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京张路完式之后，詹天佑应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于1910年任该公司总理，又于1912年5月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在华角逐，竟使这位爱国的、天才的杰出工程师不能施展才能，焦虑至极。终因劳瘁成疾，于1919年4月24日下午三时半逝世于汉口，享年五十八岁。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