、越经济区。包括现在的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这是战国以后形成的经济区。越国灭吴国之后,得有江淮以北,楚国又灭越国得有吴越之地。所以,司马迁把这一经济区又分为西楚、东楚和南楚。西楚,从沛郡西至荆州。这里“地薄,寡于积聚”。但在楚夏之交界的陈(今河南睢阳),又“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东楚,包括现在的徐州(彭城)、扬州和苏州地区。这里“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所以吴王刘濞曾在东楚罗致天下逃亡分子,铸钱煮盐,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南楚,包括淮南的衡山、九江二郡和江南豫章(今南昌)、长沙二郡。这里物产丰富,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楚都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后,寿春就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合肥是皮革、鲍、木的集散地;番禺(今广州)是珠玑、犀、玳瑁、果、布等的集散地。
上述五个经济区域及其商业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利于商业往来;各经济区的商业城市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治中心,又是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贷者聚居的地方;商人贩运各地区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封建官吏、地主、富商等的消费需求。西汉五大经济区的形成和商业城市中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显示了西汉商业是相当兴盛的。司马迁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商业地理学和商业发展史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高度赞扬了私人工商业者们的特殊才能,表彰了他们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通过说富论富,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某种朴素的唯物的因素。司马迁论货殖,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今天的商品经济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司马迁所提出的观点仍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东北人（此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渊源于古代之北蛮夷，略带有鲜卑之血统。后起于满族之昌盛，大同于民国之初。
东北历史上名人很多。基本都为皇亲国戚。如努尔哈赤，张作霖，张学良。
东北人天性豪爽，激情而张扬。内质刚毅，外表强悍，实为表里如一也。然而，身体强壮，而大脑却略欠发达。以致历史上，东北人成为“智商者”的“枪杆子”，也从而就有了东北军的威震神州。
东北多伟男，少美女。男人多为身材魁梧，面堂高挺，声音洪亮；但粗野蛮横。女人多为娇柔造做，华而不实。且抽烟喝酒样样精。
东北人性格随意而张狂，欠温柔之涵养气息。东北人的打杀骂人作风是闻名遐尔，尤其粗话，野话，无人能敌，无人能挡。想当年“二王”千里走“麦城”，落得个中原大地“草木皆兵”。
北京人。
渊源于山顶洞人。古老的历史，古老的底蕴。
北京本地历史上属于燕国之地，很少出名人。不过元杂剧《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倒是北京人。作为几代的古都，北京本地虽然很少出名人，但中国人近乎过半的名人却都在北京。
北京人自豪于元明清三朝的皇家胜地，更自豪于***五星红旗的升起。北京的天地是大气的，人却显得小气。拘泥于传统而墨守成规。四合院，二锅头，花里胡梢是京剧。
真正的北京人是不排外的。就是排外，其排外的意识已被敦化。征服北京的不是北京本地人，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
北京人的性格实在，没有过多虚伪的修饰成分。对人自然而随和。一碟小葱拌豆腐，一瓶二锅头，瞎侃乱侃是北京普通男人的特点。但侃来侃去，北京人就是不侃政治。
河北人。
渊源于山顶洞人及蒙古人种的混合体。
自身的存在都是朦胧的，所以更难说清本在的真实了。
河北历史出了几个名人，但略显渺小。有名医李时珍，董必武，以及抗日将领冯玉祥。
河北人自古欠缺独立性，这是同他们和皇家胜地北京近在咫尺的距离有关。常年蹲在墙角下，又怎能不受城墙的影响。唯一的骄傲“承德避暑山庄”也只是皇帝的行宫而已。所以，河北人从来是看北京人行事而行事。就连说话，也是绕着圈儿的学北京话，但就是学不像。
天津人。
渊源于山顶洞人的旁支。自古京津是不分的。风俗和人情基本相同。
天津因地狭的原因，历史上属于燕国之属地。所以，本地很少出名人。倒有一个泥人张可以一提。
天津人性格豁达，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之嫌疑。天津人本性幽默，所以就有了他们幽默的“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麻花”，另外还有马三立的“逗你玩”。
天津的本地话很有特点。原始而富有磁性。地方不大，正统的风俗却没被同化。实为庆幸。
内蒙人。
渊源于标准的蒙古人种。古时被统称为匈奴及北蛮族。崛起于成吉思汗的挥戈射雕，鼎盛于忽必烈的大元纪年，衰败于朱元璋的驱逐鞑虏。
内蒙历史上最伟大的名人为铁木真及忽必烈。
内蒙人体形粗壮，面宽耳阔；臂力过人，威猛彪悍。成为匹夫之勇的楷模。但心底善良，为人敦厚，少有歪门邪念。
一曲《草原之夜》，一只红通通的烤羊腿，一杯奶茶，天下的来客都会成为内蒙人的朋友。
山东人。
渊源于黄河文化之中原正统。鼎盛于春秋齐鲁儒道之传播。
山东的齐鲁文化曾经属于中国的先进文化之一。尤其孔子的儒学更是成为历代帝王所尊崇的正统。
山东历史上名人荟萃，尤以春秋战国时代为最。如一代明君齐楦公、神医扁鹊，书法大家王羲之、宋朝著名词人李清照、辛弃疾等等。
山东人的精神支柱是孔家思想及孔府。这也是他们聊以傲然的所在。中国历史上出思想家及哲学家最多的地方是山东（如孔子和孟子）。五岳至尊的泰山也在山东，古来就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说。就是始皇大帝也不忘在泰山的崖壁上刻上他包举宇内的功勋。
山东人思想保守而拘谨，好于精神胜利法。藐视现实好于理想主义。且不乏有乌托邦之超越想法。
山东人人高马大，就是女人，其脚的码寸也是江南女人的一倍。山东多伟男，但少俊男。山东无美女，就是有美女，本地话一出口，令人大迭眼睛。山东人好酿酒，但酒大多是劣质酒。山东人好吃大葱和大蒜，所以，大多数山东人都有口臭，但却很少有人得癌症。
山西人。
渊源于黄河正统。但也不排除有古代各路蛮夷之混杂血统。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就是山西。山西历史上所出的名人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况，一代霸主晋文公，宋代学士司马光等等。
山西人对于中国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无疑伦比的贡献。洪洞县的大槐树下，自明初就有数百万人被被迁往全国各地开荒造田。
有俗语称谓山西人为九毛九。说明山西人的吝啬度是超乎寻常的。山西人的性格是复杂多变的。怕事，拘谨，羞于外露而又勇敢，放纵，具有献身精神。就如土军阀阎大人抗日一样，挥着大刀赤膊上阵。还真有点民族的骨气。山西自古很少出美女，仅有的一个貂禅也是空前绝后。
山西人好喝醋，所以，山西人更爱“吃醋”。
陕西人。
渊源于蓝田人种。为中华民族正统。
陕西的历史底蕴是无疑伦比的。曾经的汉之祖先轩辕下葬于陕西的黄陵。更不要说它的十三朝古都，始皇兵马俑，以及杨贵妃的洗澡堂华清池了。
陕西人自豪于他们的这种历史。更自豪于秦始皇冲出潼关灭六国的伟大统一事业。殊不知，秦始皇非陕人也。就是所谓的轩辕帝的原籍问题，陕西人同山西人，河南人也是争执不休。
陕西人四肢发达，大脑却迟钝异常。他们安于保守，安于现状。厚道中潜藏着不满的怨愤。只会大喊着唱秦腔，而不会小声的赚钱。陕西人和东北人一样，其谩骂人的风尚也是数一数二的。
陕西历史上的名人很多，如白居易，孙思邈，司马迁，李自成等等。陕西人号称为名小吃繁多，但很多的名特小吃都是回民的。
陕西人的一大困惑，小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兵大喊着打回老家去。陕西人的二大遗憾，自古长安帝王都，为什么当代选首都的时候不是西安而是北京。本人就是陕西人呵呵但我觉得说自己的省说的有点那个了
河南人。
渊源于黄河流域之中原正统。更属于轩辕氏的嫡系之后裔。
河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其洛阳，开封为历史著名古都。河南人对待其历史，是弘扬和自傲的。尤其，河南人同山西人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很大的贡献。在北宋末年，赵氏皇帝携带百万河南民众，为躲避金国的侵略而大举南迁。所以，目前江浙一带很多人的祖先为河南人。
河南人在历史上饱受苦难和磨难。因为，所处中原大地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战乱不断。从而促其四处奔波而流浪。如今，河南人遍布全国各个省份，也算是一种人力的征服。
河南人，自改革开放以来。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但公平的说，那也只是几个老鼠害了一锅汤。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天涯何处又无坏人呢？所以，河南人不必自卑。应该骄傲于河南人的遍布神州。
河南人比较讲义气。河南人好爱少林功夫。河南人胆量过人，从而也出了很多亡命之徒。河南历史上的名人为道家的创始人****。还有大美男潘安，以及民族英雄岳飞。不过，河南在小日本侵略中国时也出了很多汉奸。
甘肃人。
渊源于蓝田人的旁支。隶属于黄河汉之正统。但也不乏北方羌夷的混杂血统。鼎盛于西夏王朝。衰败于成吉思汗之南下征服。
甘肃有句俗语：金天水，银武威。但挑来挑去，就是兰州，景象也好不到哪里去。甘肃地貌多为黄土和戈壁。所以，有个叫“三不拉”的地方，寓意为连牛羊兔都不在那里拉屎。可谓凄凉异常。
甘肃历史文化盛名。尤以敦煌莫高窟为最，其次为丝绸之路，再其次为“马超龙雀”及嘉峪关了。
甘肃历史名人为“飞将军”李广，唐高宗李渊，“诗仙”李白。而今名人泛多，多为嘴上功夫。尤以央视主持人为最。
甘肃人保守，憨厚，善良。性格多为呆板，少创新。甘肃人因其风沙的缘故，多为红脸蛋。但身体健魄，少有感冒之侵扰。
宁夏人。
渊源于“水洞沟文化”。属于黄河文化之支流。血统复杂，多为西北方蛮夷混杂。其中尤以北狄，西戎，回讫为最。
鼎盛于西夏，覆灭于成吉思汗的征服。
宁夏为中国最大的回民聚集地。尤其以马姓为最。想当年的马洪魁，马步方为著名之“马匪”。
宁夏地况多为戈壁。盛产枸杞，贺兰石及大米。
宁夏人喜欢用枸杞泡酒，听说能治愈男性病。宁夏为回民族自治区，食多以清真为主。宁夏人好吃牛羊肉，忌讳谈猪。
宁夏人外表凶恶，实为心底宽厚。如果，真的动起粗来，宁夏人手中的宰牛刀可是锋利无比。
宁夏无美女。就是有，也被盖头蒙的难以看到。
宁夏人多信奉伊斯兰教。相信真主。宁夏人崇拜的名人为本拉登，因为他是伊斯兰教世界的斗士。
新疆人。
渊源于匈奴，突厥，鞑靼，蒙古，维吾尔族之混合体。血统尤为混杂。民族成分也尤为复杂。
历史上自清军平叛准噶尔之前，新疆一直处于动荡不稳定时期。所以也促使了新疆本地人好武的传统。自清以来到2000年近250年的移民，汉族已经在新疆成为多数民族，维吾尔族退居第二，这是新疆永久中土化的最实质性的保证。同时，塔吉克、阿富汗属于塞种人，说东伊朗语（波斯语），成了伊朗争夺的对象；突厥国家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成了突厥领袖土耳其的文化势力范围。
如今的新疆属于多民族的省份，所以，对于新疆人的看法很难评判。除过西迁的汉人外，新疆本地人大多都信奉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伊斯兰教。不过，在这里可以提一下新疆人的许多禁忌：一是性感禁忌（女性的穿衣尤其谨慎）；二是窥视禁忌（万不可凝视对方过久）；三是放屁禁忌（包括公众场合的有声屁贺和无声屁）；四是饮食禁忌（非清真的猪，驴，狗肉是万不可吃的）。
新疆维吾尔族的男人长相一般都很英俊，女人一般都很漂亮。但大多有狐臭。
西藏人。
渊源于古时吐藩的嫡裔。掺杂有少许西北方蛮夷之血统。鼎盛于松赞干布的吐番王朝。衰败于忽必烈的向西征服。
汉藏交流源远流长。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的远嫁吐藩，就是有力的说明。元朝建立后，西藏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隶属行政区。从而进入大元帝国版图。明清两朝对西藏的管辖更是制度化和法律化。
西藏人信奉喇嘛教。所以，他们建立了豪华的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和班禅为其信仰宗教领袖。
西藏人因其高原气候，皮色黝黑，同印度人的肤色有所相象。西藏人对待朝拜尤为重视，一步一拜，虔诚而不倦。西藏人的脸色一般都是纯真和宽容的。西藏为佛之国度，在那里你会找到什么叫“圣洁”。不过，一般的藏人很少讲卫生，行为拖沓。但对客人友好倍加，一条哈达，一把藏刀，一壶奶茶，聊以他们的诚意。西藏不出美女，所以，汉人的公主就会远嫁西藏。
湖北人。
渊源于黄河长江流域之中华正统。鼎盛于春秋战国之楚。衰弱于始皇帝的征服。
湖北的湖泊数量为中国之最。所以，湖北人爱吃鱼。尤以鲳鱼为名。楚人所自豪的在于他们的先古之楚文化。略逊于中原，却略高于南蛮。楚人赖以骄傲的祖宗之一庄王曾说自己“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说明了湖北人之狂妄自负心态。
湖北人聪明。聪明的有点狡猾。湖北人对于自己的地理意识永远是模糊，不知道是属于北方还是南方。所以，只有站在黄鹤楼上呜呼哀哉的大谈中庸之道。
湖北人好斗而勇猛，但却缺乏理智的思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却被秦而亡。所以，后来的项羽只能“无颜愧对江东父老”。
湖北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算是屈原，他的《离骚》，《九歌》，《天问》可谓登天之作。湖北出了个美女叫王昭君，也出了美男叫宋玉。但也出了个叛国者叫林彪。湖北的女孩还算漂亮，但说起话来，有“模仿”四川话之难听嫌疑。
湖南人。
渊源于楚人之嫡系正统。其鼎盛及衰败皆属于楚之附庸。所以，湖南之历史，也是大受湖北之历史影响。
湖南人对于历史上唯一可聊以自豪的是古代水稻田的发展以及名人的层出不穷。造纸术的蔡伦，思想家王夫之，以及左宗棠和谭嗣同。近现代的名人尤其多，黄兴，***，刘少奇，彭德怀。十大元帅中，湖南的有三人；上将有十九人。另外还有画家齐白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可以说，在天降大予斯人的征程中，湖南人所做出的贡献是无疑伦比的。也从而就有了湖南人的“精神胜利法”。谁敢于向湖南人叫喊，列举的名人就能把你给淹死。
湖南人的确聪明。湖南人好于挑战性的事物，但湖南人容易产生叛逆心理。所以，湖南人好暴动和起义。湖南人张扬，湖南人不羁而难以管束。湖南是名人大省，但这些人出了湖南便忘记了湖南。所以，湖南经济落后。从而就有了“百万雄狮下广东”的打工生涯。也有了湖南妹子的悲惨凄苦经历。
安徽人。
渊源于黄河之旁支的淮河正统。属于和县猿人之族裔。另有说之曰禹之后裔。
安徽历史著名人物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庄子。《庄子》主要寓示的哲学思想为：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及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以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解释宇庙万物的产生。
关于****，安徽人同河南人对于他的原籍问题争执比较激烈。已被河南人所占，在这里不必再谈。但另有南宋湖南历史名人朱熹，他的主要著作为《资治通鉴纲目》。另外他对于儒家的中庸之学给予充实的完善。其次为东汉末年的曹操父子也是安徽人。创造的建安文学对后世影响很大。
安徽人爱唱黄梅戏。江青把这归类为黄色的戏种。安徽的男人模棱两可。安徽的女人朦朦胧胧。安徽人爱造反，所以出了个朱元璋；安徽人又趋于奴性，所以出了个卖国贼李鸿章（其实能不能卖国，老李一个人也是做不了主的，但他的贡献也是有的）。但安徽实为人杰地灵之地。《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医学家华佗，以及什么周瑜，包青天，还有陈独秀，胡适之等等都为地道的安徽人。
安徽人应该和湖南人计较一下，数风流人物，看谁更叱咤，看谁能淹死谁。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自然和人为灾害不断，从而家乡父老流离失所，四处求乞矣。安徽是近代出名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可以说安徽人左右了中国的发展！
江苏人。
渊源于南蛮的河姆度氏族之旁支。鼎盛于春秋吴越之雄起。覆灭于始皇帝黄河正统之大一统。
江苏号为鱼米之乡。也为水泊之乡。水稻渔业自古就比较发达。所以，江苏人爱吃大米和小鱼。江苏人天性小气，所以就有了“瘦西湖”。江苏人大气，所以又有了三大湖。江苏苏州园林闻名遐尔，但怎么看，也只是玲珑剔小而已。虽然精致，但属于鬼斧神工的人为雕刻而已，所以，江苏人历来做事谨慎，思想缜密。为人难以所查透。正也符合江苏人的聪明伶俐，乖巧而奸猾，复杂多变的个性。
江苏人多为小巧玲珑，尤以女子为最。手巧而赋有美感的江苏女子，以苏绣的盛名闯荡九州。而江苏的男子多为女性之相，说话温柔，行为矜持。但也不乏名人之出世，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南宋英雄陆秀夫。以及风流文人唐伯虎，还有极具个性的“扬州八怪”。
江苏的美名如雷贯耳，仅仅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令人憧憬不已。江苏出美女，尤以银铃般的声音，玉质的皮肤蛊人心魄。
浙江人。
渊源于南蛮河姆度族类的正宗。昌盛于春秋的吴越国盛。烟消于秦朝的兴起。
浙江很多人为北宋赵氏皇帝迁都杭州所带之河南人之后裔。杭州可谓有名古都。吴越三代五帝都曾建都杭州，更不要南宋了。浙江在南宋前，本位荒蛮之地，后经南宋先进文化及经济的大力发展，才逐渐昌盛起来。
浙江人自豪于“胜似天堂”的杭州。更以西湖的旖旎风景自已为荣。所以，浙江人只知道赏景，而不知道存亡的发展。以至被金国勒索，被忽必烈所灭。
浙江人天性孱弱，胆小怕事。但大多正直谨慎，循规蹈矩。男人只会花港观鱼，吟诗赋词，或是摇着檀香扇喝龙井茶。女人则为娇小玲珑，西子泛舟，弹着琵琶唱越剧。
出了个太守名人苏东坡，修了西湖又修堤。虽然他是四川人，浙江人却把他看做是杭州人。浙江出了个伟人叫周恩来。还有蒋介石。另外，文学斗士鲁迅，散文家朱自清；还有章太炎，秋瑾都为浙江人。
浙江人外表虽然小气，但不像江苏人纯粹的小气。他们以宽厚的臂膀和温暖给予许多流浪的文化名人以栖息，有唐代的张志和，近代的袁枚和龚自珍，还有胡适，徐志摩等。
浙江出美女。所以浙江就有了四大美女的西施。然而，如今的浙江俊男倒很多，伟男却很少；美女倒也有，只是嫌妾身材小。
江西人。
渊源于河姆度南蛮之旁支。鼎盛于春秋吴越楚时期。古越文化是赣文化的主轴。
在长达几千年的人口迁移中，江西古老的荒蛮之地被改观。吸取先进的文化。经济，人口也随之发展。如今的江西人多为中原及本土混杂血统之后裔。
江西人自古重文而修于理。江西人多信奉道教，江西的万寿宫就是有名的道教寺院。所以，江西人多善少恶，重于礼而轻于浮。安于心灵清静，讳于自我创新和挑战。
初唐的王勃曾在南昌写下有名的《腾王阁序》，对江西的溢美之辞令人流连。但他非江西人。但在东晋之时，江西出了自己的大诗人陶渊明，他的《桃花源记》明文遐迩。从此奠定了赣人的本土文化地位。后来在明代江西又出了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他的《牡丹庭》脍炙人口。另外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是江西人。
如今的赣人性格属于保守封闭型的。时常发生窝里斗。没趣的时候，就会捏捏景德镇的陶瓷。对待外物藐视而自负。好于精神胜利之法。好文的传统虽然没有变，但却没有大家出现。实为遗憾。
福建人。
渊源于南蛮河姆度族类之旁支。春秋战国曾属吴越管辖。略有吴越之混杂血统。
晋至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断，大量人口南迁成为一种趋势。自唐朝以后福建从荒蛮之地走向繁华。因其所处沿海的缘故，各路商家云集，海上贸易得以发展。
福建人笃信佛教，尤以妈祖为最。福建人好于漂泊，好于闯荡。有大海的气概。福建人遍布世界五大洲。海外的华侨多为福建人。福建人聪明，聪明的过于奸猾。福建人吝啬，吝啬的令人同情。
福建是历代出状元最多的省份。从中可以看出，福建人的聪慧和天质非同一般。福建在五代时出了诗人黄滔，在现代有个诗人叫舒婷。另外还有宋代词人柳永，明代文学家李贽。郑成功也时福建人，听说林则徐也是。不过，宋朝福建出了个状元叫蔡京，后来当了太师，倒成了汉奸。
福建无美女，更不要说有俊男了。不过，陈嘉庚倒是个标准的福建伟男。
上海人。
渊源于吴越之正统。掺杂各路蛮夷之精华之地。
上海是本无历史可言的。所以，单一的上海是历史的荒漠，更是文化的沙漠。当然，这只是对于上海本地人而言。
上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号为城市的地方。自十九世纪中末开埠以来。上海商贾云集，经济，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更有海外蛮夷横争圈地，本土各路神仙顺水掺和。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已是东方的纽约。现代工业规模已不可小觑。
上海人本性刁钻，习性奸猾。自视为傲然一切，鄙视一切。好于钻营取巧，包囊私欲。言谈尖刻，不留情面。性吝啬，好占小便宜。排外而自不量力。男人不像男人，倒有女人的脂粉相；女人倒像女人，但过多有风月相。
然而，上海本地虽然不出英杰。但很多英杰却出在上海，非本地人也，只是利用了本地的优势跳板而已。所以，上海人是可怜又可悲的。唯一的能聊以自慰的，就是它那个能装点门面华而不实的时尚城市而已。
两广人（广东和广西）。
渊源于南蛮百越之正统族裔。始皇帝灭六国后，随即攻入岭南，从而将百越之地纳入版图。
两广在历史属于边远的荒蛮之地。开发的也比较晚。到了清朝中期，随着外来贸易的交往，才逐渐得到重视。然而，也就因为这种边远，管辖不是很苛刻。两广成为历代暴动起义的发源地，同时也可以看出两广人的勇敢不屈精神。其中，近代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戍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广东；金田起义、镇南关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等则发生在广西。
两广在历史上出了很多名人，但多为匹夫的斗士及民主勇士，如洪秀全，刘永福；梁启超，孙中山，卢世芹等。很少见文学之大家。同时也出了一个大汉奸汪精卫。
两广是中国著名的侨乡。自古以来，漂落到海外的两广人不计其数。尤以东南亚为最。
两广历史上是不分的。广东人和广西人的祖先都为南越之族裔。就是如今的越南，其祖先追溯起来，也属于南越王之嫡亲。两广人的外貌长相都趋于相同，就是语言也是大同小异。其身材多为矮小，颧骨突出，目小深陷，鼻扁阔，唇厚而翻。自古两广不出美女和伟才。虽如此，但也另有长处，那就是大脑发达，聪慧而圆滑。好于做生意，好于赚钱。但本性自私而狭隘，好张扬，泛于浮夸。
云南及贵州人。
渊源于南蛮正统之元谋人族裔。公元前三世纪，庄跤从黔入滇，建立滇国。后被始皇帝所灭。
历史上黔滇不分。对于黔滇的开发从汉朝开始。后在唐宋得到进一步发展。忽必烈南侵略中国，曾封第五子呼哥赤为云南王。后来朱元璋率领三十万大军进入黔滇，给予蒙古驻军以彻底征服。不过云南却残留有许多蒙族的后裔。清朝的三藩之乱，吴三贵也曾统治过云南。
云南的历史名人有个叫孟获的，被诸葛亮七擒七纵。《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著名学者艾奇思，教育家熊庆来，文学家李广田等都是云南人。贵州历史上的名人为夜郎国的多同。夜郎自大的成语几乎家喻户晓。不过，云贵的历史名人不是很多，对于大家的出现更是少的可怜。主要局限于多为南蛮少数民族聚集处。所以，是可以预料的了。
云南出美女。尤以少数民族为多。例如阿诗玛。还有如今正潇洒于艺术舞蹈及歌坛领域的几个美女。贵州人虽然略欠。但他们却把心思放在了酿酒上，出了茅台和董酒。还有草药的开发上。
四川人及（重庆人）。
渊源于西南蛮夷之旁支。百越之族类。鼎盛于三国之蜀。衰败于晋之西侵。
因四川及重庆人本无历史差异。在此，以四川历史及人物一笔而代过。孰不另行
旁类。
巴蜀之地号为“天府之国”。物华丰富，人杰地灵。秦汉以来，对四川已经为正式的管辖。明清之后，予以西南蛮荒之地以彻底开发。农业，小商品经济得以发展。
巴蜀可谓是历史上文化之大省。人才辈出，济济一堂。著名的有唐代的诗人李白，杜甫，以及宋代的“三苏”；战国著名将领司马错，另有宋代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文学家巴金和郭沫若。朱德，刘伯承，陈毅，贺龙，邓小平等等都是四川人。
四川人口众多，民俗丰厚。但也局限于盆地文化的束缚，从而本性保守，封闭。且好窝里斗。四川人好战，也好骂。骂人的本事敢和东北人一拼。四川人身材多为矮胖，面宽，鼻塌，眼大，聪明而伶俐。四川人好喝酒，他们的酿酒技术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且名酒繁多。四川人好吃麻辣，所以他们的麻辣火锅及麻血旺明闻遐迩。
四川少伟男。但却出美女，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就是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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