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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是本书其中一个章节。
海瑞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从标题上即点出作者的观点，海瑞瑞应该是受人敬重、推崇的模范清官，但他同时却是一位行为古怪或另类的人物。
基于此，黄仁宇在书中指出：“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黄仁宇认为，海瑞与当时的同僚所不同的是，他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假使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他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
黄仁宇指出，明朝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表现在：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而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海瑞的声名能够不断为人所知，不仅在于他的清正廉洁、节俭为人称道，更在于他能够敢于严厉地拒绝官员滥用权力而增加百姓的负担。面对上级讲究奢华的排场和到搜刮民财，他敢直言抗命、不畏强权、顽固抗争到底。海瑞虽得罪上司，但没因此被罢免，黄仁宇书中指出，“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衔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
1565年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了著名的奏疏，直指嘉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还说“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黄仁宇认为这样的奏疏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这充分体现了海瑞他直言的胆略。
但是到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后，在不长的时期内，他虽升官了，得到的是一个个不用负实际责任的闲差。原因在于，他是这样一个“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却又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肯定会用古怪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的人，这当然不能令海瑞满意，“因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提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报答陛下的恩典。接着，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浅识疏；又接着，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只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财政责任，又用不着下左右全局的决心，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位置还不称所职，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最后，上司不得不终于向海瑞低头，当年夏天，他被任命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巡抚……
从这一点上，黄仁宇认为，可看出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里的、以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可见，成为官场“清流”，其实是海瑞为官之道，是经过艰难选择的人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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