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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什么被处以宫刑？
替苏武求情得罪了汉武帝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接触《史记》并读了有关司马迁的资料后，我总对他受宫刑的原因产生怀疑。我觉得，司马迁和其父，都是汉武帝的近臣，关系亲密。刘彻的巡游、封禅、制历活动，他们父子多是参与者，极受皇恩。其父司马谈写《史记》，是奉旨而为，事未竟而嘱托子继其业，也是取得刘彻同意的。若皇帝不同意，司马谈是无权授儿子太史令这样的官的。且接父手续写《史记》，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也是“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李陵降番刘彻固然震怒，但绝对不至于因为他只说了几句为陵辩解的话就施之以腐刑。还有，《报任安书》中，他说皇帝之所以如此重地处分自己，是因名为替太陵辩解实为“沮贰师”（诬陷贰师将军李广利），这也很值得推敲。贰师将军李广利虽是刘彻宠姬李夫人的哥哥，但他和李陵的征匈奴是两路人马，各不关联；李广利出兵在公元前99年的5月，李陵出兵在9月，前后相差4个月。况且，李广利虽然兵败，那是有原因的。开初他旗开得胜，“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只是在回军时因“乏食数日”才被围困的。尽管如此，由于部将赵充国杀出一条血路，大军亦随之突围。可以说李广利的失败是虽败犹荣的，司马迁为李陵的辩解，怎么也不可能是“沮贰师”。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汉武帝对司马迁下此毒手呢？我虽然觉得另有真实原因却又找不到证据，也就只好把疑问存于心底了。
人常说：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因要查阅其他资料而翻阅陈寿的《三国志》，不经意间却在《王肃传》里得到一条十分重要的资料：“（魏）明帝问王肃曰：‘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肃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处宫刑的监狱）。以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三国上距西汉不远，应该说《三国志》的记载是可信的。王肃说的汉武帝“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刘彻大怒？就是因为那二纪里写了他父亲和自己所做的错事、坏事。所谓“削而投之”，西汉前期纸还没有发明，书就是竹简或木简，削是把简上的字削去，投是扔掉。能大怒到把写父亲和自己的简削了字扔去，说明刘彻对司马迁的写法是多么的愤恨了。这么一来，“后经李陵事，遂下迁蚕室”，就十分好理解了。说明汉武帝要严处司马迁，李陵事只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的书“非贬孝武”。由于发现了《三国志》这么一段记载，我便打开《史记》核对。说来惭愧，我虽接触此书50年，却没有通读过，只是挑一些列传看看。这次重新翻开，发现它里边的《孝武本纪第十二》，除过开头“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一段外，其余全是抄自《封禅书》，这就权威地说明，司马迁当年所写的《今上本纪》，确实被刘彻“削而投之”了。另外，此章题目真实反映了它是后人搞的填充物。司马迁给刘彻写纪时，皇上健在，而所谓“孝武皇帝”是死后所封的庙号，司马先生给活着的皇帝写纪，怎么能知道他死后的庙号叫孝武？由于坐实了司马迁受宫刑的真正原因，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才敢于作结论说，司马迁的遭腐刑，表面宣布的罪行是为李陵辩护和“沮贰师”，真正的原因是写了汉武帝做的错事、坏事，宣布的罪行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犹如民间流传的顺口溜那样，“说有罪，就有罪，没有罪也是有罪，一搜寻到处都是罪”。欲加其罪，何患无词！
替李陵说情得罪的汉武帝！
李陵之祸。就是司马迁因为受李陵事件的影响，而被下到牢里边去了，所谓“李陵之祸”。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22岁就开始做官，但是做的是一个郎中，郎中是什么，就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38岁一直当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李陵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名将之后很有气魄，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汉武帝非常高兴。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陛下得此良将，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最后战败被俘了。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这就惹恼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后来听信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难道还怕死吗？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什么意思？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衣裳都湿透了。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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