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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笔下妇女问题的研究水平
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
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多种杂剧,在现存的十八种杂剧中,大多数作品反映了妇女的悲惨遭遇,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在她们身上,倾注着作者的喜怒哀乐,对她们的身世遭遇寄于无限的同情,深切的关注。由于关汉卿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社会的黑暗、矛盾有较清醒、深刻的认识,决定了他所创造的这些女性人物具有很深的思想浓度和鲜明的斗争精神。如《窦娥冤》中的窦娥,《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望江亭》中的谭记儿等等。
窦娥,是大家所熟悉的悲剧人物形象。她深受封建压迫,是个苦难深重的妇女,在她的性格当中,既有善良温顺的一面,又有性情刚烈的一面。她七岁因为抵债被迫做了童养媳,成亲不久又死了丈夫。她对生活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相信天命,遵守礼教,这就是封建社会被压迫妇女的典型性格,可以说此时的窦娥是以逆来顺受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的。当张驴儿强占窦娥的阴谋不能得逞后,他便把窦娥推上公堂。张驴儿贿赂太守桃杌,在严刑拷打之下,打破了窦娥的幻想,残酷的现实使她觉醒,她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性格也逐渐发展起来。她不仅把矛头指向桃杌这样的贪官污吏:"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而且,也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天地。窦娥指天骂地,实际上是对黑暗的封建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和抗议,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批判与否定。喊出千千万万受压迫者的心声。窦娥临行前立下的三桩誓愿也是一种反抗的方式,在昏庸的官吏面前,她有口难言,只好借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负屈含冤的无辜。她的冤屈不能为官吏所明,却能感天动地,三桩誓愿的实现,证明她的冤屈,也对黑暗的统治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与挑战,表现了窦娥的强烈反抗性格。在第四折戏中,作者又要安排窦娥的鬼魂出现,向窦天章诉说冤屈,窦娥活着不畏强暴,死后仍不放弃斗争,据理力争,终于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在窦娥的身上,寄寓了人民的理想,闪耀着反抗的理想光辉,从而使这一女性形象至今光彩不灭,求昭人间。
窦娥是终以悲剧结局收场,而关汉卿的另一出戏《救风尘》则是以喜剧形式大团圆结局出现的。剧中的女主角是赵盼儿,是一个机智、聪慧具有侠肝义胆的女性形象,她用妓院中卖笑调情的手段去解救沦落于风尘之中的姐妹,这个妓女,凭着她的机智、勇敢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富家子弟周舍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他看上了汴梁城里的一个歌妓宋引章,用哄骗的手段将宋引章引入他的圈套,准备娶她回家。不想,宋引章早已答应嫁给书生安秀实,安秀实无奈,只得向宋的结拜姐妹赵盼儿求救。此时的宋引章已被周舍的甜言蜜语和虚伪的奉承迷住了,执意要嫁给周舍,赵盼儿苦苦相劝无效。周舍把宋引章娶回郑州,一进门先打她五十杀威棒,以后更是朝打暮骂,几乎要把她折磨死。她只好捎信向赵盼儿求救。赵盼儿得信之后,没有因宋的不听劝说而耿耿于怀,而是认为姐妹之间的情义高于一切,打扮得漂漂亮亮,备好衣服行李赶往郑州去救宋引章。赵盼儿找到周舍,施出风月手段,讨得了周舍的欢心,迫使周舍休了宋引章。宋引章拿到周舍的休书找到赵盼儿,两人马上赶路回汴京。周舍找不到赵盼儿,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一路追赶而去,夺回了休书,不过那是赵盼儿事先准备好的假休书。周舍恼羞成怒,拉着她们去告官,赵盼儿拿出周舍亲笔写的休书,最后郑州太守判周舍杖六十,宋引章仍归安秀实为妻。赵盼儿的形象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作为一个妓女,她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长期的风尘生活,使她对那些衣冠子弟的内心和本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也曾想弃妓从良,但所有富家子弟跟他们都是虚情假意,逢场做戏,对此,她的认识比较深刻。所以当她听说宋要嫁周舍时,她曾鼎力相劝,当宋有困难向她求救时,她挺身而出。不顾个人的安危向周舍进行挑战。作为一个妓女,她无钱无势,她所拥有的只是美丽和机智。在她的周密计划之下,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斗争中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主动出击,节节胜利。而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周舍只能钻入她的圈套,被她牵着鼻子走。卑贱的小人物通过斗争取得胜利,对于当时同处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起而抗争,无疑具有鼓舞作用。其中,作者的倾向性显而易见。赵盼儿这种斗争精神,可以说是关汉卿笔下女性人物的共同特征,虽然反抗的方式不一,反抗的程度不同,但在关汉卿所创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另一出杂剧《望江亭》也塑造了一个敢于斗争敢于反抗恶势力,为了自己美满幸福的婚姻而赴汤蹈火的谭记儿形象。
谭记儿是在谭州做官的白士中的夫人。她聪明、美丽,为此被权豪势要杨衙内看上,杨衙内奏知皇帝,说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骗取了皇帝的金牌势剑,欲取白士中的首级,趁机霸占谭记儿。白士中听到此消息,一筹莫展,而做为弱女子的谭记儿却订下计策,来解救丈夫。在一个中秋之夜,杨衙内在去谭州的途中同亲随侍候饮酒。忽然来了一个卖鱼的女子张二嫂,给他献上一尾金鲤鱼,并要亲自为衙内切脍。杨见此女子美丽异常,色心大动,和她一起饮起酒来。酒酣耳热之中许她要娶她做第二个夫人。酒席之间张二嫂和杨一起对对子、填词,更讨得了衙内的欢心,趁着他们酒醉之中,张借口要用杨的势剑,又要了金牌说去打戒指,连文书都骗到手,趁着他们都睡着时,悄悄的乘船走了。杨一行来到谭州捉白士中,可他拿不出势剑金牌,无奈,杨只好向白求和说:"如今你的罪过我也饶了你,你也饶了我吧!又一件,只说你有个好夫人,请出来见一面。"等他见到夫人时才惚然大悟,那卖鱼的张二嫂就是谭记儿乔装改扮的。此时皇帝也知杨奏不实,派人到谭州撤了杨的职,白士中,谭记儿夫妇得到了解救。通过以上三个女性人物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关汉卿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不是单纯地悲悯她们的不幸遭遇,而是重视她们的觉醒和觉醒之后的斗争,并对她进行热情的肯定和歌颂。从不屈不挠的窦娥,到机智勇敢的赵盼儿,以至美丽机变的谭记儿,她们都不是作者虚构的幻影,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实实在在的人。她们虽然处在社会的底层,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却敢于同压迫者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凭着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机智、灵活的个性,直到取得斗争的胜利。在构成这些女性群像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作者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使她们的形象栩栩如生,而且具有广泛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成为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被压迫者的精神面貌的最真实、最本质的反映。
关汉卿是我国戏曲文学史上最早也是最伟大的戏曲作家。他在公案剧、爱情婚姻剧、历史剧中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凡是女性，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也不管是身高位尊，还是身卑位贱，大都塑造得性格鲜明生动，情感强烈丰富。她们的聪颖、才干、勇敢、泼辣征服了无数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这是关汉卿笔下女性与古代妇女的显著区别。《论语·阳货》中毫不掩饰地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男尊女卑”的圣训成为天经地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罗网使女性失去了人性的自由元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思想的冲击和巩固时期，兵戈南下使妇女坠入痛苦的深渊。关汉卿深入社会底层，以一位艺术家的正直和良知，视下层妇女问题为焦点，并把它作为揭露黑暗现实的突破口，揭示了各种各样受侮辱受损害的残酷现象，其笔下的妇女总能在残酷命运面前奋起反抗，与压迫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
“关汉卿的剧作，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都表现了封建社会两个主要阶级的对立”[2](铜板页)对立的结果，胜利的总在被压迫者一边，丑恶势力总是一败涂地。关汉卿总能以磅礴的才思、拔山扛鼎的笔力，摧枯拉朽的批判威力，为最底层的平民女性伸张正义，对元代黑暗的现实作了否定性的猛烈抨击。
敢于斗争最为彻底的当数《窦娥冤》中的窦娥。关汉卿在刻画窦娥艺术形象时，始终展现了其“守贞”、“行孝”的善良本性，但这只是温驯的一面，她还有倔强的一面。正如阿·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看上去很平常，等到严酷命运来敲他的门，一种伟大的力量——人类美的力量就会在他的心里汹涌起来。”窦娥对欲行非礼的张驴儿采取了全然决绝的态度，她先是反对婆婆的软弱，继而坚决拒绝拜堂，甚至将张驴儿推倒在地。在公堂上，她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和婆婆争辩，虽遭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也决不屈招。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她倔强刚毅的性格。剧本对窦娥的刻画正如澎湃的波浪一浪高似一浪，恶势力的压迫一步紧似一步。然而，窦娥的反抗精神也升华一层高似一层，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势。从恪守封建道德到否定天地鬼神走向叛逆；从逆来顺受、与世无争，到“争到头，竞到底”，坚持反抗；从反抗张驴儿，到反抗楚州太守，进而“将滥官污吏都杀坏”，反抗整个黑暗官场；从保卫自身人格而反抗到为解救婆母，进而“为万民除害”。关汉卿真实地勾勒出窦娥反抗性格的发展轨迹。窦娥在忍辱和抗争中，原有的幻想都无情地破灭了，他的满腔的冤情迸发出了复仇的怒火：“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这是一个弱女子在昏暗的现实中对社会的诅咒和无情的控诉，是一个弱小者向强大的黑暗抗争的火种，在行刑前发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绫、六月飞雪、亢旱三年，以示她冤情之大和宁死不屈的性格，这使她彻底打消了对官府的幻想，看清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平，是对生活执着坚决反抗的表现。
在公案剧《蝴蝶梦》中，也塑造了一个敢斗凶顽的妇女形象王婆婆，她听说丈夫无故被打死，面对豪强一点也不甘示弱：“使不着皇亲国戚，玉叶金枝；便他是龙孙帝子，打杀人也要吃官司”，王家三兄弟合起来打死了葛彪，为父报仇。对此，王婆婆毫无惧色，而且指着恶贯满盈的尸首拍手称快：“想当时，你也不三思，似这般逞凶撒泼干行正，无过恃着你有权势，有金货。则道是长街装好汉，谁想你血泊内也停尸。”王婆婆并没有为儿子要吃官司而痛苦和后悔，“为亲爷雪恨当如是”，然后带着三个儿子去受审，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她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其对官府的蔑视，对压迫欲屠戮的英勇反抗，使这一形象熠熠生辉。
《救风尘》、《望江亭》的女主人公赵盼儿、谭记儿是善于斗争的光辉人物，她们都是聪慧、机智、勇敢的女子，对恶势力不是束手无策，而是以自己过人的胆气和智慧作坚决的斗争，最终变被动为主动，击败了对手。侠肝义胆的赵盼儿，一心要救姐妹宋引章出火坑，以风月手段与恶少周舍斗争周旋，来来回回四个回合，终于使周舍落得个“肩担两头脱”鸡飞蛋又打，结果是大获全胜而归。在搭救宋引章之前就已经拿定了主意：“我到那里，三言两语，肯与休书，万事具休。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身稣，遍体麻，将他鼻凹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将得休书来，俺撇了。我这里出门儿——可不是一场风月，我着那汉一时休！”赵盼儿集智慧、经验、胆气、同情心于一身是关汉卿的理想与民间优秀品质相结合的产物。寡妇再嫁的谭记儿，秀外内中，机智勇敢，在当朝权豪花花太岁杨衙内要霸占自己、丈夫一筹莫展的情势下，孤身一人，巧扮渔妇，深入虎穴，以牺牲色相为代价赚取了势剑金牌及文书。“不是我夸贞烈，也不曾和几个人儿热，我丑则丑……使不着我那冰清玉洁”这种假意与仇人谈情说爱以制约仇人的手段与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的方式如出一辙，不仅使杨衙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保全了丈夫的性命和官职，也使自己免遭侮辱，获得了美满的婚姻。
由此可见，窦、王、赵、谭这些女主人公各具有正直善良、温柔纯真、舍己救人等多方面特征，但在不同矛盾冲突中又都表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坚强、反抗、不屈不挠。关汉卿如此强调女性的坚强刚毅、机智勇敢，这本身说明其杂剧不仅是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更是一只嘹亮的号角，始终激励着人们奋斗前进。
二、追求婚姻自由、反抗封建礼教
当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封建主义的框架中，“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绳索勒尽人类自然的性爱真情，男女结婚成为一种仅仅是维护男子或家庭，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的狭隘社会行为”[3]（p96）的时候，关汉卿杂剧中的一系列光辉的女性形象却已经勇敢地抛弃了“被金钱或其他社会行为权利手段”，[3](p92)所制约和扭曲的恋爱观、婚姻观、价值观，高奏起一曲曲礼赞，洋溢着“两意相投”，“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类具有民主和人文思想的爱情理想。
关汉卿的这类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的杂剧中，大致从对真正爱情的执着追求、对封建礼教的背叛和主体意识的觉醒等三方面真实的反映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实际存在的，或在理想中无限憧憬的真正爱情和婚姻的美丽与魅力，从而鲜明地反映批判和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唯“家世利益”是从，而泯灭了当事人双方“爱慕”的婚姻的伪善和丑恶。正是这种不屈不挠、一往无前地对传统婚恋观的抗争和对自由、自主婚恋的勇敢追求，一批或端庄凝重、或天真烂漫、或忧愤悲凄地沉迷于婚恋悲喜剧的女性群像，得以形神毕肖，风姿绰约地向我们走来。
《拜月亭》、《金线池》、《调风月》、《玉镜台》四部杂剧都突出地表现并肯定了四位女性对婚姻的自主选择，但侧重点又各有不同。
《拜月亭》、《金线池》两部主要表现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王瑞兰本是娇羞怯懦、足不出户的兵部尚书之女，她与蒋世隆在患难中萌发了爱情，并结为夫妻。势利的王尚书容不得一个穷秀才女婿，因为在婚姻关系中“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所以他硬要拆散一对恩爱的夫妻。瑞兰迫于父亲的权威，只好违心地离开夫君，为了“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她甚至诅咒起被视为尊严的父亲：“那一个爷娘不间叠，不似俺忒砗遮、劣缺”，“谁个无老父，谁个无尊君，谁个无亲爷，从头儿都不似俺也爷狠爹爹！”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抗争，可见，她爱之深切、执着！《金线池》中的杜蕊酿，一心要嫁韩辅臣，但爱钱的母亲怕失去了摇钱树，便造谣离间这对恋人，以达到为杜蕊酿“另接一个富家郎”的目的。而杜蕊娘硬是同“那虔婆顽闹一场”，并发誓说“怎将咱好姻缘生折做段头看，休想道泼烟花再打入迷魂阵！”弄得母亲无可奈何，尽管母亲使尽阴谋诡计，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杜蕊娘敢于冲破封建礼教，与母亲坚决斗争，终于与韩辅臣喜结良缘，获得了自由爱情与婚姻的权力。
《调风月》中的燕燕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婢女，她爱上了与自己地位极不相称的贵公子小千户，并希望借此摆脱奴籍，实现弃贱从良的愿望。但薄情的小千户要娶贵族小姐莺莺为妻，这使燕燕悲愤交加，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对小千户视为珍宝的定情信物极端蔑视，“我敢摔碎这盆子……一万分好待你，好觑你。如今刀子根底，我敢割得粉领麻碎！”这里“刀子根底”正是她倔强、刚强性格的象征，在人性灭绝和残暴面前，不肯善罢甘休，借说媒之名，行破亲之事，破亲不成，便不顾尚书、世袭千户的赫赫声威，大闹婚礼，控诉小千户的背信弃义，诅咒他们的婚礼。这样一位位卑势弱的小丫头竟一正压百邪，大获全胜，相公夫人不得已“许第二夫人做”。这本身是对封建礼教门第观念的攻击和嘲笑，也是对灭绝人性的奴婢制度的抗议，明显鼓励着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罗网，破除门第观念，争取人身自由，体现了剧作家对人性的尊重。
《玉镜台》侧重写主体爱情意识的觉醒。刘倩英出身名门，聪明美丽，单纯天真而不乏反抗精神。她不承认与温峤结成的老夫少妻的婚姻，在婚礼上大吵大闹决不认输。她“少年心想着风流配”，追求的是与自己年貌相当、情投意合的人结为伉俪。倩英有自己的理想，并为理想不断抗争，在她身上爱情的意识已经觉醒，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有自觉的斗争。
作者把人和事纳入人生的轨道，呈现于读者的面前，在总体上品味人生况味：人生道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只要不折不挠，奋力追求，就能达到光辉的终点，强调人在生活道路上必须具备一种向上的力量和精神。在正义这个前提下，弱可以赢强，少可以胜多。诚然，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与我国古代戏剧的情感模式传统规律有关，但这种安排对于有意宣扬顽强、不屈不挠精神的关汉卿杂剧来说，却有一种展示前程，鼓励奋斗的独特意味。
三、追求做人的权力
关汉卿身处于元蒙入主中原把人成批论为娼奴的黑暗时代，身处于恶杀人束缚人更为酷烈的宋明理学之间，却从一些被剥夺了做人权力的非人身上，发现了人的意识的觉醒，呼唤着人性的激扬发展。
关汉卿和广大下层女子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接触，理解她们心灵的痛苦和希翼，同时又以直面社会的胸怀和敏锐深刻的眼光来审视他们，并对她们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元代社会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元典章》规定：奴婢可以任主子凌辱；《元史·刑法》明文规定：敢骂其主者杖一百七，居役二年；敢告其主者处死。因而挣脱枷锁，改变处境，向往“人”的生活，便成了当时娼奴的共同追求。
关汉卿笔下的谢天香，一心指望的是“除籍不做娼，弃贱得为良”做个“儿女成双”的“自在人”，她把从良的希望寄托在柳永身上，柳永进京赶考后，天香被钱大尹收养在家中保护，不明就里的天香自怨自嗟。三年后柳永高中得归，天香被完璧归赵。她的心理和行动体现了广大多数妓女的群体意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她追求与生活愿望无不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燕燕作为一个婢女，社会地位决定她不可能一跃为世袭千户的夫人，她的生活要求只是“过今春，先交我不系腰裙，”从良的唯一途径就是做个小夫人。为了摆脱半贱不良的奴隶命运，她像飞蛾扑火一样舍身追求光明。她以飞蛾自喻“咱两个堪为比并：我为那包髻白身，你为这灯火清。”（第三折[紫花儿序]）。在这个女奴身上，人的意识已经觉醒，她所追求的爱情一开始就包含着挣脱枷锁，争取做人权力的目的。《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对妓女从良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她说：“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队，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这表现了择人之难，而出嫁之后，“待妆个老实学三从四德，争奈是个匪妓，都三心二意”，可见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十分牢固。
关汉卿不仅关心同情这些被压迫者，同时又不断地探索他们的出路。尽管作者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寻求一条完满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但已清醒地认识到妓女、丫环都应该弃贱从良，跳出人间的苦海，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谢天香》、《调风月》、《救风尘》等的大团圆结局，正是作者从同情被压迫妇女的立场出发，反映了作者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对人性的尊重，也反映了那一时期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符合历史的要求。
郭沫若同志在关汉卿戏剧创作700年纪念大会的开幕词如此评价：“关汉卿是一位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伟大战士，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封建制度的抨击上，更表现在他的作品里所同情、所颂扬的都是被压迫的、地位低微的人物，特别是受着重重压迫的妇女关汉卿对“小人物”倾注的同情，其着眼点不是写她们的悲剧命运，而是着力表现她们反抗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她们如何摆脱“奴性”的枷锁，追求人性自由的聪明才干。
四、背景和原因
关汉卿杂剧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各异，光彩照人的女性，“这些戏剧创造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女性艺术群像，在人物形象结构的革新和审美意识的变革方面，具有空前的意义 ，形成这种现象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元代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泼辣勇敢性格影响了关汉卿对女性形象的塑造。“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使她们的价值观有别于汉族文化，她们崇拜生命与力量，无所畏惧，天性豪放强悍，表达情感也爽快泼辣，《诈妮子》中的燕燕乃女真贵族之婢女，《拜月亭》里的王瑞兰是金国尚书的女儿，《哭存孝》里的刘、邓二夫人，也是少数民族将领的妻子，从她们身上可以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无拘无束，粗犷豪放的气概。
其次，元代社会现实使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带有强烈的倾向性。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较黑暗的时期。《元典章》记载：“一等权富豪霸之家，内有充官吏者，亦有泼皮凶顽，皆非良善。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织平民，骗其家私，夺占妻女，甚至害伤性命，不可胜言，交结官府，视同一家”，只有男性到处为非作歹，而足不出户、没有地位的女性是做不出恶行的。元代文人沦落底层，既不能通过科举取仕，又受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他们更走近民众，走近比他们更多一层不幸的妇女的生活，这也是关汉卿杂剧女性形象刻画成功的原因。
再次，关汉卿进步的妇女观使他在关注妇女命运、反抗封建禁锢、追求幸福生活上走在那个时代作家的前列。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6]（p150）从这一角度看，关汉卿的贡献是了不起的。他敏锐地看到女性在社会上处于无权地位，除了爱情婚姻外，别无寄托，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在争取爱情婚姻幸福、追求人身自由上也表现得最为坚定。
最后，独特的人格魅力及其“铜豌豆”精神对他塑造女性形象也有重要的影响。他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较轻，不拘泥于封建社会禁锢士子文人的道德规范，而是在坚持儒家“入世”精神的前提下强烈地追求自我人格的高扬，执着地保持着自我灵魂的奔放，毫不忌讳地宣称“我是普天下的浪君领袖，盖世界的浪子班头”。他善于从被歧视、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身上，发现她们的才智和力量，在她们身上寄托自己的反抗理想。他通过窦娥、王婆婆、赵盼儿等形象的刻画，表达了对黑暗社会最强烈的抗议。
当然，由于关汉卿的妇女观仍存在局限性，其也有不和谐之处，如谭记儿乃良家妇女，以牺牲色相骗取势剑金牌，这未免有些牵强，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关汉卿杂剧的总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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