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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吴晗先生的考证，朱元璋国号“大明”主要有两个原因1大明的意义出于明教。明教本有明王出世的传说，经过五百多年的民间传播，成了众人皆知的预言。韩山童，刘福通在河南起义后，朱元璋一度向小明王政权称臣。后害死小明王，继之而起国号大明。2朱元璋部下分红巾军和儒生两类。红巾军早年追随韩山童，刘福通，彭莹玉等明教领袖都是明教徒，他们自然赞成用国号大明。对儒生来说，虽然他们不信明教，但认为明是光明，分开是日月，古代的祭祀礼制相符。而且，明朝起于南方，拿阴阳五行来说，南方为火，神是祝融；北方为水，神是玄冥，当时蒙古政权起于北方，正好应了阴阳五行相克的道理再则，上古神话中也有“朱明”一说，正好又应了皇帝的姓氏。按照吴晗的观点，“大明”的意义的确出于明教。明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唐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因其崇拜光明，所以又称明教。明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即他们认为统治世界的明暗两种力量，为明暗二宗；明暗两种力量相互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南京徐达墓段，为三际。明是光明，代表善和理；暗是黑暗，代表恶和欲。在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明暗相互对立；中际阶段，暗占据优势地位，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将黑暗赶走；后际阶段，明暗各归本位。明教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明教主张迎接明王出世，改变现状，相信不久以后人们会过上好日子。元朝末年，明教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穷困农民间进行传教，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明教的彭莹玉，在淮西传教，宣扬明王就要降世了，要信徒做好准备。至元四年（1338），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县）率众五千余人起事，虽遭镇压失败，但此后各地起义不断，而彭莹玉也在坚持斗争。河北韩山童也是重要的秘密宗教领袖，广招信徒，酝酿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征发农民15万修黄河。韩山童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上面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石人挖出后，人心不稳。韩山童认为时机成熟，联系刘福通等人准备起事，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事情泄露，韩山童被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脱。刘福通力战突围，后攻取颍州等地。各地闻风而动，接连起义，掀起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潮。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所在的郭子兴部，在郭子兴死后其子郭天叙受刘福通节制，所以朱元璋其实是小明王的部将。后来朱元璋势力强大，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到自己的军中，途中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据说这是刘基的主意。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不是出于淮西彭莹玉的教化，就是小明王的属下，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另外，明字代表着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是十分吉祥的词汇，代表了大明王朝的神圣。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元璋登基之后不久，为防止秘密教会危害自己的统治，他下旨禁止一切邪教，包括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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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实质上不属于明教，小说之言而已。只是乱事中身不由己地投入造反大潮中的百万之众中的一员而已。
凡读过金庸《倚天屠龙记》者都熟悉高手云集的诡异邪派明教，小说中把明教写成元末的红巾大起义的发起和组织者，当时的一些真实的风云人物，像韩山童、彭莹玉、郭子兴、陈友谅、朱元璋等，在书中均被列入了明教信徒行列。到最后，善良而懦弱的教主张无忌因被人误解而主动携美归隐，方使得朱元璋“篡夺”了大权。朱元璋执政后，国号称“明”，亦有不敢忘本之意，又或者是怕激怒武功绝顶的张无忌，被屠龙刀取了首级，呵呵。
小说家言虽不足为凭，但以金庸的深厚历史人文和社会民俗根底，当不至于因为小说的虚构特性而信口开河。如此，明教之于动摇元王朝的农民起义，之于朱元璋的崛起，究竟是何种关系？
明教，即为历史上源于波斯，曾经流行一时的摩尼教。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摩尼教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安史之乱后传入漠北回鹘汗国。回鹘因协助平乱有功，成为内地摩尼教的保护者。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以后，回鹘人把摩尼教带入今吐鲁番一带地区。内地的摩尼教虽遭唐政府禁断，但并未绝灭，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民间流传。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称为明教。”（第十三册，第四节）。从此以后，明教成为了秘密的民间宗教。五代时陈州摩尼教徒曾聚徒起义，北宋的方□起义也属明教教徒的组织策动。
按比较确切的史料，元末的红巾起义最初源于“白莲会烧香惑众”，从元到清，白莲教“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是最为普及和活跃的民间宗教组织。《明史列传10》载：“元末，林儿父山童鼓妖言，谓“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间愚民多信之。鞒州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复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红巾为号。”这里面有两个值得注意之处，一是造反的宗旨（也可以理解为策略），乃是“复宋”。后来刘福通扶持韩林儿即帝，国号也是“宋”。二是白莲教的佛教性质，莲花和弥勒佛都属于佛教中的象征物和人物，“明王出世”的宣传，韩林儿的“小明王“称号和“大明”国号均可用相关佛教经典解释，应该是出自白莲教教义。后来的白莲教首领唐赛儿，则更直截了当的称“佛母”。
那么，这一切都与明教无关吗？也不是这样。白莲教的教义和明教有很多相似之处，“据白莲教的解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叫做明暗“两宗”相互斗争的势力，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tom网历史资料库：《白莲教的历史渊源》）而这所谓“两宗三际”说（两宗即明暗，三际为青阳、弘阳、白阳），恰恰又是明教的基本教义，只不过抽象的“光明之父“被实体化了的弥勒佛所替代。此外，白莲教教徒日常要求礼拜，“教首常于夜间聚众拜灯，念灵文。”也非常接近明教仪式。是明教为图生存而攀附佛道，还是白莲教借鉴了明教的教义？有待业内行家进一步深入考证。关于白莲教和明教之间的渊源和关系，本人查阅有关的历史专题论文标题索引，确有学者对此作过研究，但论文出为六十年初，未曾找到原文。
元末明初之际，明教也并非衰弱到了毫无号召力的程度。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载：“温州也是一处摩尼教徒集中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潜光院”，是一所明教寺院。元末陈高曾经提到它，并指出“瓯闽人多奉”明教，教徒们“斋戒持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持诵膜拜”。有一些知识分子学习明教经典，隐居于此。”这说明当时至少在东南各地的民间，明教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当时还有一派与白莲教相呼应，名为弥勒教的秘密民间组织，也就是纵横两湖的红巾徐寿辉、彭莹玉部，其教义也大体类似。基本可以说，三教教义有众多共同点，元末大暴动与此三教均密切相关。黎东方的《细说明朝》一书也说：““这个革命团体的真正名称是什么，今已难考。在外表上，它只是半公开的—种宗教．有时候被称为“明教”，有时候被称为“白莲教”，有时候被称为“弥勒教”。它的主要的口号是：“弥勒佛下凡转世，作人间的‘明王”。它的主要的戒律与活动，是烧香、点灯、吃素、做礼拜。”
元至正十一年五月，“明王”韩山童遇害，刘福通起兵造反，次年春二月，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在濠州响应，朱元璋就在那个时候投奔过去的。其时天下大乱，元王朝摇摇欲坠，崩溃在即，割据之势已成。在这个强豪们招兵买马，东征西讨的当口上，无需再用宗教去收买人心或建立组织，料不会有太多弘扬教义的心思，也不会有太多举办礼拜、念咒文，烧香点灯等等宗教仪式的空闲。所以说，本质而言，朱元璋不属于白莲教或者明教教徒，他只是为时代推动，身不由己地投入造反大潮中的百万之众中的一员罢了。
当然，朱元璋又不仅仅是普通的一员。从元至正十一年三月投军，到二十四年正月进吴王位，十三年的时间，朱元璋征服群雄，消灭了势力最为强大的陈友谅，并屡破张士诚，江南半壁大半已入掌中，帝王之相成型。统一江山，南面称尊唯待时日而已。明这一国号如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含有宗教纪念的意味，可能性则不大。因为建国后，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即下旨禁“左道”，明教与白莲教同被禁止。尽管最初朱元璋奉行“缓称王”的韬讳政策，在元至正二十四年以前，一直尊奉韩林儿的“宋”朝，北面为臣。但公允的说，名分虽为君臣，实际更像是相互呼应的同盟，朱元璋与韩宋政权在政治、军事、人事上均无行政方面的关系，毕竟逐鹿天下靠的是智慧和实力。朱元璋的江山是他凭多年的奋斗和卓越的政治军事能力打下来的，与其曾经的隶属，以及无论是否遵从过白莲教还是明教的教义无关。白莲教或明教仅仅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创造从一无所有到至尊无上的“帝王本无种”传奇的舞台而已，如《明史》所言，“帝王之兴，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
的确是，不过他不符合该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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