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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成功收复台湾有何历史意义
1662年郑成功驱逐红毛收回台湾
17世纪初，号称“海上霸王”的荷兰侵略者(台湾民众蔑称为红毛)，开始把魔爪伸向台湾。先是以经商互市为诱饵，于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得到福建地方官允许，在台湾筑城作为贸易场所。继而通过利诱、威胁、武力恫吓等手段。不断蚕食扩张，最终将整个台湾置于其殖民统治下。
在厦门坚持反清明的郑成功，眼看满清统一大陆已成定局，便将收复台湾的大计付诸实施，以建立抗清根据地，并解救荷兰统治下的高山族等各族同胞。
清世祖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3月23日，郑成功率大小战船200余艘，军士2万5千人横渡台湾海峡。船队抵达台湾西部海港鹿耳门，适逢涨潮，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陆，经激烈战争，占领了海边阵地。
台湾城是岛上的第一大城市，又是荷军总督揆一的大本营，城垣高大坚固，配备有西洋大炮。郑成功为避免过多伤亡，下令斩伐竹木，在台湾城四周编树栅栏，并挖掘深壕，将城中与外界隔绝，使敌不战自乱，束手就擒。揆一狗急跳墙，曾几度突围，但每次都损兵折将，不能前进一步。延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1月，台湾城中弹尽粮绝，荷军或战死，或饿死、病死，只剩十之二三的兵力。郑成功审时度势，发起总攻。揆一为求活命，扯起白旗投降，并于2月1日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带领残兵败将滚出台湾。被荷兰殖民者霸占了38年的台湾，复归中国所有。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不朽功绩，永垂青史！
是郑成功~！
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郑成功驱逐荷兰，“光复了汉人久经失去的固有的领土”；“将台湾收归中国版图，嗣永为中国东南海上之长城，以贻惠国家后世，功不可没”；“赐姓毕生最大的功业，莫如光复我台湾传为子子孙孙，永世国土”。
1、政治措施。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首先是建立政权，废除荷兰侵略者的一切殖民体制和机构，他以赤嵌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县为天兴县、万年县。天兴县管北路，万年县管南路。同时为了纪念他的家乡安平，改台湾城为安平镇。澎湖与台湾唇齿相依，地位重要，也在岛上设立了一个安抚司，专门管理这个地区的事务。从此台湾建立起与祖国大陆相同的府县制度。
2、民族政策。郑成功率部进入台湾后，赤嵌附近的新港、加留湾、萧垅、麻亚各番社头目，都来迎附。郑成功备丰盛的酒宴招待他们，并赐正副士官袍帽靴带，所以各部落的首领纷纷前来归附。郑成功严以治军，下令不许骚扰高山民族，不许侵占高山民族的耕地。还大力提倡教育，在高山族居住区设乡塾，送子女入学者可减免赋税和徭役。《三国蜀志》载诸葛亮南征，释放孟获，能团结少数民族，所以“军资所出，国以富饮饶。”郑成功对高山民族豁达大度，可以上媲诸葛而无愧。
[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1、首先是积极推行屯垦制度，寓兵于农，以解决缺粮问题。郑成功接受前人的历史经验，在台湾大力推行屯田，这寓兵于农。士兵们“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教之以犁”，披荆斩棘，与大自然展开艰苦的搏斗。这种办法很有效，几年以后，真正做到“野无临土，而军有余粮”，军队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有余粮上缴给政府。2、其次是鼓励大陆沿海居民到台湾从事开垦，把大陆的制度、文化“移植”到台湾。针对清朝强制推行的“迁界”[强迫沿海三十里地的居民迁内地]暴政，他下令各地“收沿海之残民，移之东土[台湾]，开辟草莱以相助耕种”。结果，“闽浙居民附舟师来归，烟火相接，
开辟芜土，尽为膏腴”。由于大陆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台湾的社会面貌逐步发生了变化。
2、帮助高山族提高生产技术。当时，高山族各部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住在深山老林的高山族部落靠打猎和采集野果为生。住在靠近安平镇的新港社等高山族部落最开化，已经知道从事粗放的农业生产。但他们还不会使用农具，收割的时候只会一穗一穗地采集。户都事杨英跟随郑成功巡视时看到这种情况，建议给高山族各地发铁犁、耙、锄各一副，熟牛一头，派遣一名熟练的农民教授他们使用家具，播种五谷。郑成功接受了杨英的建议，大陆先进的农业技术在高山族地区迅速得到传播。
经过几年治理，台湾成为“野沃土膏，物产利博，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地俱植修竹。硫黄、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尔，兹则木棉盛出，经纬不乏。且舟帆四达，丝镂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而险阻之域也”，经济的繁荣可见一斑。
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每次伟大胜利，保障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台湾高山族、汉族人民不受殖民压迫，促进了台湾岛的开发。郑成功进入台湾后，彻底改变了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方法，实行郡县制，又大兴屯田，将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封建生产关系引入台湾，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后，闽、粤、浙沿海居民不断渡海移民，为进一步开发和建设台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随着甘蔗生产的发展，使蔗糖的出口成了台湾重要的经济收入。清朝统一台湾后，进一步使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赶上了沿海各省。
[三]发展海外贸易
商业是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郑成功利用台湾四面环海，对外贸易方便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在厦门时，他就经常派遣商船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到了台湾后，清朝实行“海禁”，不许大陆商船下海，郑成功更独占了海上贸易，他继续和日本、暹罗、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通商，把台湾的土特产，如鹿皮、鹿脯、梓脑、硫磺、蔗糖等外销国外，换回所需要的刀剑、盔甲和生活日用品。海外贸易的发展活跃了商品经济，也增加了郑成功的财政收入。郑成功在发展海外贸易的同时，也与大陆进行直接贸易。早在东渡台湾之前郑成功就很重视发展与各地的贸易关系，如地处闽浙交界的沙埕港，就是郑氏海商与大陆私商交通经济的重要基地，贸易非常频繁。除了沙埕进行走私贸易外，郑氏海商还设立了海路五大商，直接经营大陆各地的秘密贸易，山路为金、木、水、火、土行，设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海路为仁、义、礼、智、信五行，设在厦门，负责商品的派运工作。不久，台湾与福建、广东也建立起直接的贸易关系。这些贸易措施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以至在郑成功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台湾经济与大陆逐渐同步发展。
在郑成功父子的经营和台湾各族人民的努力下，台湾逐渐摆脱了落后状态，赶上祖国大陆其他富庶地区，成为祖国一座美丽富饶的岛屿。郑成功收复台湾，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免受西方殖民者的骚扰，保持了社会安定，这对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清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与郑成功的活动亦有间接的关系。
1661年康熙皇帝初即位，之前的郑氏降将黄梧陈灭贼五策，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济支援；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由于清政府的新策略，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断绝了经济来源，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以近岸离岛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的军事策略，转而进攻已久为大航海时代以来远渡重洋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所分别殖民割据的台湾，作为新的基地，这一年三月二十三，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城（今台南市内），继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区）长期围困。经过九个月的苦战，在早年由其父协助渡海的汉人移民的支持下于1662年打败荷兰人，迫使殖民总督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字投降，撤离台湾。于是祭告山川，颁屯垦令，开东宁王国，立郑家天下，拥有现在台湾南部以及一部份东部的土地，设“承天府”，改台南为“东都”，以示候明永历帝东来之意，争取明朝遗臣效忠。另辟海外干坤、抗清朝于海外。同年4月间传来桂王朱由榔死于缅甸的消息。虽然仍有其他明朝宗室在台，但成功已决定不再拥立新帝，自为台湾之主。郑成功在台成立第一个汉人政权，然而，因为当时热带地方卫生条件不好，郑成功感染时疫，终于病倒，同年5月病逝，享年39岁。原葬台南洲仔尾，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
郑成功（1624年－1662年），明清之际民族英雄，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本名森，幼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汉族，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于公元1624年8月27日诞生，史书记载他“少年聪敏，英勇有为”。11岁时就已是聪明过人，写过一文：《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其文中这么说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其师为之赞不绝口。
郑成功父亲郑芝龙为海盗出身的明朝将领，母亲为日本人田川氏。其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藩，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汪棚乡邓大庙村。弘光时监生，明绍宗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隆武帝（明唐王朱聿键）移驻延平府。三月，郑成功在延平向隆武帝“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后人称之为“延平条陈”），被隆武帝叹为奇策，封郑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在延平设军事指挥部、水师训练基地，巡守南平闽浙赣边关。八月下旬，郑成功辞别隆武帝，在延平闽江与清军战斗，“交锋不利，率师南下”。“遂密带一旅遁金门”，以“招讨大将军”之名举义旗于金、厦沿海一带。永历七年（1653年），隆武帝封郑成功为“延平公”。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郑成功被明永历帝晋封为“延平郡王”,后人亦称郑成功为郑延平。康熙元年（1662年）便率将士数万人，自厦门出发，于台湾禾寮港登陆，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又建设台湾,更使他彪炳千古，青史留名。但当时台湾因为处于热带再加上卫生条件比较差，郑成功到了台湾没多久就染上了疫病，并于1662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八）病逝，在世38年。
[编辑本段]效忠君国抗击满清
1644年，满清入关，占据北京城后，又于顺治二年（1645年）消灭了明朝遗臣拥立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于是有明室血统的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为“隆武”。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建安伯，后加封平国公。郑芝龙带着当时21岁的郑森去拜见皇帝谢恩，在会面中皇帝问起该如何救国，郑森用南宋岳飞的话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隆武帝很赞赏郑森的对答，哈哈
赐姓为明朝的国姓朱，改名为成功，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郑成功22岁任南明隆武帝御营中军都督。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在清大学士洪承畴的招抚下，郑成功的父亲认为明朝气数已尽，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只身北上向清朝朝廷投降。清军在这时掠劫郑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免受辱于清兵，切腹自尽。“国仇家恨”之下，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起兵，旗帜上的称号是“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永历三年（1649年）改奉南明永历年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1651年到1652年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等地取得3次重大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后挥师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广东揭阳。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兵约3万入闽，会同驻闽清军，进攻郑军。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次年四月将其水师歼灭于厦门围头海域。在起义后的16年间，郑成功据地在现今小金门和厦门（当时为一小岛，并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一带的小岛，完全控制了海权，以和外国人做生意收集资金，筹备军力，并且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收集许多有关清军与朝廷的情报，曾经几次起兵，也和清朝廷议和以争取时间恢复兵力。期间，降清的郑芝龙在清庭的要求下多次写信给郑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郑成功坚辞不受；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被清廷截获，以通敌罪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陷云南省城，永历帝危急。郑成功与鲁王的大将张煌言在闽浙牵制清兵，统率水陆军17万北伐，次年入长江，克瓜洲、镇江，围南京，并收复南京附近及安徽部分地区。郑成功派张煌言去芜湖，守住这个南京以西的沿江重镇，郑成功自己则带兵进攻南京城。清朝镇守南京的是两江总督郎廷佐，此人非常狡猾，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兵，便使了一个缓兵之计，假意要向郑成功投降，使郑成功放松了警惕，而暗中派人出城求援。七月二十三日拂晓，郑成功的军队遭到清军的袭击，伤亡惨重。郑成功率领余部退回厦门根据地。郑成功撤退后，张煌言在安徽独木难支，也被清军杀得大败，化装逃回浙江，安徽及南京附近的地方又被清军占领。虽然在这次进攻中，郑成功因轻敌而功败垂成，但它动摇了清朝在东南的统治，也震动了北京清朝中央政府。
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朝福建总督李率泰和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郑成功最重要的盟友——晋王李定国
若说郑成功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与西南抗清领袖李定国的关系。
郑成功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当世知名度远在李定国之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定国是他生平最敬重之人，是他最亲密的战略盟友，还是他的至亲“老亲翁”，一个是南明的西宁王（后封晋王），一个是南明的延平王（后封潮王），地位和影响力尚在定国之下。（成功的侄女嫁给了定国长子，后来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南明兵败与丈夫一起被杀）
郑成功生平最光辉的业绩，不是收复台湾而是抗击清兵，与李定国一个在云南广西，一个在东南沿海，频频给与清兵致命打击，支撑南明政权长达二十年之久，堪称擎天双柱；逼迫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为后来的“康熙之治”打下基础。
他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不只是因为他收服台湾，更是因为他顽强抗击清兵侵略，为南洋海外华人提供保护，创立“天地会”留下抗清火种，一直延续到数百年后的“同盟会”。
史学界论述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的文章不少，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贞于复明事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
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
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他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不利。于是，他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经说过，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决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
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将使者软禁。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谷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真可谓语重心长。
从《先王实录》中得知，李景和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不迟于九月初三日，“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然而，他偏要拖过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同时派官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定国时为安西王），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那么，他为什么不肯亲自统军西上呢？惟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第三，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
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决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明眼人不难看出郑成功的态度暧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
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一天可到。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又过了一个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郑军。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
上文已说过李定国在新会战败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一天。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定国败退，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他们的极力劝说，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大约几天之后，他们必定从广东义师处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其中必有派人向郑成功请示之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
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综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
[编辑本段]收复台湾，驱逐荷虏
1661年康熙皇帝初即位，之前的郑氏降将黄梧陈灭贼五策，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济支援；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由于清政府的新策略，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断绝了经济来源，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以近岸离岛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的军事策略，转而进攻已久为大航海时代以来远渡重洋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所分别殖民割据的台湾，作为新的基地，这一年三月二十三，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城（今台南市内），继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区）长期围困。经过九个月的苦战，在早年由其父协助渡海的汉人移民的支持下于1662年打败荷兰人，迫使殖民总督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荷兰军队交出了所有武器和物资，残存的包括伤病员在内的约900余名荷兰军民，乘船撤离了台湾岛。此次战役，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宝岛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使郑成功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收复台湾后，郑成功祭告山川，颁屯垦令，开东宁王国，立郑家天下，拥有现在台湾南部以及一部份东部的土地，设“承天府”，改台南为“东都”，以示候明永历帝东来之意，争取明朝遗臣效忠。另辟海外乾坤、抗清朝于海外。同年4月间传来桂王朱由榔死于缅甸的消息。虽然仍有其他明朝宗室在台，但成功已决定不再拥立新帝，自为台湾之主。郑成功在台湾成立第一个汉人政权，然而，因为当时热带地方卫生条件不好，郑成功感染时疫，终于病倒，同年6月（农历五月）病逝，享年38岁。原葬台南洲仔尾，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传说被郑经害死。康熙皇帝题撰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1662年打败侵占台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我国神圣领土，写下这首《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对内虽仍奉已死的明永历帝之正朔，与中国内陆清王朝之顺治、康熙各朝互不统属，对外则自称“东宁王国”，始有开国长治之想，经营成效斐然。后因降将施琅师法郑成功当年进攻荷兰人故技，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中国内陆。1684年4月，台湾（时为台湾府）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不只是台湾的历史学家重视，还广受中国以及日本的史界注目，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小学课文<<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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