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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的民族观是什么
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联合汉族上层和蒙古贵族而组成的专制政权。由于清代民族多，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满汉、满蒙、其他各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各有特点，清朝则根据这些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实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基本获得成功。与此同时，清廷在组织编纂的史书中，不断宣扬“中外一家”、“一视同仁”的民族观，促使各民族相互认同，并最终认同于多民族统一的大清王朝。
在涉及民族问题的史书中，乾隆年间重新修订辽、金、元三史，编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及历朝编纂的各种“方略”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清廷的民族观念。
乾隆皇帝热衷修史，除编纂各类史籍外，还修订前代史书。《辽史》、《金史》、《元史》三史人、地、官名的重新厘正，是他最为关注的。这与三史所载均为少数民族政权有关。他谕令修订三史，有为当时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环境服务的深刻寓意。
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刻成二十一史，乾隆帝对辽、金、元三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三史在汉字译音上面存在很多问题，认为“辽、金、元之史，成于汉人之手，所为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故而很难成为佳史。再加上以汉人“纪边关以外荒略之地”，“欲其得中得实，盖亦难矣”。遂提出重新改正三史中人名、地名、官名，于乾隆三十六年下令编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乾隆帝重订辽、金、元三史，目的是“传信示公”，所谓“辽、金、元三史人、地名音译讹舛，鄙陋失实者多，因命儒臣按《同文韵统》例，概行更录。盖正其字，弗易其文，以史者所以传信示公，不可以意改也”。所谓“传信”，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乾隆帝也认为“一代之史，期于传信”，但辽、金、元三史因为错谬较多，无法担负起“传信”的责任，因此需要修订，下令“廷臣重订金、辽、元国语解，将三史内讹误字样，另行刊定，以示传信”。所谓“示公”，在乾隆看来，就是“大公至正”的态度，即希望借修订三史，“以昭纲常名教、大公至正之义”。乾隆强调“示公”，申言“昭大公至正之义”，是寓有深刻的政治含义的。辽、金、元三史的改订，实际是借史学工作表达政治思想，特别是民族思想。清廷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不但统治汉人，而且降服沿边各民族，建立一个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用乾隆的话说，就是建立“一统同文”、“海寓同文”的局面。他反复指出，重订三史与这局面息息相关，他说：“我国家中外一统，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官族为庸陋者流传所误，因命廷臣悉按国语改正。”又说：“因为（《元史》音译）参稽译改，以正史鉴之疑，举数百年之踳谬，悉与辨剔阐明，以昭一统同文之盛。”从表面上看，订正史书译音讹舛，好象只是汉族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译音问题，实际上这背后蕴含的是“一统同文”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问题，是“大一统”局面得以维持的重要前提之一。对此，乾隆帝说：“朕非于此等音译字面有所偏袒，盖各国语言不同，本难意存牵合。即如满洲、蒙古文译为汉文，此音彼字，两不相涉，乃见小无识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朕每见法司爰书，有以犯名书作恶劣字者，辄令改写。而前此回部者，每加犬作‘犭回’，亦令将犬旁删去。诚以此等无关褒贬而实形鄙陋，实无足取。况当海寓同文之世，又岂可不务为公溥乎？”由此可见，乾隆就是要通过改订三史，反对大汉族主义，标举种族平等观念。也就是说，乾隆帝重订三史的政治目的，就是在“一统同文之盛”的局面下，将从前汉人所修的边疆民族朝代的历史进行一次清理，使它们能体现清朝当时“中外一家”的民族观。乾隆还说：“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无不戴天而履地，无不是是而非非，无不尊君上而孝父母，无不贤贤人而恶小人。彼其于语言文字中谬存我是彼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终于自污其面哉！故向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及制《西域同文志》，壹是义也。”虽然这次改订三史的原则是“正其字，弗易其文”，但实际上清廷进行了发挥，尤其对三史修纂者“轻贬胜国”的做法极为不满，“夫一代之史，期于传信，若逞弄笔锋，轻贬胜国，则千秋万世之史，皆不足信。是则有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辽、金、元皆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后世修史者对他们大加贬低，是作为少数民族的清廷所不能同意的。可以说，三史的修订绝非一项纯粹的史学活动，内中所蕴涵的宣扬“一统同文”的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思想，才是清廷最为关注的。
除汉族之外，清廷对蒙古族问题非常重视，开国之初，就把争取蒙古确定为基本国策之一，专设理藩院管理蒙古事务，并采取诸如敕封、建立蒙旗制度、联姻以及利用宗教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蒙古族的管理。在对回族的问题上，清廷采用又拉又打的手段，恩威并施。同时，他仍然不忘以修史来配合自己的各项政策。乾隆四十四年（1779）敕令国史馆修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该书所记乃“内外扎萨克及降服回部宣猷效力、著有功勋者，以一部落为一表传。其事实显著者，各立一专传。清、汉、蒙古字三体，各一百二十卷”。编纂此书的目的，乾隆皇帝在上谕中说的非常明白：“我国家开基定鼎，统一寰区，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扎萨克喀尔喀诸部咸备藩卫，世笃忠贞，中外一家，远迈前古。在太祖、太宗时，其抒诚效顺、建立丰功者固不乏人，而皇祖、皇考及朕临御以来，蒙古王公等之宣猷奏绩、著有崇勋者亦指不胜屈。因念伊等各有军功事实，若不为追阐成劳，裒辑传示，非奖勋猷而昭来许之道。”显然，为蒙古、回族拱卫王室、功劳卓著者立传，就是要宣扬“中外一家，远迈前古”的多民族大一统的盛世局面，消弭各民族对清廷的不满。四库馆臣在为该书撰写的《提要》中历数蒙古内附的情况，指出“我列圣提絜乾纲，驱策群力，长驾远驭之略，能使柳城松漠，中外一家，咸稽首而效心膂，其炳然可传者，章章如是，诚为前史所未闻”。其关注点依然在“柳城松漠，中外一家，咸稽首而效心膂”的多民族拱卫清廷这一点上，由此也可看出清廷编纂该类史书的用心所在。
清代发动过很多战争，这些战争的始末多由方略馆将其记载下来，形成了一系列的“方略”。这些战争中有不少都涉及到国内各民族，尤其是西北和西南各民族。譬如平定察哈尔、准噶尔、大小金川、回部、苗民等等，清代方略不仅记载了这些战争的经过，也反映了统治者对有关民族问题的认识。换言之，统治者通过编纂“方略”，借战争的胜利，宣扬清廷威德无量，对待民族问题“无分内外，一视同仁”的态度。
从方略记载中可以看到，清廷在民族观上主要着力宣扬两种观念，一是清朝为天下共主的观念，二是中外一家的思想。他们极力树立心胸博大、容纳百川的君王形象，把清廷当作各民族的大家庭，而皇帝就是这个家庭中的家长。康熙皇帝在为《平定朔漠方略》所作序言中说：“朕祗承天眷，懋绍祖宗丕基，为亿兆生民主。海内外皆吾赤子，虽越在边徼荒服之地，倘有一隅之弗宁，一夫之弗获，不忍恝然视也。”史臣也说：“皇上统御万邦，为中外生民主，文德诞敷，武功丕显，仁育义正，久道化成，声教讫乎遐荒，太和洽于宇宙。”并且和汉、唐人主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相比，指出“自古遐方外域，互相吞噬，汉唐人主往往幸其削弱，易于制驭，辄视为国家利。我皇上如天好生抚视，中外无有畛域，咸同一体，谆谆然欲令罢兵息争，共安无事”。显然，清代君臣所主张的“中外无有畛域，咸同一体”的民族观念要比“幸其削弱，易于制驭”的民族观念进步得多。康熙君臣所表达的这种民族思想，被后世君主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挥，在史书中有更加明确的表述。
乾隆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对待边疆民族问题上，有开明的看法。《平定准噶尔方略》中记载他给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敕书说：“朕总理天下，无分内外，一视同仁，惟期普天生灵各得其所。”在《石峰堡纪略》中，他还说：“内外均属编氓赤子，顺则恩有加，逆则法无可宥。”在给叶尔羌、喀什噶尔、库车、阿克苏、和田等“回部”的敕谕中，他又说：“朕为天下共主，罔有内外，一体抚绥，无使失所。”显然，“天下共主”、“无分内外”是乾隆对待少数民族时一贯的态度。他的这些言论统统被写进“方略”，其目的显然是要把这些当作处理民族问题的准则。事实上也是如此。咸丰年间云南回民起事，咸丰帝就指出在镇压过程中，只分良莠，不分民族，所谓“国家一视同仁，民回皆系赤子。地方官弹压抚绥，本不应过分畛域”。光绪时期征剿西北回民，光绪帝谕内阁云：“总以但分良莠，不分汉、回为主，用能救民水火，迅奏肤功。”强调不搞民族歧视。在《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中，史臣也说：“回人种族繁多，陕甘、新疆聚居尤众。国家一视同仁，从不稍分畛域。”
清代官修史书中所表达的这种“中外一家”的民族观，有着深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其一，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局面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产生“民族一家”思想观念的政治前提。没有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个前提，就不会有“中外一家”的观念。其二，与历史上进步的民族观念密切相连。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与争斗共存，尊重与歧视同在，但总的趋势是互相理解和不断融合。从皇帝到一般士人，关于民族友好和民族一统的观念不绝于史。唐太宗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到元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不仅使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国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从而使‘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的多民族统一思想得到不断地增强”。清朝统治者从“天下共主”的角度强调“一视同仁”对待国内各民族，无疑是历史上开明民族观的延续和发展。其三，与满族自身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明代，满族置身于民族压迫政策之下，饱受民族歧视。在成为新的统治民族以后，清廷还是吸取了民族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自觉维持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友好，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从官修的各类涉及民族问题的史书来看，“一统无外”的思想是其主流，通过这样的宣传，再配合以现实的边疆民族的经营，“汉、满、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终于奠定版图辽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当然，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在这些史书中，对少数民族的侮辱谩骂之辞也随处可见。诸如“蛮”、“蛮疆”、“西南夷杂种”、“狼子”、“鸮音”、“狗西番”、“丑类”、“回寇”、“回贼”、“逆匪”等等字词充斥官修史书，这说明清廷所谓的民族间“一视同仁”，实际上仍未完全贯彻到底，在某些方面还带有欺骗色彩。
不管怎样，清廷通过设馆修史，把官方的民族观念凝固在历史记载之中，通过史学的手段，传播开来。清代帝王特别重视将编纂的“方略”之书颁赐给大臣，乾隆盛世时期是如此，晚清衰败时期也是如此，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光绪皇帝谕令军机处将所修平定粤匪、回匪等方略赏给各省将军督抚、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各部院尚书、左都御史等每人各一部。这既是让他们记住本朝的丰功伟业，又是让他们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有所依据，从而影响臣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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