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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农民起义的特点是什么？
毛泽东同志成功领导的中国革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巨大作用。在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同来自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显示了他独特的不唯书，不唯上，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胆略、智慧和才干。他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一般原理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使中国革命航船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的方向破浪前进；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不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条条，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毛泽东同志的独特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巨大指导作用，在这里无可辩驳地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证明。如今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是为了了解中国的革命史，因为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前辈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学习毛泽东同志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正确的科学的理论原则。在现代社会，在如今正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认真学习并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现在还并不发达，我们新一代青年肩上仍然承受着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局面的重任。特别是我们科大即将吸收国外先进科学经验的学子们，要时刻记住理论永远得由实践证明的真理，特忌眼高手低不切实际地乱搞一通。不能瞎犯错误，中国的国情不容许我们吃一堑长一智。国外的许多成功方法并不一定在中国同样行得通，这是我们时刻要记住的。正如创造了十月革命辉煌的苏联革命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时候我们就得学习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创造性的运用所得来的经验，而不能拘泥于理论。另一方面，在我们今后为促进祖国繁荣昌盛发展而有效的工作中，我们也切不能盲目自大，一概排除外来经验，因为实际上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农民和城市部分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缓慢，失业人数增多，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一些党员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当前有些党的干部的领导方法与新形式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若不做到底层，党的政策很可能不能执行或根本未被执行。这里我突然想到了苏联赫鲁晓夫曾愚蠢地下令在某不适于种玉米的地方种玉米，就因为另一地种玉米致富。后来由于玉米苗不服水土，全部死亡，致使苏联经济损失惨重。这仅仅因为赫鲁晓夫不重实际，只看表面。因此实际情况永远是我们需要考察实践的。这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概论》的重要体会。对实际与实践，我们也需要有最深层的认识，也不能浮于表面。而所谓去实践，就是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词，出自东汉班固所写的《汉书》，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本意在颂扬河间王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本身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讲的就是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问题，即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寻找适合这种国情的革命与建设的具体道路。而对于我们，实事求是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我们在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后应以改正的，或应引以为戒的。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要讲求真实性和完备性。在现今的大学学习生活中，我们应了解我们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制定自己的独特学习方法，不可生搬硬套别人的成功方法，这是这本书给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启示。另外我还要谈一下我对这门课一些真实的感受。在最初我认为这门课一定会很无聊也最无益。结果在学期之中，我深深地被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所吸引所感动。这门课也成了我最爱听的课程之一。这首先得感谢讲师充满激情的讲说，其次还因我从中学到不少处事之道和一段既漫长又短暂的光辉历史。虽然我每次并非坐在前排，但我还是能从讲师语调里深切体会到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佩和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惋惜。无疑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一位能创造奇迹的伟人。毛泽东同志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带给了我们，同时晚年的他也可悲地给我们为实事求是作了一个最深刻的反例。可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任何事业成功的前提。空想、不切实际地瞎说瞎干是我们无论在现在的学习生活中，还是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要深以为戒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任何革命与社会变革，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农村没有实现大的变动，农民没有一个大的变动。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农村有了一个大的变动，农民有了一个大的变动。
毛泽东将农民称之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是一个十分准确的定位。农民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但是，中国农民存在着许多严重的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皇权主义、帝王思想、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山头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种思想，那种主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固然要表露，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时候常常也表露得一览无余。
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农民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时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生活陷入绝望的农民往往敢于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近代农民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生动写照。在这次运动中，农民的弱点也再次表露出来：他们痛恨不平，所以拥戴平均主义甚至绝对平均；他们痛恨皇帝，但自己也想做一回皇帝梦；他们痛恨政治腐败，但自己也羡慕奢豪腐化的生活。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把主要由农民组成的中国红军改造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特意请郭沫若写了著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联系《甲申三百年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当时，中央将《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印行，作为全党整风的学习文件。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全党发出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代伟人毛泽东特别希望总结历史上李自成和洪秀全两次农民起义的教训，也特别要求我们党要吸取这两次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
而毛泽东之所以要突出明末农民军和太平天国的教训，显然是这两次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实在太典型了，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又确实有太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例如：1、大胜即骄。作为胜利者，特别是农民革命的胜利者，骄傲的反映是腐败。在胜利到来或快要到来时，农民起义的首领丢弃了革命的宗旨，迅速地走向腐败，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的通病。李自成在极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在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情绪。李自成和大顺王朝的农民领袖们在接受大明江山的同时，也接受了大明王朝的专制与腐败。他们在北京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纵贪横于京畿”，弄得京城民怨沸腾。
与李自成如出一辙，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在定都天京的同时，也接受了大清王朝的专制与腐败。无论洪秀全还是杨秀清，其贪婪、奢侈的程度较之他们革命的对象有过之而无不及。2、忽略强敌。农民起义领袖在取得胜利后几乎无一例外地急于敛财享乐而置当前大敌于不顾。李自成农民军进京后，大敌在关外虎视眈眈，他却熟视无睹，听任数十万大军在北京城饮酒作乐。洪秀全的大敌在北方，他却只派了两万人的部队北伐，而自己在南京城大修天王府宫殿，所用兵丁达十多万。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洪秀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敌人，结果吃了大亏。3、不讲政策。李自成在起义之初以民谣的形式宣传起义军的纲领：“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也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革命的宣传是必要的手段，但是虚假的宣传却是革命运动的大敌。李自成与洪秀全的革命宣传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李自成提出建立政权后将实行“三年免征”。可是，面对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军饷从何而来？为了筹集军饷，李自成纵容其部下在北京对明代高官富豪严刑拷打，勒索钱财，结果造成社会剧烈动荡。洪秀全宣传的平等，只是遮人耳目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背后，他自己娶了88个老婆，他十几岁的儿子也娶了4个老婆，却不允许他的“兄弟姊妹”合家团聚。李自成也好，洪秀全也好，廉价的许诺终于引起天怒人怨。4、脱离群众。李自成是一个军事家，身先士卒，历经百战，马上18年，夺得大明江山。他在西安立国称帝，国号大顺。奇怪的是，山海关战后，李自成败归，匆匆在4月28日于北京武英殿再次登位，接受百官朝贺。当夜五鼓，李自成仓皇出京。李自成两次称帝，说明他的帝王思想非常浓厚。其实，岂止是李自成，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浓厚的帝王思想。洪秀全起义之初，迫不及待地在武宣东乡称王。定都南京，尚未取得全部江山，便在南京城里当起逍遥自在的太平天王了。洪秀全深居简出，以至于清军一直以为洪秀全只不过是太平天国虚拟的一尊偶像，可见洪秀全脱离群众到了何等程度！
现在大陆的历史界有种说法，只要是农民起义就是正义的。光明日报纪念太平天国150周年的历史文章，曾载的一段妙文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洪秀全虽然犯了这样那样的甚至严重的错误，但功过是非相比，过不掩功，仍不愧为近代历史上伟大的农民革命家。……还洪秀全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结论。”
那么首先让我们说说什么是农民起义军?细数起来，从古时代的盗拓到陈胜、张角、绿林、赤眉、瓦岗、窦建德、吃人肉的朱桀、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如果他们是农民起义，那么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是不是农民起义呢？有人说，刘秀是地主，李渊是官僚，那刘邦、朱元璋是不是农民呢？有人说他们没有下地干过活，那么洪秀全何尝下地干过活，张角是私教的教主，黄巢是私盐贩子，李自成是驿卒，那个是下地干活的正经八百的农民呢？有人说他们领导的主体是农民，那么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麾下的将士绝大部分不是农民吗？曾国藩麾下的将士还绝大部分是农民呢？难道就因为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就不是农民起义了，那么陈胜、张角、绿林、赤眉、瓦岗、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之流那个没有试图建立自己的王朝呢？只是因为他们迅速失败了，所以史学界才敢称他们农民起义军。哈哈，如此的史学界，如此的史学观，败了的是英雄，是“农民起义军”，是无产阶级。胜了的就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败了的是英雄好汉，胜了的是狗熊坏蛋，现在大陆为什么有如此颠倒的史学观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国是与过去几千年压迫剥削人民的旧社会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新社会。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统治阶级拥有国家机器，或者干脆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所以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所有的皇帝、官员，无论是“朕从来没有骂人时用过死字，又何敢滥用死刑乎！”好皇帝还是“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清官，无论是“仁者爱人”的至圣，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亚圣。其都是根本目的是为了统治阶级而效劳的，是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就算民国也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因此在这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失败了的“农民起义军”才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只有他们才是社会的进步力量，才是正义之师。而谁成功了就成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如此的结果当然就是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从来就没有人民的政权，都是“万恶”的旧社会，只有到了“我们”掌握了政权才是开天辟地的人民政权，是人类跨时代的新社会。虽然在这个新社会中的一段时期，连官方都称为：“千古浩劫”，顾名也就是能赶上旧社会黑暗的“文革时期”，再加上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但依旧不能改变一些人的“二十四史成为“二十四姓帝王之家史”，就是因为二十四史本身就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奴才侍从、弄臣走狗们写出来的。”说法。所以在如此的新社会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就有了如此的史学观，就有了如此的看待自己的祖宗，真是如此荒谬的史学观。不值多评！
有人说“二十六史中，对于历史造反人物的描写主要是成者王侯败者贼”，是啊，因为这是事实吗！否则他为什么会失败呢？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都到了成功的边上，但都因为烧杀抢掠失去民心，而失败了。对于他们一个“贼”字的评价正恰好。而历史对于“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褒贬也不尽然，陈胜虽然败了，史载还是称其为“首义”，而朱温就是个相反的例子，即使成功建了朝代，也是骂名千载，一个“贼”字。
那到底谁是农民起义军呢？有什么原则吗？只有一个原则：谁杀人放火，杀富济贫，谁就是匪盗乱贼。为什么呢？因为谁家富，就要杀，还要烧，是不是匪盗乱贼？而且并非是一时的纪律松弛，而是以此为基本政策。相反谁纪律严明，不乱杀人，只是开官仓，解民于倒悬，反抗暴政，谁当然就是义军。而这要从始自终的，并非是一看快要得天下了的如李自成之流，最后纪律严明一下。结果兵败山海关后，就劫掠焚烧北京城而逃，暴露出本来面目。如此以事实数来，称得上农民起义军的是陈胜、反抗暴秦，天下一呼百应，然后是刘邦、项梁、刘秀、李密、窦建德、朱元璋等。而杀人放火、四处流窜，走一方，害一方的匪贼是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之流。他们只是群盗而已，其的志向也是胸无大志的盗贼，黄巢占领长安两年，抢掠民财、坐吃山空，无所作为。李自成占领北京，拷掠私财。张献忠占领成都，却是大肆“屠川”。当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没有采取四处流窜的“流寇作战”，因此杀人放火稍好一些。但洪秀全腐败、堕落，邪教、摧毁中华文化，占领南京后，就穷奢极欲，抢掠民财，依旧还是个暴发户的见识。因此把它们归为“贼”字，是历史的必然，而把这些杀人如麻的强盗称之为“农民起义军”，这对得起他们烧杀抢掠下的累累白骨吗？所以陈胜、项梁、刘邦、绿林、刘秀、瓦岗、窦建德、朱元璋等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谓反抗暴政的农民义军。
所以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只要以人民利益为重的，能不算是好政权、人民政权吗？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论国力，四夷尊为“天可汗”，论富裕，“小邑犹藏万家室”；论教化，“路不拾遗”，一年才处决犯人为24人。比今天新社会又如何？所以要尊重爱戴我们的那个历史时期的老祖宗，尊重爱戴我们那些圣人、好皇帝、好官们，给那些为中国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帝王将相平反，这就是符合实事求是史学观，是恢复其本来面目的正确历史观。
我觉得对农民起义不能象以前那样评价太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巨大的。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统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引发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民族压迫最终体现为阶级压迫，在特殊情况下也成为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严重的自然灾害又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诱因。通常情况下，封建暴政、土地兼并、自然灾害足寻致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翻或改造了相对腐朽的封建统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封建生产力的发展，改造了封建生产关系。农民起义和战争还大大震慑了封建统治阶级，迫使其作出让步，对统治政策作某些调整，这往往会成为新王朝建立之初清明政治出现的一个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农民起义对生产也有一定破坏作用，频繁的农民起义也打断了封建化的正常进程，使已正常发展的封建进程又重新回复到原先的起点，从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其最终结局是失败。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但党章明确提出：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是领导阶级。农民起义的结局就是：一是被封建政权镇压，如黄巾起义；二是被封建地主阶级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如隋末农民战争；三是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封建统治阶级，如秦末农民战争中的刘邦和元末农民战争中的朱元璋。
农民战争问题是当年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
明月学长说的是著名的"让步理论",好像是在五六十年代，毛提出农民战争伟大，史学界赶紧跟风，想出了这末一个逻辑。但这批历史学家最终还是被打倒，有的甚至自杀，真是历史的悲剧。
如何看待农民战争，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隋末农民战争、唐末黄巢的农民战争、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每次都是伤亡惨重，死亡人口动辄在数百万、乃至上千万。要知道，在清代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传入中国前，中国土地的承载人口最多也不过七八千万，过了这个限，就会有大的动荡产生，自然地削减人口。这样惨痛的代价，叫我们如何正面地去评价？
二看对生产力的破坏.每次大的农民战争，损失最大的是青壮年人口，而他们生产的主力军。社会物资在战争中被消耗，无法投入再生产。战火弥漫之处，土地荒芜，经济凋敝。战后的重建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往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再看农民起义的性质，很难说农民军就一定代表了正义的力量。隋末农民战争，其实大多是看到隋大势已去，不同门阀贵族间势力的较量。唐末的黄巢队伍，原本是武装贩卖私盐的军事集团，他的队伍在陈州城外断粮，就四处抓活人扔入巨臼碾碎吃人肉。明末的李自成毫无信义可言，一回投降一会造反，在京城严刑拷打搜刮财产。至于太平天国，搞迷信灭人欲，材料很多，大家自己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了。
中国的悲哀，就在于战火的不断，在于自己人打自己。
当然，我也很矛盾，当农民没有饭吃的时候，当封建王朝政治腐败无能的时候，农民不起来反抗，活路又在那里？你不能不让他们造反，但造反的后果又是全国性的生灵涂炭。真不知道有什么法子能解决这些问题。
所有中国人的灾难,革命的,统治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最后的胜利者只有外族.这就是李自成的悲剧告诉后人的惨痛教训.过多的革命产生只会亡国.我觉得农民起义终究是反叛，虽然一部分农民起义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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