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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对关圣的崇拜是绝对的。当然明清以来，崇拜关羽的不仅是游民这个阶层，他几乎成为全民（主要是汉族和后来的满族）崇拜的对象，满清统治者更是热衷提倡，甚至皇宫之中都有“关老爷”的位置，受到最高的礼遇。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对关羽的崇拜始终没有摆脱民间的性质，不能完全进入文人士大夫的话语系统，例如如果科举考试中不小心误用了《三国志演义》的典故，其试卷必然会被打入另类，失去了竞逐的机会。因此，一些人类学家说孔夫子代表了大传统，关羽代表了小传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一“崇拜关羽”是民间英雄崇拜的一部分。它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论述宗教根源时曾指出：人性中的软弱的一面和与生俱来的依赖感是宗教起源之一。英雄崇拜也是如此，它也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种需求和依赖。费尔巴哈还说：“我所必需的东西，就是我所依赖的东西。”英雄崇拜说明了人的软弱的一面、它需要英雄的强悍来支持。关羽的生平及其被后世人们附加上的光环正是人们缺少、并且特别需要的东西，因此他才成为民间英雄崇拜中最为突出的崇拜。从宗法网络中流离出来的游民在浪迹江湖、求得生存和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深感自己的软弱，因为往昔长期生活在封建宗法的共同体中，而在这个共同体中是保护与控制共存的，这样必然会造成人格的萎缩和怯懦、缺少个性和进取精神。当他们在宗法制度之下时并未感到这些缺欠，可是当他们一旦脱离宗法网络、成为游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这些性格与意识上的缺欠是多么妨碍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于是，他们在克服这些缺欠的同时，必然也会寻求意识上补偿、追求自己所缺少的东西、把这些附加在自己所崇拜的英雄身上，形成自己的英雄崇拜，并且以通俗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广泛的影响。闯江湖的游民需要的英雄是高大勇武、无所畏惧、重朋友、讲义气，而且要与游民有大体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最终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发迹变泰”，甚至上升为“神”。这个崇拜之中最为显要的就是《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
1北京有句老话儿：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可实际情况却是：武有第二、文也有第一。说到文，孔夫子稳坐了文圣人的宝座；说到武，关夫子也坐稳了武圣人的位置。后一种说法最有力的支持地区就是北京。有人统计过在寺庙最齐全的清代，北京城里有将近百分之六十的庙是跟关夫子有关系。像熟悉的三义庙、白庙、红庙这些现在还在使用的地名，得名儿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有过一座关帝庙。而关羽不仅让各代帝王“由人而圣”而且“由圣而神”了。
2难怪有学者觉得《三国演义》关羽形象塑造的最成功，因为这个人物有血有肉，有起有落。而后人最推崇的并不是他的文韬武略，而是他敢于单刀赴会的“凛然正气”和千里走单骑的“忠肝义胆”。恰恰在他战死疆场的800多年后，北宋皇帝宋徽宗也发现了关羽这些优点，宋徽宗连续提拔关羽，使得“汉寿亭侯关羽”一跃成为“义勇武安王关羽”。比起书画皇帝宋徽宗，明朝的木匠皇帝万历更大方，尽管前朝帝王对关羽也有不少册封，到了他这儿干脆给推上帝王的宝座，并且还给了一个滑稽的封号“单刀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3顺治九年封关羽为关圣大帝之后，北京城几乎每条街道都有关帝庙，不仅如此，清朝皇帝或者是他的幕僚们还杜撰了关羽显灵的故事。有一年乾隆皇帝从紫禁城移驾圆明园，大队人马正走在海淀南部地区，突然狂风大作，御林护军乱作一团，乾隆皇帝也被单人独骑吹到了四下无人的荒野。正在提心吊胆之际，身后一串马铃声响，紧接着传出喊声：“我主休要担惊，二弟云长在此护驾。”由于被风迷了双眼，乾隆难以睁眼，心里可踏实下来了。不久御林军赶来，将乾隆安全护送到了圆明园。故事的结局是乾隆皇帝觉得关羽护驾有功，必须建庙封赏，想来想去地点就定在原来海淀的岳王庙。因此终于让由紫禁城到圆明园的路上最后一座岳王庙“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关帝庙。
因为忠诚
因为他忠义。
老百姓的一种信仰，崇拜。
对关羽的真正神化是在清朝形成的。主要目的是用关羽取代民族英雄岳飞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以消除人民的反清意识。
各个统治阶级都会推出文武圣人出来，文圣人肯定的孔子了。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当时清朝统治者本来属意于岳飞《百战百胜，文韬武略》，关羽毕竟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可惜清朝的前身是后金，于岳飞毕生抗衡的大金产生了矛盾。只好选择了关羽i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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