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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为何要迁都于洛阳？
天授二年(691年)正月，圣神皇帝在万象神宫接受尊号，规定旗帜以赤色为上，定都在神都洛阳。其实，从麟德二年(665年)开始高宗与武后就长期居留在洛阳，除了国家大典之外，很少回到长安。
有史记载，武则天迁都洛阳，是因为她把王皇后和萧淑妃残忍折磨陷害致死后，心中十分不安，好像是王、萧的鬼魂在作祟，经常在梦中出现王皇后和萧淑妃披头散发、血流满面、张牙舞爪的影子，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先是搬进了大明宫去居住，结果没有一点效果，恶梦仍然每天困扰着她，让她惊恐不安。为了躲避王、萧的冤魂，武则天才长期居住洛阳并迁都洛阳的。当然，长安的宫殿不仅给予她甘霖，也曾给予她苦水，留下一段坎坷的如泣如诉的回忆。离开长安这块伤心之地，到八百里以外的洛阳宫，武则天感到安宁和舒适。因而，迁居洛阳至少是躲避亡灵的一种办法。但事实上，武则天之所以迁都洛阳，更有其重要的原因。
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当时虽说天下太平，但也存在不稳定因素，山东一带的强盗时时出没，凡官兵到了，他们就骚扰不已，或拦路截车，或挖地为坑，或暗箭伤人。就连高宗要去洛阳休养，路途都难保平安，只好用盗贼头目与官兵一路同吃同住来保驾，才可平安到达。有一回高宗去洛阳，就是请万年县监牢中一位盗贼保驾的。天子行幸，竟由盗贼头目途中保护，这是有失体统之事，武则天哪能容得。如果迁都洛阳，则有利于对这些盗贼严加防范，促使社会稳定而巩固统治地位。
第二是经济上的原因。洛阳风调雨顺，积蓄充实，粮食和物资的储备较为充足，四面的运输条件也都便利，还有运河这条大动脉，很容易将长江以南的稻米及其它物资运送到洛阳，不像长安经常饥馑，有时就连皇宫内都吃不饱肚子。高宗就曾率百司禁军等人四次到洛阳“就食”，再加上官位机构逐渐庞大，官吏日益增多，官禄开支也日益增大，所以迁都洛阳就可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使朝中人心稳定。
第三个原因就是军事上的原因，洛阳能攻能守，战略地位优越。
这些才是武则天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
武则天迁都洛阳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人民愿望的。牛致功在《武则天与洛阳》一文中认为：“如果说武则天对历史的发展有过积极作用，首先应该肯定她建都洛阳，至少说建都洛阳期间，大大减少了劳动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洛阳就是在武则天的设计下一年年地繁盛起来。
司马光解释说：武则天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旧唐书》亦载：“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王、萧两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此时距武则天定都洛阳，已近二十年。况且，武则天称帝后，仍然在长安住了两年。因此，仅仅以王、萧两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岑仲勉先生认为，武则天“长期留居东都，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洛阳之取资东南，比关中八百里而近，吾人固不否认，然此实非则天之本意”。岑先生对武则天持贬斥态度，其言论并非十分公允。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笔者以为，陈寅恪先生之说很有道理，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就政治原因而言，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近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
武则天迁都洛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做出的明智选择，决非仅仅为了避免王氏和萧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淫享乐的私欲。武则天迁都洛阳有积极意义，它既适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
游玩嘛！当时，洛阳建设的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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