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族的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制度,以旗为号,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后又增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明朝后期，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创立了一支“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的八旗军。

八旗军创建前期，作为满清王朝创业立国的主力军，其全部兵力最多时不超过20万，却能接连战胜在总兵力对比中占很大优势的明朝军队和大顺军，顺利占领了北京及中原北部地区。

这支军队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化管理。

八旗源于女真部落的武装组织。在早期的女真部落中，有一种自愿组织的“牛录”战斗体。女真民族对内对外作战，都采用“牛录”的形式组织部队。

随着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原始的牛录组织已不能适应统一女真战争的需要。从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先后对“牛录”这种组织形式加以改造，充实和强化了军事性管理。例如：按照以地域为主、以血缘为副的原则进行组合，按照武器装备和作战性能，将武装力量区分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串赤为牛皮盾牌）和能射军。

公元1601年，努尔哈赤创立了“牛录”的上一级组织——旗。这级组织以黄旗、白旗、红旗、蓝旗四种不同颜色的旗帜命名，分管各“牛录”。这种四旗制度延续了14年，由于“归服益广”，四旗制度又发展成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制度。

在女真族传统的具有围猎和战斗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八旗军制，实行行政、军事、生产一体化，在管理上体现出具有女真民族特有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既适用于平时生产，也适合于战时打仗，提高了军队的管理效应。在辽阔的平原地带作战，这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比以步兵为主的明朝军队机动性更大，战斗力更强。这也是八旗军在萨尔浒、辽东等战场上大胜明军的一个重要因素。

八旗军固有的弊端是实行子袭父职的世袭管理制度，这是对战斗力的弱化。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其子孙户口籍贯也要按此旗注册，不许外籍人假冒入旗，也不许旗人远离本旗居住。

八旗实行世袭兵役制，旗兵在年满16岁以上的旗人中挑选。靠这种官兵世袭制，奴隶主贵族永享高官厚禄，将帅军官“世袭罔替”、“世袭诰命”，儿女还享有爵位，一代代世袭，永世不变。

八旗军入关后，以高贵民族自居，享有种种特权，虽有失职，也不受影响，即使犯法，也不受当地政府受理，只受旗内处理。这一做法助长了满族上层贵族的优越感，削弱了竞争机制，不利于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为八旗军的衰退埋下了祸根。

八旗军采取国家发展经济和旗丁自筹经费的军需管理制，比明代的招募制优越，但由于后金政权长期不断地进行战争，大批青壮年应征从军，不得不卖牛典衣，卖马制装，家私微薄，破坏了生产。许多人听说应征，就抱着妻子家人痛哭。为了分享一份“战利品”，军人在打胜仗后，肆行屠杀抢劫，使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

军队管理变革不同于武器装备和战术技术，是一种隐性的变革，从某种角度看，这是隐藏在武器装备和技术发展背后的深层次的变革，它对军队战斗力生成机制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曾经作为黄埔军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语录》提出：管理部队要以勤为本，久弛必难应敌；训练部队要做到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术。

清朝中期以后，努尔哈赤、皇太极制定的一些管理制度未能认真执行。八旗军在军纪上、生活上腐败不堪，官兵贪图优惠待遇，迷恋安逸生活，训练雇人顶替，行军要民丁抬轿，结果成为不堪一击的老爷兵。

随着汉族地主阶级建立团练和勇营，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相继而起，八旗军逐渐失去了昔日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