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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缜如何看待小说与史的关系
古代名人：
王充（27-97），上虞人，学者。
赵晔（汉）绍兴人，袁康(汉)绍兴人，吴平（汉)绍兴人，史学家。
魏伯阳（东汉），上虞人，道教理论家。
王羲之（321-379）王献之（344-388），绍兴人，书法家。
谢灵运（385-433），绍兴人，诗人。
沈约（441-513），德清人，诗人。
寒山拾得（唐），临海人，诗人。
罗隐（833-909），富阳人，诗人。
杜光庭（850-933），缙云人，道教理论家。
沈括（1033-1097）杭州人，科学家。
周邦彦（1056-1121），杭州人，词人。
陆游（1125-1210），绍兴人，诗人。
吕祖谦（1137-1181），金华人，学者。
陈亮（1143-1194），永康人，学者。
叶适（1150-1223），温州人，学者。
永嘉四灵徐照（？-1211）、徐玑（1162-1214）、翁卷、赵师秀（1170-1220）温州人，诗人。
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杭州人，画家。
赵孟頫（1254-1322），湖州人，书画家。
黄公望（1269-1354）富阳人，画家。吴镇（1280-1354）嘉兴人，画家。
王蒙（1308-1385），湖州人，画家。
张可久（1270-1348），宁波人，散曲家。
朱震亨（1281-1358），义乌人，医学家。
高明（1310-1380），瑞安人，剧作家。
宋濂（1310-1381），浦江人，文学家。
刘基（1311-1375），青田人，文学家。
于谦（1398-1457），杭州人，文学家。
王守仁（1472-1528），余姚人，学者。
范钦（1505-1585），宁波人，藏书家。
徐渭（1521-1593），绍兴人，文学家、书画家。
潘季驯（1521-1595），湖州人，水利学家。
王士性（1546-1598），临海人，人文地理学家。
李之藻（1565-1630）杨廷筠（1557-1627）杭州人，宗教学家。
刘宗周(1578-1645)，绍兴人，学者。
谈迁（1594-1657），海宁人，史学家。
陈洪绶（1599-1652）诸暨人，画家。
朱舜水（1600-1682），余姚人，学者。
黄宗羲（1610-1695），余姚人，思想家、史学家。
李渔（1611-1679），兰溪人，文学家。
吕留良（1629-1683），桐乡人，学者。
朱彝尊（1629-1709），嘉兴人，文学家。
万斯同（1638-1702）万斯大（1633-1683）鄞州人，学者、史学家。
姚际恒（1647-1715），杭州人，文献学家。
全祖望（1705-1755），鄞州人，史学家。
袁枚（1716-1797），杭州人，文学家。
章学诚（1738-1801），上虞人，史学家。
严可均（1762-1843），湖州人，学者、藏书家。
龚自珍（1792-1841），杭州人，文学家。
李善兰（1810-1882），海宁人，数学家。
俞樾（1821-1906），德清人，学者。
赵之谦（1829-1884），绍兴人，书画家。
近现代：
文人：鲁迅(1881——1936),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朱自清(1898—1948)散文家，诗人。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茅盾(1896-1981)作家,政治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有玄珠、方璧、郎损等。浙江桐乡人。巴金(1904.11.25—2005.10.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文学家。祖籍浙江嘉兴。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周作人(1885—1967),原名周櫆寿,后改名槐树,字启明,起孟,号知堂。浙江绍兴人。鲁迅之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艾青(1910-1996),诗人,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梁实秋(1903-1987年)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曾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郁达夫(1895～1945)现代作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夏衍(1900-1995年)作家、剧作家。原名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中国电影事业拓荒者。章太炎(1869-1936年),学者，清末民初的革命家。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陶行知(1891-1946)，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祖籍浙江绍兴陶堰。马寅初(1882～1982)字元善,浙江嵊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博士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浙江嵊县浦口镇人。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别号孑民,中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周建人(1888—1984),浙江绍兴人,鲁迅胞弟。政治活动家、生物学家。丰子恺(1898-1975)现代画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沈尹默(1883-1971),浙江湖州人。原名君默,字中,号秋明、瓠瓜。早年留学日本。沈钧儒(1875—1963)号衡山,浙江嘉兴人,出生于苏州,清光绪进士。著名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律师。现代著名书法家、诗人。沈兼士(1887-1947年)先生,浙江吴兴人。又名坚士。室名抗志斋、段砚斋。著名文字训诂学家,教育家,创获甚富,颇受学术界推崇。夏沔尊(1886--1946),名铸,浙江上虞人。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著名学者，出版家。张宗祥(1882—1965)我国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字阆声,号冷僧,浙江海宁人。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中季,号疑古、逸谷、德潜,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师事章炳麟。范文澜(1893—1969)字云台、芸台、仲纭、仲沄,笔名武波。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市),生于四川广汉。近现代学者、政党名家。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人。是现代中国诗坛上负有盛名的“雨巷诗人”。
泱泱中华，有其浩瀚磅礴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其璀璨夺目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作为对时代所发生重要事件的记录，产生了史书。而史书又分为正史与史。正史多由历朝历代所设史官所撰，相对来说比较可信，但也不可否认其多少会有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服务的分以及个感分。史多为私家文所撰，可信度更低，常常会掺入个对历史的见解与看法，但因为大体可以满足们的猎奇心理或是某种感的心理需要，往往可以以形式代代相传。这些可以作为谈资的具有一定故事的历史经过民间艺的加工与再创造，渐渐演变为真正意义的故事。自产生小说至明清以来，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已经不能满足们的精神需要。们需要故事更强的历史文化作品，在这种况下，历史小说应运而出。
这就产生了一个该怎样看待历史小说的问题。历史小说，是历史，还是小说？毋庸赘言，历史小说从本质来讲是小说。小说则是一种文学体裁。历史小说以历史为题材，小说为体裁，经过加工与再创造型。写历史的目的主要是记录发生过的事，应力求客观真实。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们的精神需要，因此写历史小说常常需要添加一些虚假的甚至是作秀的分。小说，要写的精彩，写的耐读，写的好看。写作目的的不同导致了作品的意义不同。文史不分家，文学作品和史学作品当然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很多优秀的史学作品也可看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史记》、《后汉书》等。但是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毕竟是有界限的，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
《三演义》作为中古代最优秀的历史小说之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但是不得不让我们注意的是，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段历史的记载来看，而不是作为一部优秀的小说来看待，这就导致了们对这段历史的歪曲和误解。读过《三志》，《后汉书》的朋友们都知道，作为一部极精彩的又有明显尊刘抑曹倾向的历史演义，《三演义》有很多内容不尽真实。如把刘备鞭打督邮的事安到张飞；把刘备火烧博望安在诸葛亮；把足智多谋的政治家鲁肃写忠厚无用的庸；把一代名将周瑜写心狭隘的，把他的病死写被死；把深孚众望的士于吉写；平白无故给诸葛亮生捏硬造一个空城计出来……此等事例不胜枚举。然而这些故事恰为们所津津乐道。无疑，罗贯中作为一个文撰写这部小说是极其功的。但是我们读者中却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为功的读者。很多是把《三演义》当作历史来看的。
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说，历史是可以酿酒的。三是一段历史，《三演义》也好《全相三志平话》也好，都不过是用历史酿出的用来品尝的酒。恕我冒昧为易先生的酿酒观点增加一点内容，我们可以试着把历史看作酿酒的原料——。大家都知道，是生命所不可缺少的，而酒只是用来品尝而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做法是拿酒当喝。谁都知道拿酒当喝的后果，不吐也得醉的一塌糊涂。
这种现象的原因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
《汉书》以来许多官修的史书中大都有《儒林外史》，那是写“儒林”（知识分子群）的“正史”。吴敬梓用小说形式描写“儒林”，所以取名“外史”。
一、《儒林外史》以写“儒林”为中心，旁及当时的官僚政治和社会风尚。抨击以八股取土的科举制度，从而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危机，讽刺和暴露了以封建科举制度为中心的种种社会黑暗现象的实质。讽刺了一大批所谓的达官贵人，名流绅士，揭露了出他们污浊丑恶的灵魂。
在吴敬梓生活的清朝，统治者严酷地统治文化思想，文人一触忌讳，就大祸临头，许多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就是例子。因此，作者不得不费尽苦心，让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明代社会。而这又显得十分自然，因为八股取土的科举制度本来是明代初年开始的。
“八股文”必须以“四书”、“五经”中的词句命题，所以又叫“四书文”，“五经文”，而“制义”、“制艺”、“时文”等等，则是它的别称。其特点是：一、“代古人语气为之”，即所谓“代圣贤立言”；二、有固定的程式。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完全是统治者桎梏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然而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总要在政治上谋出路，而要找的路就不得不“由科举而进”。结果是人云亦云，成为没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应声虫。更何况应试时又有一套严密的挫折锐气、消磨廉耻的“场规”。这方面，明末散文家艾南英在《应试文自序》中描写得很详细：“面目不可以语妻孥，”但仍循规蹈矩，“噤不敢发声”。如此侥幸中选，作了官，当然俯首贴耳，甘作统治者的爪牙。
《儒林外史》通过许多人物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八股取士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支配力和诱惑力。例如周进，考到六十岁还连一个秀才也捞不到。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受困苦，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受屈辱，周围的人都嘲笑、欺压他，以致连一年十二两银子的馆也从不牢，不得不跟着做生意的姐夫到省城去混饭吃。就是在这时候，他仍不曾绝望于科举，一看见几十年梦想着的贡院，就要进去看看。结果在里面触景生情，哭得个死去活来，直到众客人答应帮他凑钱捐监进场，参加考试，这才“爬到地下、磕了几个头，……不再哭了”。又如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考了二十多次才中举人，而当这个不相信会实现的梦想竟然实现的时候，惊喜交集，以致发了疯。
科举制度给人带来的功名富贵是很现实的。周进发达之后，原先侮辱他的梅玖恬不知耻地在别人面前冒充他的学生把他先前写的对联结也小心地揭下，象宝贝一样藏起来，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曾经轻视他、辞掉他的馆的薛家集的人也敛了分子，买礼物来贺喜，后来竟供起他的长生禄位牌。范进中了举人之后，不说旁人，就是几天前还臭骂他的胡屠户，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乡绅张静斋也马上来贺喜，恭维了一通之后，又送银子，又送房子。
作者在讽刺科举制度反动性的同时，也讽刺了它的腐朽性用八股文取土，本来是一种愚民政策。但统治者还嫌不够，竟然分开反对做学问，只许作八股文。周进做学道，有一个童生要求面试诗词歌赋，他变了脸教训他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于是命令“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又到大门外面。”这样，准备应试的人就只知道，而且只能够作八股文了。
虽然统治者制订了所谓的场规，但那种考试实际上弊窦百出。八股文作得好也不一定能考取，考取的不一定善作八股文。先前，周进连秀才都屡考不中，但捐监之后，却立刻考取举人、进士、扶摇直上。他做了学道，不等试卷交齐，就可以先取范进为第一名，魏好古为第二十名。更有甚者，巡抚衙门的潘三可以设法用匡超人作替身，替金跃考秀才。这样的考试制度，如何能拔取真才？所以已经做了学道的范进，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要照应考生荀玫而当幕客开他的玩笑时，他竟连大文豪苏轼都不知道，还愁着眉说：“苏轼既然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作品所反映的这样情况是可以找到印证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六中曾指出明朝的秀才举人之流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清朝的情况更坏，王士缜《香祖笔记》卷八中记载一位“老科甲”不知《史记》为何书，司马迁为何人；卷五中记载一位“太学生”不知《昭明文选》。
这种腐朽的科举制度不仅把一般知识分子培养成庸妄无知而不自知的人，更把他们培养成堕落无耻而不自觉的人。范进本来很老实，中举后死了母亲，就听了张乡绅的话，换掉孝服，到汤知县那里去打秋风，现出种种丑态。荀玫中进士后做了工部员外郎，怕“丁忧”误了做官，就打算匿丧不报；身为人伦师表的周司业、范通政也居然赞成，自愿设法替他“夺情”。口里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粟的便宜”的严汞生。竟沎泎船家，关王天大的猪，霸占第第的家产。所有这些科举中人为了功名富贵，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不仅不以为耻，反而认为应该如此。偶然有真正的品德、做学问的人，就会受到冷嘲热讽，被看做书呆子。高翰林嘲讽杜少卿的父亲道：“逐日讲那‘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都是教养题目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这真是说穿了科举中人的秘密：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类，都不是八股文中的词藻，用以骗取功名富贵而已。如果“竟拿着当了真，”那么，如马二先生所说：“那个给你官做？”就这样，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功名富贵观念，通过科举中人，逐渐腐蚀了整个社会的风习。从第二回的薛家集到第四十七回的五河县，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成了利欲薰心的世界。
作者抨击科举制度，是从它给社会，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害这一点出发的。范进考得了秀才，胡屠户就教训他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设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本来淳厚的匡超人，考得秀才。补了廩，就告诉他哥哥道：“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家清酒，就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人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做了秀才才就耍摆架子，中了举人、进士。当了乡绅或做了大官，那就更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张静斋、刘知府、汤知县、王太守……一个个草菅人命，中饱私囊。
《儒林外史》大约写了一百多年的事，塑造了二百多个人物，写得比较成功的，是那些具有否定性格特征的“儒林”人物。这大致可分为两类：如严贡生、张静斋、王德、王仁等等，乃是“儒林”丑类，作者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如周进、范进、王玉辉、马二先生等等，则既有可鄙的一面，也有可悲的一面，作者在讽刺其喜剧性言行的同时，也揭示其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使读者才会发出会心的笑声，但又感觉到无限的辛酸。至于和这些人物相关联的其他人物，如万雪斋、宋为富和五河县的方家、彭家等与官府、乡绅相结合的盐商、地主；如潘三，夏总甲等倚仗官府、毒害百姓的衙役、里胥，如扬执中、牛玉圃、景兰江，浦墨卿、支剑峰、牛浦郎、辛东之、金寓刘等因走不通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而奔走官吏、乡绅和盐商之间的假冒名士，作者所给予的讽刺，也是彻骨地深刻的。鲁迅曾有“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①
随着序幕的拉开，各类人物纷纷登场。王冕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读者用以衡量各类人物的标尺。他所说的“一代文人有厄”，也就成了引导读者窥测儒林人物深层意蕴的指针。从这个高度上看，那些因醉心于功名利禄而被愚弄得神魂颠倒、道德堕落的人，固然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而那些“才德兼备”，胸怀“兼济”之志的人，由于鄙视科举而别无出路，一筹莫展，也不能不说是受害者。
《儒林外史》通过各类“儒林”人物的被愚弄、被腐蚀、被消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末世文化教育和精神道德的严重危机。至于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危机，作者当然还开不出有效的药方。因此他在为“儒林”写完“外史”之后，又把深情的笔触移向“儒林”之外。第五十五回一开头便叹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是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可以看出，作者已从遭“厄”的整个“儒林”中看不见任何希望，因而“述往思末”。寄希望于“儒林”之外的“奇人”。然而，他写的那四位“市井奇人”，品德固然高尚，但对于改变世道人心，又能起多大作用？作者写那些“做裁缝”的“奇人”荆元为他的知音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也难免“凄然泪下。”封建正统文人向来是轻视小说的。程晋芳惋惜吴敬梓“竟以稗说传”，就含有轻视小说的意思。吴敬梓甘受正统文人的轻视，用长篇小说这种艺术样式活灵活现地反映了“一代文人”受“厄”的历史，旁及封建末世的种种痼疾与危机，至今仍能引起我们深沉的历史反思，这是难能可贵。
二、《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长篇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可以说达到了我国古典文学讽刺艺术的巅峰。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用对比映衬手法塑造人物，强化讽刺效果，例如，在描写胡屠户这个人物形象时，作品主要是通过他两次“贺喜”的对比，勾画出他的形象特征。第一次“贺喜”：当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听说女婿中举，立即带着烧肠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他今日却犯难惶恐了：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起来”，而且“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又高叫：“老爷回府了”。二次“贺喜”，态度前倨后恭，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轻松地、活灵活现勾画了胡屠户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嘴脸。
对篇中主要人物范进，文中通过他中举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对比描写。中举前，范进是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信。而当确认“中了”后，终于喜极而疯。然而毕竟中举了，马上一切都变了。醒来后的范进对平日惧怕的岳父胡屠户也不怕了，由先前称其“岳父”改呼为“老爹”；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了。范进“洗了脸”，开始接受众人的朝贺。立即，房子、田产、金钱、奴仆，不招自来。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灵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其次，善于运用精彩的细节描写，增强讽刺魅力，最精彩的莫过于篇末对胡屠户接受范进赠银的描写。胡屠户一边“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一边假意推辞道：“你且收着。”并不等范进说完，“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千恩万谢”之后，“低着头，笑迷迷地去了。”用“攥”“舒”“缩”“揣”四字，使这个见钱眼开、虚伪做作的市侩小人丑态跃然纸上。细节的真实生动、语言的简洁准确，传神地刻画了人物性格特征，极大地增加了讽刺艺术的魅力。
再次，冷静客观地描述人物言行，不动声色，让人物自我暴露，加强了讽刺力量。这是本篇讽刺艺术的突出之处。其中对范进中举后“疯”态的描写，就是明显一例。初听邻居报喜，他道是哄他，嘲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央求邻居“莫误了我卖鸡”。几十年的科场困顿、贫穷潦倒、形成了他卑微猥琐的心理，他不愿意再受令人难堪的奚落。当他回家看到报贴“已经升挂起来”，心灵便震颤了，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那种如梦如醒、如痴如醉的神情，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理活动。接着，“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了几口水，“爬起来”继续“拍着笑着”跑着。他发疯了。最后，他“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反复写他拍手、大笑，笔锋深刻而曲婉，活活勾画出了他神魂颠倒、亦痴亦狂的丑态。这里，作者以白描的手法，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把一个醉心科举的腐儒描画出来。作者将主观情感融于客观叙述之中，虽无一贬词，但却使读者在哑然失笑的同时，深感他的可怜、可悲、可鄙。从而不露声色、不着笔墨地鞭挞了八股取土的科举制度的罪恶和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因此全篇的讽刺力量也就显得更加深刻感人。
也正是由于这种高妙的讽刺艺术，才使得《儒林外史》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高峰，并对后世讽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林外史》自十八世纪中叶问世以来即赢得人们的喜爱和赞扬。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引《一叶轩漫笔》云：“《儒林外史》一书，寓怒骂于嬉笑，雕镌物情，如禹鼎温犀，莫匿毫发。”②浴血生《小说丛话》云：“读《儒林外史》者，盖无不叹其用笔之妙，如神禹铸鼎，魑魅魍魉，莫遁其形。”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所论更全面而中肯，“他认为只有《儒林外史》出现之后，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④
找两个人物进行分析：范进和那个临死前伸两个手指的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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