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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三国志》：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三国志》：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於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於当世。《三国志》：“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司马炎：善哉，如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三国志》：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贾诩：诸葛亮善治国。刘备：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水经注?江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普洱府志.古迹》：“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镘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撤，固以名其山。”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从出土的塘库，水田模型与今比较，足以说明本地区自汉以来，在广泛开发利用水利资源，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就一直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的形式修筑堰渠、塘库，逐步将丘陵地带改变为良田。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一、书法篇:远涉帖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在他出生前四年，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首次把书刻文字称作“书法”。这标志着作为交流工具的“写字”，与作为美学欣赏与实用相统一的“书法”，正式拉开了距离，并使后者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艺术。这时汉隶已成为别具风格的主导字体，同时又始创了草书、行书和楷书，使篆、隶、草、行、楷五体基本齐备。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上述记载是可信的，特别是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从宋代开始，把前人著名书迹摹刻拓印下来，以便流传，称之为“法帖”。这一则记载说明：在宋代诸葛亮的书法作品是作为有示范意义的“法帖”流行于世的。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遗憾的是，现在还无法看到其书法真迹，这只有寄希望于考古的发现了。二、绘画篇：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以晋、宋画家为中古，以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的画家为下古，隋和唐初的画家则称之为近代。近代画家作品的价格与下古画家作品价格相近，而以上古画家作品价格为最高。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为希代之珍”。张彦远(生于公元815年)出身于宰相世家，家藏法书名画非常丰富，他的《历代名画记》，向有“画史之祖”的称誉，他的记载和论述，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是可信而难得的史论资料。从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又记道：“永昌郡，古哀牢国……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阴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从以上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诸葛亮不仅能画天地、日、月，而且能画各种建筑、车马、动物和人物。能掌握如此全面的绘画技巧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诸葛亮作画绝不是出于个人的闲情逸致，他的绘画艺术总是为他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三、音乐篇：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鬲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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