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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尽管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但是,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份,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义的立宪观曾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为时代,保守主义的立宪思想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都十分突出,同时存在着生存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三重危机,而康有为的立宪观最关注的则是生存危机,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无论是设制度局也好、满汉平等也好,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即使康有为的变法能够成功,也只能解决中国危机的一部分,即生存问题。但是一方面,清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一直受到合法性问题的挑战。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传统的统治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民主观念的引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熟,渐进的、调和的保守主义改革思想遭受更为激烈而迅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挑战,尤其是满族官员十分担心丧失既得权力,而人数众多的汉族则不满于长期以来的民族不平等。
其次,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非常深刻地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⒅虽然有人称康有为属于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确凿可信的史实足以证明,在戊戌变法以前就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⒆实际上,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来源于中国19世纪转型期的特殊阶层,他们虽然反对专制体制,但是由于当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阶层,因而又不得不依附于专制体制中的开明官僚。正因为如此,改良派为推动立宪所采取的行动具有软弱性。戊戌变法以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投靠帝党,而帝党由于缺乏实力,随时准备与守旧派妥协,从而导致“新政”失败。戊戌变法之后,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清政府内部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又因主张帝制和复辟而不见容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阵营,始终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第三,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就宪法的来源看,立宪主义包括立宪的价值学说和立宪的规范形式两方面,其中宪法的价值尤其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个“新开端”,反映的是新生的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康有为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维护旧体制。因此,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一方面,他强调宪法是“维新之始”;另一方面,又说宪法是传统的延续,认为中国的文教礼俗即英国的不成文宪法。⒇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传统:民权传统和君权传统,仅仅把它们统一在“法治主义”或者“宪法”的规范秩序当中。实际上,资产阶级宪法之不同于“古典”的(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宪法,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强调的宪法的精神不同。例如,激进的潘恩就十分强调宪法一词的政治意义,认为宪法不仅规范政府的组织形式,更是保护民权不受政府权力侵犯的立法。21康有为虽然认识到民权的价值,但是在权利的实现与权力的效率之间发生冲突时,他就难免要为“效率”牺牲原则。例如,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答人论议院书》中,康有为说:“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幼童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幼童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22在设立议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康有为一直称赞西方的代议制,但是他主张设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属于君主的智囊机构,而不是民选机构。不但如此,议院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机构,是作为封建君权的对立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康有为和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是从“通下情”的角度来认识其作用的。这样一来,议院的设立并不否定封建君权,相反倒成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的有效机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宪政实践的诸多两难困境。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有关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等方不住面争论的问题很多，下面选取五个争论较大的问题作一回顾。
第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中刚由官僚、地主、富商中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反映了“正在上升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们要求革除旧制,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康有为早期思想的特质是什么?有的论者认为今文经学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主要理论。而有的论者则认为康有为运用的是今文经学的躯壳,而进化论才是使其改革思想大放异彩的灵魂。还有学者认为康有为早期思想体系的构成是多层次的:将西学融入中学,将今文经学对抗古文经学,将明末遗民思想充实儒学,将陆王心学排斥程朱理学,将佛学扩充儒学。
第三个问题,康有为变法纲领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有为提出的变法纲领是开制度局。第三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是变官制。第四种观点则把康有为变法的纲领概括为“变科举,兴学校,更旧法,变官制,削君权,伸民权,开国会,定宪法”。
第四个问题,康有为从主张开国会、立宪法转变为开制度局,是不是一种“倒退”或“背叛”?一种观点认为康有为的这种行为,表明了他政治上的严重倒退。有的论者指出,“改良派一争取到接近皇帝的机会,马上就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抛到一边去了”。究其原因,“屈服于顽固派的压力,害怕‘愚民’起来造成大乱,这是康有为政治上发生倒退的根本原因”,此外与康有为的“个人的遭遇也有密切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有为从主张开国会改变为建议设制度局，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政治信念的“背弃”或“倒退”，而是一种“策略思想”。开制度局既不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倒退，更谈不上动摇变节，称之为施政纲领的具体化倒是比较贴切的。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政策主张的转变是因为个人处境的变化,因为既受皇上青睐和重用,当然以开非民选的制度局为宜。也有的论者认为对康有为政治纲领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情势,而不是维新派的个人境遇。还有的论者认为康有为的转变是“减少了空想成分,增加了务实精神”。他的建立制度局的计划是比较可行的,是一种“过渡形式”。
第五个问题,如何评价康有为的《大同书》?争论的问题主要在写作年代及大同思想的两个方面。
在写作年代上,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手稿的发现,“使我们无可怀疑地认定它是1901~1902年间所撰”。也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自1884年开始撰写,到1902年正式成书,可基本上列为戊戌前的著作。还有的论者认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较后,在该书最初发表之前夕。
同样,对康有为这部著作的思想意义和历史评价,史学界也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具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两重性质,是康有为政治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同书》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反动的。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大同书》“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给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一个虽属虚幻、但却美丽动人的远景”。而当时从封建营垒里走出来的少数知识分子，“在读到《大同书》的某些内容时，更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气”。
康有为（1858-1927），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学者，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又号更生，别署西樵山人、天游化人。他出生于广东南海丹灶镇苏村一个衰落的地主官僚家庭，后人因此尊称他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
在“西学东渐”的年代，青年康有为博览群书，开始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历程。从1888年至1898年，康有为先后7次上书，设计了一个以君主立宪为主体的救国方案。其间，康有为与维新派人士还在全国各地组织学会，建立学堂，创办报刊，广泛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在其影响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宣布正式变法。是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并下令捕杀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百日维新”湮没于血泊之中，但它作为一场政治、思想启蒙运动却青史长存。
此后，康有为开始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但始终没有停止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然而，由于未能随历史潮流前行，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并在1917年直接参与“张勋复辟”的丑剧，写下一生中的最大败笔。1927年3月21日，康有为病逝于青岛。
2，提到康有为，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尽管康有为也有历史局限，但毛泽东仍将他称为“先进的中国人”，并将戊戌变法视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准备阶段的环节之一。专家认为，在出生于佛山的历史文化名人中，康有为的地位无疑是最高的。
不切实际的改革家
生不逢时的空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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