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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元代的戏曲剧本（又称“元杂剧”、“元曲”）和唐诗、宋词一样，历来被认为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达到相当的高峰。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的记录，他所知道的“名誉昭然”的剧作家就有90余人，剧本有450多个。实际上的作家和作品，当然远远不止他个人所知道的这些数字。在这庞大的剧作家队伍中，被称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是才华最高、成就最大的一个。他的剧本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如《感天动地窦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58年，关汉卿曾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得到过隆重的纪念，国内一百多个剧种上演了关剧，国外许多地方进行了关氏的研究或纪念活动。
可是，由于元杂剧大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描写了历史的真实，因而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压抑，剧作家们的情况只能从史书以外的记载中找见一鳞半爪，而又每多相互矛盾，使我们无法准确了解他们的面貌和成就。即以关汉卿而言，通过戏曲史家、文学史家们长期的发掘考订，对其生平和创作也只能在大体上取得近似的见解，一时无法解释或不得统一的悬案尚多。
比如，关汉卿的职业身份是什么？搞清这一点对研究其剧作的思想是有必要的。曹楝亭藏本《录鬼簿》说他是“太医院尹”，可是金元两史《百官志》都不见此职名。元代《世医得效方》卷首列有太医院24个官职，其中也无“院尹”。朱经《青楼集序》说他“是金之遗民”，入元不仕；即使有此官职，他也没有做过官。天一阁藏本《录鬼簿》则说他为“太医院户”。郑振铎等研究者据此推测关汉卿可能是个“接近群众的普通下层医人”；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也取此说，并在剧中从他的医生职业生发出许多情节，和他写剧本挂上钩。按元代户籍制度，百姓中划分为若干“户”，如服兵役者称“军户”，司手工艺劳役者称“匠户”。则“医户”也不一定必为医人，也可以理解为户籍属太医院管辖或为太医院提供杂役和其他服务的。
关氏的生卒年代，是确定他创作活动时代背景的重要依据。通常以朱经所说的“金之遗民”为据，认为关汉卿应该出生于金政权灭亡的公元1234年之前。元人杨维祯《元宫词》又有“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等句，王国维认为此关卿即关汉卿。
（《宋元戏曲考》）那么，公元1234年时，他应该已有相当年龄。张庚等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采取一般说法，认为关氏当生于公元1210年左右，人元时20余岁。另据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关的友人王和卿去世时，他曾往吊唁。据查，王和卿死于公元1320年。若关氏生于公元1210年左右，此时至少也有一百多岁。这么长寿似乎不大可能。又因各种版本《录鬼簿》均无关氏作《伊尹扶汤》剧本的记载，故而孙楷第曰：“余疑进《伊尹扶汤》之关卿，乃教坊之由金入元者”，“非剧作家大医院尹之关汉卿也”。（《关汉卿行年考》）冯沉君则疑心有两个关汉卿，“一个由金入元，一个生在元代，都会写剧本，后人把他们混在一道了。”（《古剧说汇》）然而这种巧合的可能性，目前还未发现有力的旁证。为了解决年龄的矛盾，一种意见是把关氏的卒年提早，认为吊王和卿事不可信，如董每戡《说元杂剧“黄金时代”》。又一种意见是把关氏的生年推迟，孙楷第《关汉卿行年考》推得最迟，主张他生于公元1241年到1250年间，卒于公元1320到1324年间。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也同意此说。孙氏的一个理由是关汉卿和著名女演员、南都名妓珠帘秀关系非同一般（田汉话剧《关汉卿》即以二人事业上相互支持，
生活上相互关心为主线）。公元1290年珠帘秀在扬州还很有影响，若关汉卿由金入元，此时己过60岁，与珠帘秀不相配。但也有人反向道：难道60岁左右的剧作家就不可以和正当年华的女艺人亲密往来吗？总之，诸家目前只能在“关汉卿大约生活在十三世纪”这个大概念下取得一致。
关汉卿共写了60多个剧本，现存署名关氏所作之剧本尚有10余个。其中《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望江亭》等诸家都肯定是关氏作品；而对其余近1/3剧本的考订则不能取得相同观点。《五侯宴》、《陈母教子》的曲文宾白风格，有人认为和关氏其他剧本有异。又如《单鞭夺槊》是关氏作还是尚仲贤作，或第三者作，《西厢记》第五本是否关氏续作等，自明清以来一直聚讼纷坛
再说桃杌，象他这样的贪官污吏，其实不独元代有，历朝历代都会有。况且在桃杌身上也看不出哪点具有元代特色。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窦》剧剧情。笔者认为，推动《窦》剧剧情发展的因素恰恰与元代的制度之恶没有什么关系。我把这些因素概括为三点，一是高利贷。一是张驴儿之恶。一是蔡婆之昏。高利贷也是历朝历代都有，元代的高利贷之恶非常酷烈，有“驴打滚”之称。但有意思的是，在《窦娥冤》中，放高利贷的不是侵害别人的张驴儿，而是被侵害者蔡婆。有论者认为，放高利贷是元代制度之恶，是元代的高利贷间接造成了窦娥的悲剧，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窦娥实际上是与放高利贷的蔡婆站在同一立场上的。所以，笔者只承认高利贷推动了剧情发展，而不承认是高利贷害死了窦娥，也就是说，窦娥不是高利贷这一元代的恶制度害死的。另一方面，如果将放高利贷者比附为元代的统治者的话，那么蔡婆毫无疑问应属于统治者，那么，又怎么解释张驴儿对她的侵害呢？
推动《窦》剧剧情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张驴儿之恶。张驴儿之恶也不具时代特征。他这种泼皮无赖代不乏人，张驴儿之恶是人性之恶，而非制度之恶。
推动《窦》剧剧情发展的第三个因素是蔡婆之昏。这一点少有论者提及。其实，细观《窦》剧，窦娥的悲剧在极大程度上是由蔡婆之昏所造成。但凡她稍稍清醒刚断一些，窦娥也不致落到那步田地。轻信赛卢医，引来张驴儿，此其一昏；顶不住张驴儿的讹诈，带他们父子回家，此其二昏；留张驴儿父子在家住宿，此其三昏；在所谓的“婚事”上取与不定、首鼠两端，造成张驴儿之父之死，此其四昏。就这样一点一点将事情引向悲剧。
而众多论者认为的元代制度之恶的代表人物桃杌，在剧中所起的作用似乎并不关键。即使退一步讲，桃杌是元代制度之恶的体现，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制度再恶也会有清官、贪官，因此，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桃杌这个人的人性之恶。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说明，用所谓元代制度之恶来分析《窦》剧是不成立的。
在其他剧目中的恶人形象身上，比如杨衙内、傅彬、李存信、李元吉等，似乎带有制度之恶的痕迹，但也不具有元代特征。他们所侵害的对象是与他们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而且象杨衙内的贪淫、李存信③和李元吉的狭隘险恶，基本上都是出于天性，与制度无关。
再比如赵太公赵脖揪父子俩的阴毒邪恶，也没有什么制度的特征，他们的人性之恶与生俱来。
杜蕊娘之母的性格扭曲是社会之恶造成的，但她侵害的对象也是与她处于同一阶层的她的女儿，这与元代社会的阶级压迫不沾边儿。
总结，用元代社会现实来简单比附关剧，是对关剧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极大损害。大大降低了关汉卿戏剧尤其是悲剧的巨大思想和艺术的震撼力和魅力。我们分析、欣赏关剧，必须将之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人文和人性的大背景中进行。唯有如此，才能在更高层次上，更深深度上把握体会关汉卿作品所具有的永恒的价值。
注①：也有人认为关汉卿担任过太医院尹，笔者认为不确。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元代无“尹”这个官名。二是假如关汉卿真的做过太医院尹，那也算个不大不小的官，那么，《元曲选序》里说：“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者。”又，关汉卿说自己是“郞君领袖”“浪子班头”“倚翠偎红”“眠花卧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向那烟花路上走”，岂非有失官体？又，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社会》：“更有蹴踘、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明说做官的是不涉足“蹴踘、打球”等这类活动的。如果关汉卿的生卒年范围按1230－1330年算的话，那么关的前半生生活的时代南宋还没有灭亡，即便入元之后，这种仕宦者不涉足这些只有秦楼楚馆、市井勾栏才有的游戏活动的情况应该与南宋时相去不远。这可从反面证明关汉卿非“仕宦者”。
注②：《窦娥冤》中，县官桃杌在公堂之上向告状的下跪，是元杂剧中常用的插科打诨的艺术手法。但以今天的眼光观之，这简直就是元代的解构主义。我认为，解构主义对文本的分解和改造，就是用不可能存在的形式来表现可能存在的内容。香港影星周星驰的电影中就经常使用此种手法。
注③：千户虽为世袭军职，但《调风月》里的小千户的言语行止更象儒生，所以笔者将之归入“衣冠中的败类”。
注④：李存信的人性特点具有普遍意义。这一艺术形象特别接近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里的伊阿古。而《哭存孝》中李存孝之死的这种“时间差式”的关目安排，也与《奥赛罗》最后苔丝狄蒙娜之死的情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书目：
《关汉卿全集校注》王学奇吴振清王静竹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11月
《关汉卿全集》吴国钦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10月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
《元明杂剧》顾学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
《元曲选校注》王学奇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
大约生于金代末年（约公元1229年—1241年），卒于元成宗大德初年（约公元1300年前后），
约公元1229年—1241年元代杂剧作家
具体时间都没有记载的!他大约生于金代末年约公元1229年—1241年
金代末年约公元1229年—12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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