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写道：“屈原的故乡，据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是在秭归县境内……同一注文上，‘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为石基，名其地为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又引《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俱存’”。根据以上史料，郭老公正而客观地作出判断：“乡里的说法大约是正确的”。接着，他又引用《水经注》关于巫峡风光的一段描写，从侧面证实“屈原是产在巫峡邻近的人”（秭归就在巫峡附近），因为“他的气魄的宏伟、端直而又委婉，他的文辞的雄浑、奇特而又清丽，恐怕也是受了些山水的影响”。

游国恩先生在其大作《屈原》中也说：“屈原的故乡是秭归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秭归是楚国最初建国的地方，楚国的先公先王和一切姓芈的公族都可以算是秭归人。现在看来，现今湖北省的秭归县就是屈原的老家。”

综上所述，郭、游二先生之所以认定屈原的故乡在秭归，其依据有四：

一、秭归是楚国最初建国的地方。屈原与楚王同姓，其先祖也是楚国的贵族。据史书记载，屈原的始祖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食采于屈，因以为氏”，屈之地望就在今湖北秭归一带。

二、史料有记载。《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

丹阳在何处？目前有五说：一说在安徽当涂，一说在河南淅川，一说在陕西商县，一说在湖北南漳境内。但传统的、公认的说法还是在湖北秭归。笔者从秭归说。屈原祖祖辈辈都在秭归繁衍生息，聚族而居。据民国12年《屈氏宗谱》记载，秭归屈氏自明代开始修谱，其一世祖为屈轸，“大夫（屈原）至此五十六代”。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归州志?人物》载：“屈轸，归州龙城乡人。正统三年（1433）任河南开乡（封）县主簿”，晚年寓居故里文家店，去世后葬于三尖角屈氏祖茔。屈氏家族在秭归有江北、江南两支，但同属一个祖先。屈氏宗祠原在江北黄阳畔，直到明朝时才在江南屈家岭建立分祠。江南屈氏即屈轸之后裔。熊屈二姓在秭归相伴而居，迄无分离，这不是偶然现象，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千百年来，熊屈家族和其他家族一样，受战乱、灾荒与瘟疫的影响，人口时增时减。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熊屈二姓仍有2000多户、近1万人居住在秭归。除了秭归之外，全国其它各地恐怕再也找不到如此稠密的熊屈聚居区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秭归确实是屈氏的封地，亦即屈原的故乡。

三、秭归有与屈原相关的大量古迹，且均有史料记载，并非神话传说。除东晋袁崧《宜都山川记》有详细记录之外，晋人庾仲雍在《荆州记》中也称：“秭归县有屈原田宅，女媭庙、捣衣石犹存。县北一百里有屈原故宅，方七顷，累石为屋基。今其地名乐平里，宅东六十里有女媭庙。”唐代文学家沈亚之编纂的《江陵志》也说：“屈原故宅在秭归乡，北有女媭庙，至今捣衣石尚存。”这些古迹和史料都是铁证，毋庸置疑。

四、屈原的辞赋和他的故乡——秭归附近的巫峡风光在气质、风格上颇为相似，这也是有力的旁证。我以为，郭、游二先生提出的上述四点依据是真实可信、合情合理的。

然而，“江陵说”与此相反，他们认为：1、屈原的家族为楚国世袭贵族，自然应随楚王长期居住在国都（江陵），而不应该住在偏僻的荒野（秭归），其故乡当然也在国都。2、屈原在《哀郢》中自述其“发郢都而去闾兮”，可见郢都就是屈原的故乡。3、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在《七谏?初放》中说：“平（屈原）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古文中的“国”指“国都”，此处指楚都“郢”，即今之江陵。

愚以为，这三条依据中，第一条前文已经论及，史书明载：屈原的先祖屈瑕“食采于屈，因以为食”，后来才到郢都为官，当了“莫敖”，怎么能说郢都就是他的故乡呢？更何况，屈原与屈瑕相隔400多年，到屈原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其先祖的故乡也不在郢都，又何论屈原呢？第二条也经不起推敲，屈原在楚怀王和顷襄王时先后担任过左徒与三闾大夫，确实在郢都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两次放逐，其间又曾回过郢都，“发郢都而去闾兮”，确系指从郢都出发，离开三闾之地，但并没有说郢都就是他的故乡。虽然在《哀郢》中多次提到“去故乡而就远兮”、“出国门而轸怀兮”、“去终古之所居兮”、“哀故都之日远”，这里的“故乡”、“国门”、“终古之所居”、“故都”等，都是泛指楚国而言，并非特指郢都（江陵）。因为他的很多辞赋中都反复出现过这样的字眼，这只能说明，屈原对楚国无比热爱，视整个楚国为故乡。况且，诗歌属于文学创作，不能简单地、机械地把它作为历史来考证。否则，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第三条依据倒是很值得注意，不仅东方朔确认“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可见，这两个处于同一时代而且离屈原最近（只有100多年）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对屈原祖籍和出生地的认定都心照不宣。东方朔的那两句话用现代汉语来直译就是：“屈原生于国都，长于原野”。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要理解这两句话的含意，首先得弄清两个不同的概念——出生地和祖籍。一个人的出生地和祖籍有等同的，也有不等同的。举例来说，有一对祖籍在北京的青年夫妇，他们到甘肃酒泉参加卫星发射的研制，在酒泉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出生地当然是酒泉，但他的祖籍是否也算酒泉呢？显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故乡”、“家乡”、“故里”、“乡里”或“邑里”，通常都是指某人的祖籍（籍贯）而言。祖籍与出生地并非完全相同。东方塑讲的“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正是这个意思。国都是他的出生地，原野是他的祖籍。这是为什么呢？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对这两句话是这样解释的：“高平曰原，外曰野。言屈原少生于楚国，与君同朝，长大见远，弃于山野，伤有始而无终也。”王逸的注释和东方朔的记载是一致的，而且也符合屈原的实际。某人在甲地出生而在乙地长大，这是极为常见且不难理解的。古今皆有，不足为怪。

黄露生、应国斌先生等人力主“汉寿说”，其论据也有三点：一是认为屈原的先祖屈瑕的土地在汉寿，据说汉寿株木山乡发掘出一柄青铜戈，上面刻有“武王之督”的字样，据推测这个“武王之督”就是屈瑕。二是屈原在《涉江》中有“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的句子，据湖南文理学院陈致远先生考证，这里说的辰阳就是汉寿。三是汉寿有三闾大夫祠、濯缨桥等古迹，证明汉寿确实是屈原的故乡。笔者认为，这三点证据都值得商榷。

关于屈姓的来源及其封地，清代学者陈廷炜所撰《姓氏考略》明确指出：“楚武王子瑕，令采于屈，因氏焉。屈原其后也。”赵家树、舒雁合著的《千家姓查源?字帖》也说：“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武王的儿子瑕，受封于屈。他的后世子孙以其受封地名作为姓氏。历史上的屈在今湖北秭归县东一带”。张海彤、金连昌所著《百家姓探源》同样说：“屈氏，是因封地名而得姓，春秋时期，楚武王之子瑕，为莫敖（楚官名，仅次于令尹），他食采于屈，即今湖北省秭归县东，故称屈瑕。屈瑕的后世子孙就以邑为氏，而姓了屈。”这些专门研究姓氏的著作，众口一词，结论相同，决非人云亦云。“汉寿说”者称汉寿为屈瑕的封地，且断言株木山的那位“武王之督”就是屈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又说《涉江》中的“夕宿辰阳”之辰阳就是汉寿，这也未免过于武断。据笔者考证，汉寿境内的辰水，系沅水支流，发源于贵州省江口县，向东流入湖南，到辰溪入沅江。汉寿境内因有辰水流过，故有辰阳村（港、障）之外。但以“辰阳”名县却是宋朝大观年间的事了，约在公元1107至1110年。绍兴三年（1133），又改辰阳为龙阳（见《汉寿县志》1993年版）。而屈原出生于战国中期（前340—278），当时的汉寿根本不叫辰阳，只有辰溪才叫辰阳。1978年出版的《辞海》第1444页写道：“辰阳，战国楚地。因在辰水之阳得名。在今湖南辰溪县西南。《楚辞?涉江》：‘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即此。”陈致元先生根据古代汉寿有茂密的森林，与《涉江》中所描写的“森林杳以冥冥兮”“山峻高以蔽日”相吻合；又根据德山与辰溪相距数百里，决不能朝发而夕至，断定屈原说的辰阳不是辰溪而是汉寿。这两条理由也难以成立。甲地与乙地在地形地貌上偶尔相似，并不能说甲地就是乙地，这是普通常识。德山与辰溪相距甚远，不能朝发夕至，屈原肯定是知道的，他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进行文艺创作，正如当年有人指责“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有轻描淡写之嫌写，毛泽东同志反驳说：“须知这是写诗啊！”至于汉寿境内有三闾大夫祠、濯缨桥等古迹，这只能说明屈原确实到过汉寿，但到过汉寿并不等于汉寿就是他的故乡。他两次被流放，长达十余年，到过的地方不可胜计。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所到之处人们都为他修了一些象征性的建筑，难道说凡是有些建筑的地方都是屈原的故乡吗？

目前，有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有的人为了提高某地的知名度，他们千方百计攀名人，或生拉硬扯，或张冠李戴，把本来不属于某地的历史人物强行移植到某地来，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应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