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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介绍
清高宗乾隆（1711年9月25日子时—1799年2月7日），姓爱新觉罗，讳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属兔，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卒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终年89岁，葬于河北裕陵（今河北省遵化县西北）。乾隆于雍正十三年即位，为清代入关第四帝。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十五子颙琰，自己成为太上皇。乾隆在位共六十年，是中国封建史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祖父康熙帝，而且是寿命最长的皇帝。雍正在位时乾隆被封被宝亲王。雍正死后，群臣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取出锦匣，开读密诏，上面写着“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联即皇帝位。”弘历于同月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乾隆”。相传乾隆不是雍正的亲生儿子。而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在雍亲王（雍正）妃分娩的那一天，恰好陈阁老的夫人也生下了一个孩子，只是前者是女孩，后者则是个男孩。此时的雍正听说后，密令家人将陈阁老请来，并强调一定要带着小孩。然后借口福晋要看孩子，将小孩带入内室，将自己的女孩换给陈家。陈家后来发现不对，但不敢声张。没想到，男孩天资聪明，深得康熙，雍正二帝的喜爱，最后竟成为一代君王。传说乾隆在六下江南时，曾暗去海宁省亲。不过有学者认为，乾隆并不是雍正的长子，也就是说，雍正并不担心无人继承他的王位。而且，当时的皇位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雍正怎么敢与他人交换孩子，而给政敌留下话柄。在平定天山南路时，清军俘虏了小和卓木的一个妃子，她是一位绝色佳人，身上又散发出一种天然的奇香，人称香妃。乾隆便将她收为妃子送入宫中，还特地招来回教徒服侍她的吃穿。又在宫中西苑造了回族的住房、礼拜堂，以博取她的欢心。香妃却毫不动心，坚决不从。一天，宫女奉乾隆之命来劝说，香妃猛地取出一把匕首，吓得宫女四散躲避。太后怕乾隆遭到不测，趁乾隆去郊祭时，把香妃召来，令其自杀。乾隆知道后还生了一场病，事后下令将香妃遗体用软轿抬回新疆喀什入葬，建香妃墓。近年来，专家经过大量考证。认为香妃实为乾隆的容妃，在宫中生活了28年，55岁时病殁，葬于东陵，棺上书有阿拉伯文的《可兰经》。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曾先后六次下江南，遍游名城，笔墨留于大江南北。乾隆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但是因编纂此书而禁毁的古书达十万册之多。但乾隆所兴起的文学狱，在清朝历代中为数最多。如有个文人胡中藻写了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认为这是诽谤清朝，将胡中藻灭族乾隆好大喜功,为人重奢靡，铺张浪费，并自称为“十全老人”。他在位后期任用和坤二十年。和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致使这二十年间贪污成风，政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义频繁。清王朝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败。乾隆骄淫奢侈，不顾国库空虚，六下江南，导致江南民众无以为生。妄想以征战各国超越其祖父，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乾隆也是清朝皇帝中制造文字狱最多的皇帝，达160多起，多则万人，少则百人，使全国百姓噤若寒蝉，思想禁锢，文化科学无法正常发展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乾隆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他下诏说：“我25岁时继位，当时曾经对天起誓，如果能够在位60年，就一定自行传位给皇太子，不敢与皇祖（指康熙）的在位年数一样。现在我在位已经满60年，不敢食言，决定禅位与皇十五子颙琰。他如一时难以处理朝政，由我训政。”和坤等大臣极力劝阻，乾隆不听，于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太极殿举行禅位大典，自称太上皇，但仍掌握着朝廷实权。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得病，虽经过不少名医医治，都不见起色，初三死于养心殿。对于中国来说，满清那时是北方自称满洲的外族入侵者，他们将其入主中原的王朝命名为“清”，意为清白无瑕，尽管这个王朝所做所为与这个词毫不相干。满族人是由蒙古人，朝鲜人，回族人和jurchen部族混合而成。他们的文化继承自那些已并入中东，印度，西藏和欧洲文明的游牧征服者们。那幅官方冕礼上的乾隆---这次展出就是突现这厮的---的画像，是由一个意大利耶稣教士所画的。乾隆是一个有趣的伪君子，一个真正的唯我独尊的奴隶主，谈到他就要涉及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从1736至1795，他统治了当时一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近3亿人口。他25岁上台时已经有了8个性奴和若干崽子，最终他的固定交配对象有40多个。他智商不低，写出了超过44000多首所谓"诗"和数千散文。他还是一个音乐家（展出中有他使用过的琴或铮），一个水平出众的书法家，也是一个热心的三流的画家。作为统治者他事必恭亲，对行政事务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亲自签署其政权所颁发的每一条法令，并在中国进行了超过150次长时期民间巡游，会见，探访和核查以保证地方官员对他言听必从。他对历史文化兴趣极浓，同时也很实用主义。他清楚由于满清在政治上不受信任，不得已保持与中国的传统紧密联系。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以修书为名将过去所有幸存下来的汉语著作收集起来。这项工作耗费了300名犬儒和3600名抄写者10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近420万页文字，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价值无可估量。与此同时，这也让这个奴隶主得以审查中国的文字史并加以大肆篡改。他毁灭了数以千计他认为反帝制的书籍，几与他所保存的书籍数量相若。这次展示在证明满清在何等憎恶被中国人同化方面尢其有用，通过插入一个满族标志将其加于属民上。在他们统治下，中国境内所有人都不得不扎起满洲式的猪尾巴辫子。满人妇女不许束脚（束脚是中国汉族精英阶层的妇女标志）。在妇女服饰中，汉人的宽袖服饰被禁，满人的窄袖服饰兴起，如同马靴一样，提醒着他们不忘其久远的游牧历史。满清历史在乾隆手中到达了它的顶峰，但在其统治结束前就已然黯淡无光。乾隆绝非智慧之神，随着年岁增长他变得逾加残暴，并重用一群腐败而又贪得无厌的顾问，焚书坑儒事件也日益增多。社会风气也变得粗蛮狭隘。满清王朝从一个拥有着征服世界的潜力的可怖高度，滑向了衰败，直至1911年最后一个满清皇帝将紫禁城和它的宝藏弃之身后落荒而逃。中国和西方的当代艺术史学者们长久以来都对这些馆藏不屑一顾，相反他们专注于满清时期艺术的另一个方面，一种从明朝延袭下来的学院派绘画传统。诚然，这次将持续到9月12日展出是在一个自然历史，种族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而不是在艺术博物馆举行也说明了些什么。实际上，尽管满清时期诸如玉雕等形式的艺术技巧达到了颠峰，但以大多数21世纪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这种精益求精的审美观只是一种过时的品味。没有比通过field博物馆负责人chuimeiho和bennetbronson所写就的展品目录，以一种历史讲述者的技巧来获取那段苦涩历史的地道样例更佳的途径了。这个展示是一次很好的介绍，但效果和宣扬者的初衷截然不同。拥挤不堪，矫揉造作，它展现了一种完全不思进取的对寄生文化的沉溺，而这种沉溺被可耻地加以抛光美化的程度之如它的荒缪程度，传统的中国和紫禁城的图兰多会聚在了一起（译者注：图兰多是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同名歌剧中的一个满清格格，在此可能指代满洲统治阶层），展览中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的礼品售卖店也颇具说明意义。这确实很有满清的风格，很有我们的风格。乾隆自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把“盛世”的家底耗尽，1、1747年：平大小金川；2、1755年：平准部；3、1757年：再平准部；4、1759年：平回部；5、1769年：平缅甸；6、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7、1788年：平台湾；8、1789年：平越南；9、1791年：平尼泊尔；10、1792年：再平尼泊尔。纵观乾隆的“十大武功”，绝大多数都是自我宣传的结果：大金川（四川靖化）和小金川（四川懋功）是西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不能称之为“武功”。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都是丑剧和败仗，更称不上“武功”。其实乾隆的武功只有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可乾隆却把这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乾隆非要凑足十项不可，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虚荣浮华和把肉麻当有趣。乾隆的虚荣心还体现在满清帝国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清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清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他们向清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清国的“赏赐”。乾隆皇帝为了鼓励清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例如清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芝麻国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清国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乾隆皇帝进贡了。当周边的国家发现向乾隆进贡的好处时，就纷纷利用进贡的名义敲榨中国，并不惜用战争相威胁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乾隆皇帝为了一己虚荣和“面子”，把百姓的税钱不当回事，使中华帝国的财富大量外流。四、恶直好谀，重用大贪官和绅。乾隆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这一嗜好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于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贪官和绅的出场。和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因为特殊的机缘受到乾隆的信任和重用，在他统治的后期把帝国的行政大权交给他，擢升他为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首都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和绅有着绝顶的小聪明，熟谙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英明盖世的乾隆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绅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贪污和弄权，对乾隆重用他的回报是在全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贪污系统，把清帝国的墙基掏空。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式。乾隆死后，和绅也跟着倒台，查抄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亲人贪污的款项，总数应该不下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绅当权刚好二十年！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转衰。为了冲淡武夫形象，他极力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写了几千首诗，收藏历代书法精品，到处题字，仿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之士。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掩盖下，他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狂热推行者。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这样说，决不是夸张。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康熙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事情的起因并不离奇。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发，说是其中有“怨望讪谤”之词。那么所谓“怨望讪谤”之词是什么呢？说来可笑，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无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们竟望文生义，强词夺理地指责蔡显含沙射影，“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把这个案件上报皇帝，主张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蔡显。乾隆皇帝仔细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了一道圣旨，把凌迟改为斩首，同时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他大发善心了吗？非也。原来他从《闲闲录》中找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之类字句，以为蔡显是在发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这类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他在圣旨中狠狠训斥这两个封疆大吏，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故意纵容包庇、同流合污，需要承担一部分罪责。因此把蔡显由凌迟改为斩首，意在警告大臣们，以后经办此类案件，务必处心积虑地收集罪证，不能有所遗漏。结果，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原因就是一句吟咏牡丹的诗句，以及一句反映事实的大白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在大兴文字狱这点上，乾隆皇帝比他的大臣要厉害百倍。这从“字贯案”可以更加清楚。举人王锡侯，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十分寻常。殊不知，这一举动在当局的眼中，已经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何况《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构成另一罪状。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板、书册全部销毁，而且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江西巡抚海成受到牵连是为什么呢？原来海成在向皇帝报告时，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但他并没有细细审查《字贯》本身的文字是否有问题。乾隆却很细心，看了海成的奏折后，又仔细审查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发现事情并非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那么简单，他在《字贯》序文后面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居然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玄烨、胤禛、弘历之类，毫无避讳的开列出来。他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江西巡抚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盛怒之下，他给军机大臣发去一道谕旨，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的凭借庸陋幕僚的意见上报。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因此被革职查办，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海成是贯彻乾隆的文化专制主义最为卖力的人，是各省禁书的始作俑者，备受皇帝信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自掘坟墓栽在查办文字狱的“失察”上。王锡侯当然要按照皇帝的谕旨重新审问，留下审讯笔录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断如：——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的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王锡侯答：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板另刻，现有书板可据，请求查验。尽管如此辩解，既然皇帝已经说“人人得而诛之”，王锡侯自然难逃一死。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此外，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禁毁书籍达几千种。无怪乎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政治上也越来越腐败。尤其是其晚年重用大奸臣、“贪官之王”--和珅，使清朝国库逐渐虚空，百姓生活贫苦，嘉庆元年（1796年），发生白莲教民变。应该说，清朝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高宗以在位期不越祖父康熙帝为名禅位于子颙琰，是为清仁宗，又号嘉庆帝，自称太上皇，仍然继续执政，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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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乾隆（1711年9月25日子时—1799年2月7日），姓爱新觉罗，讳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属兔，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卒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终年89岁，葬于河北裕陵（今河北省遵化县西北）。乾隆于雍正十三年即位，为清代入关第四帝。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十五子颙琰，自己成为太上皇。乾隆在位共六十年，是中国封建史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祖父康熙帝，而且是寿命最长的皇帝。雍正在位时乾隆被封被宝亲王。雍正死后，群臣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取出锦匣，开读密诏，上面写着“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联即皇帝位。”弘历于同月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乾隆”。相传乾隆不是雍正的亲生儿子。而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在雍亲王（雍正）妃分娩的那一天，恰好陈阁老的夫人也生下了一个孩子，只是前者是女孩，后者则是个男孩。此时的雍正听说后，密令家人将陈阁老请来，并强调一定要带着小孩。然后借口福晋要看孩子，将小孩带入内室，将自己的女孩换给陈家。陈家后来发现不对，但不敢声张。没想到，男孩天资聪明，深得康熙，雍正二帝的喜爱，最后竟成为一代君王。传说乾隆在六下江南时，曾暗去海宁省亲。不过有学者认为，乾隆并不是雍正的长子，也就是说，雍正并不担心无人继承他的王位。而且，当时的皇位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雍正怎么敢与他人交换孩子，而给政敌留下话柄。因此，乾隆身世之谜是子虚乌有。乾隆在位期间，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使社会上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康乾盛世”在此期间达到了顶峰。同时乾隆平定了准噶尔部，消灭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的势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巩固和开展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今天中国固有版图；严厉拒绝了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提出的侵略性要求。在平定天山南路时，清军俘虏了小和卓木的一个妃子，她是一位绝色佳人，身上又散发出一种天然的奇香，人称香妃。乾隆便将她收为妃子送入宫中，还特地招来回教徒服侍她的吃穿。又在宫中西苑造了回族的住房、礼拜堂，以博取她的欢心。香妃却毫不动心，坚决不从。一天，宫女奉乾隆之命来劝说，香妃猛地取出一把匕首，吓得宫女四散躲避。太后怕乾隆遭到不测，趁乾隆去郊祭时，把香妃召来，令其自杀。乾隆知道后还生了一场病，事后下令将香妃遗体用软轿抬回新疆喀什入葬，建香妃墓。近年来，专家经过大量考证。认为香妃实为乾隆的容妃，在宫中生活了28年，55岁时病殁，葬于东陵，棺上书有阿拉伯文的《可兰经》。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曾先后六次下江南，遍游名城，笔墨留于大江南北。乾隆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但乾隆所兴起的文学狱，在清朝历代中为数最多。如有个文人胡中藻写了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认为这是诽谤清朝，将胡中藻灭族。不过这并不有损于乾隆的功绩。但乾隆好大喜功,为人重奢靡，铺张浪费，并自称为“十全老人”。他在位后期任用和坤二十年。和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致使这二十年间贪污成风，政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义频繁。清王朝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败。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乾隆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他下诏说：“我25岁时继位，当时曾经对天起誓，如果能够在位60年，就一定自行传位给皇太子，不敢与皇祖（指康熙）的在位年数一样。现在我在位已经满60年，不敢食言，决定禅位与皇十五子颙琰。他如一时难以处理朝政，由我训政。”和坤等大臣极力劝阻，乾隆不听，于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太极殿举行禅位大典，自称太上皇，但仍掌握着朝廷实权。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得病，虽经过不少名医医治，都不见起色，初三死于养心殿。乾隆自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把“盛世”的家底耗尽，1、1747年：平大小金川；2、1755年：平准部；3、1757年：再平准部；4、1759年：平回部；5、1769年：平缅甸；6、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7、1788年：平台湾；8、1789年：平越南；9、1791年：平尼泊尔；10、1792年：再平尼泊尔。纵观乾隆的“十大武功”，绝大多数都是自我宣传的结果：大金川（四川靖化）和小金川（四川懋功）是西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不能称之为“武功”。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都是丑剧和败仗，更称不上“武功”。其实乾隆的武功只有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可乾隆却把这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乾隆非要凑足十项不可，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虚荣浮华和把肉麻当有趣。乾隆的虚荣心还体现在满清帝国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清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清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他们向清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清国的“赏赐”。乾隆皇帝为了鼓励清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例如清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芝麻国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清国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乾隆皇帝进贡了。当周边的国家发现向乾隆进贡的好处时，就纷纷利用进贡的名义敲榨中国，并不惜用战争相威胁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乾隆皇帝为了一己虚荣和“面子”，把百姓的税钱不当回事，使中华帝国的财富大量外流。四、恶直好谀，重用大贪官和绅。乾隆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这一嗜好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于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贪官和绅的出场。和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因为特殊的机缘受到乾隆的信任和重用，在他统治的后期把帝国的行政大权交给他，擢升他为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首都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和绅有着绝顶的小聪明，熟谙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英明盖世的乾隆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绅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贪污和弄权，对乾隆重用他的回报是在全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贪污系统，把清帝国的墙基掏空。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式。乾隆死后，和绅也跟着倒台，查抄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亲人贪污的款项，总数应该不下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绅当权刚好二十年！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转衰。为了冲淡武夫形象，他极力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写了几千首诗，收藏历代书法精品，到处题字，仿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之士。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掩盖下，他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狂热推行者。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这样说，决不是夸张。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康熙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事情的起因并不离奇。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发，说是其中有“怨望讪谤”之词。那么所谓“怨望讪谤”之词是什么呢？说来可笑，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无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们竟望文生义，强词夺理地指责蔡显含沙射影，“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把这个案件上报皇帝，主张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蔡显。乾隆皇帝仔细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了一道圣旨，把凌迟改为斩首，同时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他大发善心了吗？非也。原来他从《闲闲录》中找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之类字句，以为蔡显是在发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这类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他在圣旨中狠狠训斥这两个封疆大吏，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故意纵容包庇、同流合污，需要承担一部分罪责。因此把蔡显由凌迟改为斩首，意在警告大臣们，以后经办此类案件，务必处心积虑地收集罪证，不能有所遗漏。结果，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原因就是一句吟咏牡丹的诗句，以及一句反映事实的大白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在大兴文字狱这点上，乾隆皇帝比他的大臣要厉害百倍。这从“字贯案”可以更加清楚。举人王锡侯，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十分寻常。殊不知，这一举动在当局的眼中，已经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何况《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构成另一罪状。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板、书册全部销毁，而且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江西巡抚海成受到牵连是为什么呢？原来海成在向皇帝报告时，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但他并没有细细审查《字贯》本身的文字是否有问题。乾隆却很细心，看了海成的奏折后，又仔细审查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发现事情并非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那么简单，他在《字贯》序文后面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居然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玄烨、胤禛、弘历之类，毫无避讳的开列出来。他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江西巡抚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盛怒之下，他给军机大臣发去一道谕旨，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的凭借庸陋幕僚的意见上报。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因此被革职查办，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海成是贯彻乾隆的文化专制主义最为卖力的人，是各省禁书的始作俑者，备受皇帝信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自掘坟墓栽在查办文字狱的“失察”上。王锡侯当然要按照皇帝的谕旨重新审问，留下审讯笔录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断如：——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的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王锡侯答：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板另刻，现有书板可据，请求查验。尽管如此辩解，既然皇帝已经说“人人得而诛之”，王锡侯自然难逃一死。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此外，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禁毁书籍达几千种。无怪乎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政治上也越来越腐败。尤其是其晚年重用大奸臣、“贪官之王”--和珅，使清朝国库逐渐虚空，百姓生活贫苦，嘉庆元年（1796年），发生白莲教民变。应该说，清朝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高宗以在位期不越祖父康熙帝为名禅位于子颙琰，是为清仁宗，又号嘉庆帝，自称太上皇，仍然继续执政，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去世为止。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编辑本段]乾隆皇帝和七世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杨广有一个同样的爱好：那就是喜好去繁华似锦的江南游玩。乾隆的南巡集团声势浩大，每次都在万人以上，所到之处极尽奢侈糜费，地方供给极尽华丽壮观，百姓的财富经历巨大的浩劫。江苏学政（教育厅长）尹会一曾上奏章说南巡造成“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大为光火：“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被乾隆封为“满清第一才子”的皇家教师纪晓岚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怒不可遏：“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看看今天的影视剧《铁龄铜牙纪晓岚》，和真实的历史相差究竟有多大？乾隆南巡的花费超过康熙百倍以上。如今天的影视剧津津乐道乾隆下江南时“微服私访”的“美政”，何其可笑，将观众们愚弄于股掌之间。乾隆从不“微服私访”，即使有也是出于“猎奇”和“瓢妓”的用心，绝不是因为了解民生疾苦。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就因为“微服出巡”，去秦淮河上瓢妓彻夜不归，皇后在伤透了心的情况下把万缕青丝一刀剪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截发皇后。乾隆除了下江南游荡猎奇外，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作为皇帝家常的供玩。从前秦二世胡亥筑阿房宫，陈后主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隋炀帝营显仁宫芳华苑，华丽也不过如此，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著名的亡国君王。乾隆的挥金如土，使康熙、雍正辛苦搜刮的的“家当”很快被消耗殆尽。总之，以乾隆中期为界，清王朝开始走向它的衰弱。而到了乾隆末期，所谓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世”已经宣告结束。在60年漫长的“盛世”之后，是成倍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集团的彻底腐败。如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蘘却已尽上来了。”清王朝已经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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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乾隆（1711年9月25日子时—1799年2月7日），姓爱新觉罗，讳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属兔，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卒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终年89岁，葬于河北裕陵（今河北省遵化县西北）。乾隆于雍正十三年即位，为清代入关第四帝。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十五子颙琰，自己成为太上皇。乾隆在位共六十年，是中国封建史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祖父康熙帝，而且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乾隆在位期间，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使社会上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康乾盛世”在此期间达到了顶峰。同时乾隆平定了准噶尔部，消灭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的势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巩固和开展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今天中国固有版图；严厉拒绝了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提出的侵略性要求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曾先后六次下江南，遍游名城，笔墨留于大江南北。乾隆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但乾隆所兴起的文学狱，在清朝历代中为数最多。如有个文人胡中藻写了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认为这是诽谤清朝，将胡中藻灭族。不过这并不有损于乾隆的功绩。但乾隆好大喜功,为人重奢靡，铺张浪费，并自称为“十全老人”。他在位后期任用和坤二十年。和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致使这二十年间贪污成风，政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义频繁。清王朝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败。乾隆皇帝，即清高宗（1711一1799），爱新觉罗·弘历，世宗四子。清代皇帝，1735一1795年在位。继位后，先后讨平西北、西南，抗击廓尔喀入侵，拒绝英使马戛尔尼的无理要求，鼓励垦荒，颁布禁书令，迭兴文字狱，开四库全书馆，编纂《续三通》、《皇朝三通》等。晚年，自号十全老人，陶醉于文治武功，听任和砷专权，日益腐败。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我国历代书法艺术之大成。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http://baike.baidu.com/view/26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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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比乾隆小13岁乾隆皇帝30岁的时候纪晓岚才17岁！清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生于雍和宫邸。是雍正帝的第四子。纪晓岚雍正二年（公元1724～1805）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和珅(1750-1799)，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生于乾隆十五年，父亲名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他祖上是今辽宁清原县人，清初随清帝入关，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同山东诸城人。纪晓岚乡试座师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纪昀）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刘墉与乾隆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刘墉与和珅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刘墉和纪昀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乾隆皇帝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嘉庆四年（1799）。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平定叛乱等一系列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并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但乾隆为人重奢靡，晚年时国库财用耗竭，并重用贪官和绅，以至农民起义在其晚年也已层出不穷，是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标志。乾隆皇帝下江南，纪晓岚随行。一路上，乾隆经常出一些难题命纪晓岚答对，纪晓岚能巧妙地完成。一天，他俩登上长江岸边的一座酒楼，欣赏江景。乾隆忽然心血来潮，要纪晓岚即景做一首绝句，诗中必须包括十个一字。纪晓岚唯唯领命。他走进临江的窗户，放眼望去，但见秋雨如丝，江面上雾影蒙蒙，往来的船只很少，不远处，岸边泊着一条小船，一个渔人戴笠披蓑，正在垂钓。纪晓岚略一沉思，便念出了二句诗：“一蓑一笠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勾”。乾隆见纪晓岚两句诗便用了五个“一”字，不觉颔首微笑，表示赞许。谁知纪晓岚只做了前两句，后面两句却做不出来了。他捻须皱眉，苦思冥想，搜索枯肠，终难在下面两句中再安上五个“一”字，乾隆见他做不出来，不觉把桌子一拍，笑道：“今天也难倒你啦！”说罢，又哈哈大笑。纪晓岚连忙跪下，道：“启禀圣上，臣有了。”乾隆住了笑，忙道：“快讲来！”只见纪晓岚不慌不忙地念道：“一拍一呼还一笑，一人独占一江秋《四库未收书辑刊》简介四库未收书辑刊》是图书馆、图书收藏家和专家学者难得的珍品书。清朝人物简介---乾隆皇帝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雍正皇帝第四子,清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他在将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的同时，也亲手将它带向低谷，他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雍亲王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位，年号乾隆。弘历幼年天资聪颖，颇受皇祖康熙帝宠爱，曾为其慎择良师，进行多方面教育。雍正元年（1723年）被密立为太子，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预军国要务。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去世，弘历即位。由此，他站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至高点，开始施展其“文治武功”。乾隆帝的“文治”表现于他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和文化上的贡献。乾隆帝即位后，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从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使乾隆帝辉煌的一生罩上了阴影。乾隆帝儒雅风流，一生著文吟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又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乾隆帝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编纂巨帙《四库全书》。然而与此相悖的是他大兴文字狱，焚毁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文化典籍，使其“文治”黯然失色。乾隆帝还曾六下江南，六莅五台，奠孔林等，数十次木兰秋狝，多次于避暑山庄宴见西北边疆少数民族首领，这些举措对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安定边疆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乾隆帝的视角还仅限于中国本土，对同时期已经蓬勃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文化尚无足够的认识。乾隆帝的“武功”主要是对边疆的战事，虽有胜有负，有义与不义，然而他皆自诩为“十全武功”。乾隆帝执政60年后，虽禅位与其子颙琰，但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进行了3年统治。他不仅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皇帝，而且也是实际执政时间最久的皇帝。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去世。卒谥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葬河北遵化清东陵之裕陵。乾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乾隆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人们最爱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了。首先乾隆究竟生在哪里？乾隆自己认为，他生在雍和宫。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的东北，是著名的喇嘛庙。在康熙时代这里不叫雍和宫，而是雍亲王府，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王爷府。乾隆曾经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宫。在一首雍和宫纪事诗中，乾隆更明确地写到：“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可是，就在乾隆皇帝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议论。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的，到避暑山庄的时候，写了三十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就涉及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小注，这个小注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常到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那里小住几天。”这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一样的山峰而得名。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这个园子才是乾隆的降生地。大概是乾隆在晚年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语有所耳闻，他在72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佛后写诗作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他说，我确实是在康熙辛卯年生在这雍和宫。乾隆79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完佛，又写下一首七律《雍和宫瞻礼》，在注释中他不但再一次重申，他的确是在康熙五十年生于雍和宫，而且在那里生活了12年。在嘉庆刚登基的那年八月，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而且写诗庆贺，在诗的后面，做出这样的注解，说康熙老太爷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皇父乾隆也是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第二年，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他明明白白地写到：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山庄。嘉庆这两次写的诗和注释表明，在他看来，“皇父”乾隆生在热河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可是，过了十几年以后，嘉庆又放弃了这一看法。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基以后，都要为他的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嘉庆在审阅时发现，这两部非同小可的文献典籍，把“皇父”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这时，翰林出身的刘风诰把乾隆当年写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纸条，送给嘉庆审阅。面对白纸黑字，嘉庆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嘉庆只好放弃狮子园说法，批准在《实录》和《圣训》里写道：“……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经明确把乾隆出生地写成雍和宫。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皇帝到塞外打猎，住在避暑山庄，第二天突然死去。在军机大臣以嘉庆的名义撰写的遗诏中说，皇父乾隆当年就生在滦阳行宫，即避暑山庄，今天我死在这里，也没什么遗憾了。新继位的道光皇帝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以每天六百里加急，将已经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把原来说乾隆生在避暑山庄，改写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道光为了把他的爷爷乾隆生在北京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他不得不把他父亲嘉庆当年说乾隆生在山庄的诗作都改过来。由于嘉庆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这样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是越抹越黑，使天下的官员百姓对乾隆的出生地问题愈加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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