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关于袁世凯讨论与研究主要之点有三。
戊戌政变告密问题
时人和后人，史籍和文学作品，都说是袁世凯的告密引发了戊戌政变，以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袁的翎顶。其实，戊戌政变并不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引发的，后党发动政变是有一个过程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引发的后党和帝党的矛盾，到七月末已经白热化，后党加快了政变的步伐，社会上也风传西太后将要重新训政。八月初三日，御史杨崇伊在庆亲王奕?的带领下，到颐和园上奏西太后，请求重新垂帘听政，西太后接纳了杨的建议，八月初四日由颐和园进城内，初六日上午重新训政，政变发生。
袁世凯告密的信息不可能在政变发生之前到达北京。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诡称奉光绪诏谕，游说袁世凯率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袁世凯虚与委蛇。初五日早，袁世凯按照事先的安排进宫觐见光绪皇帝，观察光绪皇帝的动向。光绪皇帝没有任何认可密谋的表示。袁于当天下午返抵天津，当晚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发维新党人围园劫后的密谋。以往论者大都说，荣禄得到袁的告密后，连夜密报北京，西太后即于次日早发动政变。传说中的荣禄密报北京的途径有三：一是以蜡丸密送颐和园西太后处，二是连夜乘火车到北京，三是打电报。经学者查清廷遗留档案证明，西太后已于初四日由颐和园移住城内，蜡丸之说自然不能成立。研究者还从当时火车、电报的技术条件以及政治制度的限制，指出火车或电报都不可能赶在初六日早朝之前送达西太后，因而构不成告密引发政变的最必要条件。
袁世凯的“四愿”
袁世凯不仅是新政的倡导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执行者，以他为总督的直隶（今河北省）是新政的模范省，直隶的各项新政事业大都居于全国各省的前列。他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首先牢牢抓紧北洋新军编练这一最要之着，同时兴办实业，倡导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袁世凯曾多次倡言：官可以不做，实业不能不办，宪法不能不立。袁世凯所持的宪政积极态度与行动，得到了国内以实业家为社会基础的立宪派的赞赏与拥护。所以，有学者称，袁世凯的政治、军事、教育思想都表明，他是“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化的一部分官员的代表”。在十年新政的实施过程中，袁世凯党同伐异，形成了集军事、政治、经济于一身的领袖地位，从而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各方政治势力可以共同接受的人物。
论者往往过分强调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自救目的，从而判定新政是虚伪的，是假维新。其实，从新政的内容和实际的社会结果来考察，人们不难发现，正是十年新政，才标志着中国学习西方、提倡新学的近代化道路进程从政治、经济、教育在制度层面上全面改革的开始，并且普及到相当的文化思想、社会风气层面。十年新政也真正动摇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成就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胜利。清王朝不灭亡于未改革之时，而灭亡于已经启动的改革进程之中，原因即在于此。
还要申明的一点是，新政的制定和内容还有其明确抵御列强的民族目的，而并不是完全对抗革命运动的反动。1911年6月，袁世凯致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的亲笔信说，他本人“有四愿”：收管海关，收管邮政，收管干路，大借欧美外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强邻，使我得多延喘息，专意振作”。
民初时期的“黄金时代”
史籍大多认为，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下令复起袁世凯对付革命党，袁世凯便乘机挟革命党造反以自重，向清廷开出了苛刻条件，索要军、政大权，扬言否则拒不出山，并命令北洋军故意延缓进兵武昌。另一方面则对革命党施加军事压力。脚踩两家船，操纵局势，双向取利，最终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袁世凯对清廷起复的诏命态度是积极的，是诚意出山为清廷镇压革命党的。分析袁世凯嫡系北洋军在武昌前线的活动，也没有迟缓进兵的表现。袁世凯出山的初意即是在革命党和清廷之间双向取利之说，得不到史实的支持。历史事实应该是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和清廷都没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各方力量互相较量博奕，袁世凯逐渐把握了政局。
袁世凯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史书多强调中华民国除了剩下一块空招牌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袁世凯政府成立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南京临时政府所揭橥的“振兴实业”政策，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工商业方面的法令、条例、规则和章程等。辛亥革命后的民初数年，我国工商业迅速发展，有所谓“黄金时代”之称，袁世凯政府的工商业政策是重要因素。
史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如同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一样，是层累的。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补充和修正之外，对于袁世凯镇压民众，对抗革命，专制独裁，断送民国，仰赖外国，屈服强邻等等反动与落后诸方面，国内史学界则已有共识。
袁世凯（1859—1916），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
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他只是一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
袁世凯是被脸谱化了的人物，在治史者过多意识形态成见的描绘下，面貌狰狞，一无是处。历史学者唐德刚就说，自民国有史以来，他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
极端化袁世凯，显然非史学界之幸。唐德刚想给袁世凯这个遗臭百年的人物以“同情之理解”，他的努力体现在《袁氏当国》这本书中。在唐德刚笔下，称帝的袁世凯仍然是一个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但他同时认为，袁是“近代社会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