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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作为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制约法则，最初并不是以法则来约定的。而是用“礼”这种方式，在孔子之前，这种礼就广泛存在了。商有商礼，周有周礼，不过孔子认为周礼“郁郁乎文哉”，所以他主张行周礼。并从小演练，后来还跑到周的都邑去请教周国的图书馆馆长老子，请教周礼的相关细节。并且他主张学《诗经》和《周礼》，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用礼来约束人，用诗来与作官方用语，相当于是判词之类的吧。用乐来宣扬教化。
不过在他生活的时代，已经是礼崩乐坏了。所以他的王道精神没受到君主们的欢迎。而他的后学商鞅却用霸道取得了秦孝公的轻睐。
孔子的弟子子夏后来在魏文侯那里教学。教导了一批弟子，比如李悝、吴起等人。他们拟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律《法经》，而相似的，跟孔子同时，吴国的孙子在吴国作将，也主张“教而诛之”，也许那也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军法。不过好像在他之前，就有田穰苴依法斩庄贾的事情了。军法应该早于民法和其他法。
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韩非子·五蠹》，以天下为己任，探求“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之道。此亦荀子所谓“大儒”之本真所在。韩非完全从现实出发，而不求“法后王”，亦是解决荀子... www.wsdxs.cn/html/guoxue/20090403/72076.html
韩非一再将文化事业与耕战活动相对比，在肯定人有趋利避害本能的前提下，强调放任文化事业的发展必将导致国家政治的衰败，而保证独裁统治的最根本之路便是全面推行愚民政策。由此他竭力鼓吹“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禁奸之心，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说疑》）。
韩非虽然师奉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在战国末期新形势下，他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却“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生于战国七雄纷争之世，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最弱小的国家，他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寄希望于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始皇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但秦始皇却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本来不任用韩非，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始皇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始皇信以为然，就把韩非交给法官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始皇后来感到懊悔，使人赦免他，韩非已经死了。(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从此结束了他冤屈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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