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隋朝领域大体包括长江以北，汉代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的广大地区。杨坚在北周和北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一系列加强君主集权、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使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日益壮大。

突厥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乘北齐与北周争战不休，争相与其和亲之机，不断向南扩展和袭扰。隋朝建立后，停止向突厥输送金帛，因而突厥统治者常常南下袭扰，威胁隋王朝统治。陈朝传至后主陈叔宝时，仅保有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至沿海地区，政治腐朽，赋税繁重，刑法苛暴，人民怨声载道，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陈王朝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止隋军南下，但除保有个别江北要点之外，巴蜀及长江以北地区均为隋占有，长江天险已不足恃。从当时总的情况来看，隋处于中原腹心地区，人口最多，经济文化较发达，军事实力也较强，具有统一全国的条件。但杨坚夺取政权不久，内部不稳，外受突厥和陈的威胁。隋兵力虽众，却难以对付突厥轻骑的袭扰，水军一时也无力突破长江天险。因此，统一全国的进程，经过10余年的争战才最终实现。

杨坚夺取政权后，即有吞并江南之志。但因隋王朝新建，实力不强，又屡遭突厥南下袭击，便决定先巩固内部，充实国力，南下灭陈，然后北击突厥，统一天下。后因突厥举兵南下的规模越来越大，隋文帝被迫改变取南和北战略，并制定先北后南的方针。

为此，先后采取了以下重大措施：经济上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把荒芜的土地拨给农民耕种，减轻赋税徭役，兴修水利，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储粮备战。政治上强化中央统治机构和完善官制，废除一些酷刑峻法。同时采取对策，孤立分化突厥，不断派遣使者去陈朝，表面表示友好，实则探听虚实，使之松懈麻痹。军事上，改进北周以来的府兵制，集中兵权，加强军队训练，加固长城，训练水军。

杨坚利用突厥内部为争夺汗位互相残杀之机，政治上孤立分化与军事反击双管齐下，迫使突厥先后称臣降附。然后全力谋划灭陈。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杨坚遂于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部署进军。设置淮南行省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指挥水陆军51．8万人，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攻陈。其具体部署是：杨俊率水陆军由襄阳进屯汉口，杨素率舟师出永安（今四川奉节）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与杨素合兵，杨广出六合，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合肥），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今江苏扬州），蕲州刺史王世积率舟师出蕲春攻九江，青州总管燕荣率舟师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沿海南下入太湖，进攻吴县（今江苏苏州）。

前三路由杨俊指挥，为次要作战方向，目标指向武昌，阻止上游陈军向下游机动，以保障下游隋军夺取建康。后五路由杨广指挥，为主要作战方向，目标指向建康，其中杨广、贺若弼、韩擒虎三路为主力，燕荣、王世积两军分别从东、西两翼配合，切断建康与外地联系，保障主力行动。隋军此次渡江正面东起沿海，西至巴蜀，横亘数千里，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浩大的渡江作战。为了达成渡江作战的突然性，隋在进军之前，扣留陈使，断绝往来，以保守军事机密。同时派出大批间谍潜入陈境，进行破坏、扰乱活动。

整个作战行动主要在长江上游和下游两个地段上同时展开。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杨俊率水陆军10余万进屯汉口，负责指挥上游隋军，并以一部兵力攻占南岸樊口（今湖北鄂城西北），以控制长江上游。陈指挥长江上游诸军的周罗侯，起初未统一组织上游军队进行抵抗，听任各军自由行动。当看到形势不利时，又收缩兵力、防守江夏（今武昌），阻止杨俊军接应上游隋军。两军在此形成相持。杨素率水军沿三峡东下，至流头滩（今湖北宜昌西），陈将戚欣利用狼尾滩（今宜昌西北）险峻地势，率水军据险固守。杨素于是利用夜暗不易被陈军窥察之机，率舰船数千艘顺流东下，遣步骑兵沿长江南北两岸夹江而进，刘仁恩部亦自北岸西进，袭占狼尾滩，俘虏陈全部守军。陈南康内史吕忠肃据守歧亭，（今湖北宜昌西北西陵峡口），以三条铁锁横江截遏上游隋军战船。杨素、刘仁恩率领一部登陆，配合水军进攻北岸陈军，经40余战，终于在次年正月击破陈军，毁掉铁锁，使战船得以顺利通过。此时，防守公安的陈荆州刺史陈慧纪见势不妙，烧毁物资，率兵3万和楼船千艘东撤，援救建康，但被杨俊阻于汉口以西。周罗侯、陈慧纪也被牵制于江夏及汉口，无法东援建康。

在长江下游方面，当陆军进攻的消息传来，陈各地守军多次上报，均被朝廷掌管机密的施文庆、沈客卿扣压。隋军进至江边时，施文庆又以元会（春节）将至，拒绝出兵加强京口（今江苏镇江）、采石（今安徽当涂北）等地守备。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杨广进至六合南之桃叶山，乘建康周围的陈军正在欢度春节之机，指挥诸军分路渡江：派行军总管宇文述率兵3万由桃叶山渡江夺占石头山（今江苏江宁县西北），贺若弼由广陵南渡占领京口，韩擒虎由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夜渡。陈军因元旦酒会，仍处醉乡之中，完全不能抵抗，韩部轻而易举袭占采石。正月初三，陈后主陈叔宝召集公卿讨论战守，次日下诏“亲御六师”，委派萧摩诃等督军迎战，施文庆为大监军。陈叔宝、施文庆不谙军事，将大军集结于都城，中派一部舟师于白下（今江苏南京城北），防御六合方面的隋军，另以一部兵力镇守南豫州（今安徽当涂），阻击采石韩擒虎部的进攻。隋军突破长江之后，迅速推进。贺若弼部于初六日占领京口后以一部进至曲阿（今江苏丹阳），牵制和阻击吴州的陈军，另以主力向建康前进。韩擒虎部于初七日占领姑孰（今安徽当涂）后，沿江直下，陈沿江守军望风而降。正月初七日，贺若弼率精锐8000进屯钟山（今南京紫金山）以南的白土岗，韩擒虎部和由南陵（今安徽铜陵附近）渡江的总管杜彦部2万人在新林（今南京西南）会合，宇文述部3万进至白下，隋大军继续渡江跟进。至此，隋军先头部队完成了对建康的包围态势。

建康地势虎踞龙盘，向称险要。此时，陈在建康附近的部队仍不下10万，陈叔宝弃险不守，把全部军队收缩在都城内外，又拒不采纳乘隋先头部队孤军深入立足未稳之机进行袭击的建仪。正月二十日，陈叔宝在“兵久不决，令人腹烦”的情况下，决定孤注一掷，命令各军出战，在钟山南20里的正面上布成一字长蛇阵，鲁广达率部在最南方的白土岗列阵，向北依次为任忠军、樊毅军、孔范军、萧摩诃军。但陈军毫无准备，既未指定诸军统帅，又无背城一战的决心，各军行动互不协调，首尾进退不能相顾。贺若弼未待后续部队到达，即率先头部队出战陈鲁广达部，初战不利，贺若弼燃物纵烟，掩护撤退，尔后集中全力攻击萧摩诃部，陈军一部溃败，全军随之瓦解。在这同一天，韩擒虎进军石子岗（今江苏南京雨花台），陈将任忠迎降，引韩部直入朱雀门（都城正南门宣阳门南2．5里），攻占了建康城。藏匿于枯井之中的陈叔宝被隋军俘虏。正月二十二日，杨广进入建康，命令陈叔宝以手书招降上游陈军周罗侯、陈慧纪等部。同时遣兵东下三吴，南进岭南等地，先后击败残存陈军的抵抗。至此，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长期分裂的局面。隋王朝之统一全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西晋末年以后，我国南北长期陷于分裂。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南北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统一成为时代的需要。杨坚建立隋朝之后，注意争取人心，奖励生产，在政治上较为巩固，经济上较为富裕，军事上较为强大，因而具备了统一南北的条件，并最终完成了统一。此外，杨坚在战争指导上的正确也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一是根据情况变化，灵活确定战略打击目标。隋本来准备先灭陈，但因突厥大举南下，随即改为北攻南和、先北后南的方针，力避两面作战，以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

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灭敌军主力。隋军面对陈数千里长江防线，兵分两个方向，八路同时出击。上下游一起行动，互相呼应，迅速夺占陈江防要点，达到分割歼敌的目的。

三是军政并举，对陈先以外交等手段，使之麻痹松懈，继之以军事手段使其疲误消耗，在条件成熟时突然集中兵力给以打击，使陈迅速土崩瓦解。四是战争准备充分。

为了灭陈，从开皇元年起即遣将派兵经营江北要地，数次讨论平陈之策，拟制战略计划，根据渡江作战需要，大造舰船，训练水军，保证了渡江作战的顺利进行。至于陈朝的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上腐败不堪，军事上麻痹松懈，战前无准备，战中无定策，在强大而又准备充分的隋军突然打击下土崩瓦解，兵败国亡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後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后世的一百六十七年时间内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鑑於五胡乱华时代以来南北分裂達二百八十年之久，民生困苦，國庫空虛，故自隋高祖開皇九年(589年)，隋軍統一天下後，即以富國為首要目標，輕徭薄賦以解民困，在確保國家賦稅收入之同時，穩定民生。由於魏晉南北朝以來，戶籍不清，稅收不穩，於是隋高祖于开皇五年(585年)，即大索貌閱，並接納尚書左僕射高熲之建議，推行輸籍法，作全國性戶口調查，增加國家稅收，改善經濟，盡掃魏晉南北朝以來隱瞞戶籍之積弊，促成開皇之盛世。

隋初經歷南北朝戰亂，民生疲弊，故楊堅接納司馬蘇威建議，罷鹽、酒專賣及入市稅，其後多次減稅，減輕人民負擔，促進國家農業生產，穩定經濟發展。隋文帝在位时代之富饒既非重歛於民，究其原因，與全國推行均田制有關。此舉既可增加賦稅，又可穩定經濟發展，且南朝士族亦漸由衰弱至於消逝。均田制能順利推行，對隋前中期的經濟發展收益甚大。

加上隋代以關中作為本位，關中糧食短缺，需依賴關東漕運接濟，故楊堅於洛州等地設立常平倉等官倉，貯存關東運來糧食，建廣通渠，便利關中漕運。又於民間設義倉，人民捐納糧食以防凶年。

在地方行政方面，文帝鑑於魏晉南北朝政區劃分毫無標準，地方行政混亂，支出龐大，楊堅遂於開皇三年(583年)，盡罷諸郡，實行州縣二級制，使國家地方行政漸上軌道。誠如學者錢穆所言：開皇之治的成功，簡化地方行政機構是一個基本因素。據統計隋文帝在位时代朝廷開支減省三分之二，地方官府之開支減省四分之三，全國於行政之經費，大约是南北朝時代開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國庫之豐積，不無原因。

此外，楊堅安定政治，關隴集團的支持功不可沒。漢人如鄭譯、劉昉、高熲等名臣有助推動國策。楊堅亦因前朝酷刑甚多，影響民生，故命蘇威等人編纂《開皇律》，修訂刑律，訂立國家刑法，使人民有法可守，又減省刑罰，死刑只設絞、斬二等，以示隋朝對民之寬大。

在澄清吏治方面，楊堅得國以來，勵精圖治，兼且天資刻薄，自不容貪污枉法之行為存在。楊堅命柳盛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吏治之整肅，不僅上裕國庫，下紓民困，隋高祖在位时之隆盛，此亦為要因。

隋高祖楊堅開了科舉制度之先河，於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在位期間，史稱“開皇之治”。

从隋前中期的人口增长就看得出隋文帝的政治才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全国户口359.9万户，到隋文帝仁寿四年达到904万户；其中在开皇九年(589年)南下平陈增50.0万,此时的全国户口700多万.平均年增长226,708户.可谓之中古時期的人口增长率之最！

楊堅是個節儉的皇帝，然而卻可說是節儉得過份。許多史書均記載文書晚年日漸吝嗇，例如在隋高祖開皇十四年(594年)關中大旱，楊堅竟然不肯開倉賑濟。不過只有此一事例，略嫌立論不足。按資治通鑑所載，楊堅在此時派員觀察民間所食，亦十分自責，之後他又親率官民接近洛陽糧倉，途中又十分關懷災民，若果不理人民死活，又何以有此舉動？又何故要接近官倉？諷刺的是，史書用前一句來印證楊堅吝嗇，後一句來印證楊堅關心民間疾苦，以有矛盾的地方。^[2]身為皇帝，但衣著十分樸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