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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避往国外，而谭嗣同不愿离开，甘愿未变法儿死，评价，为什么
拜托具体点
众所周知，梁启超和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的两位先驱。其中，梁是变法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并在变法失败后坚持和自己的维新式君主立宪制观点；谭则是变法的主要思想者和组织者，在变法失败后作为六君子之首英勇就义，召起了人们爱国的热潮，点燃了日后革命的火种。无需置疑，他们都为变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两个人，结局却是截然不同的。在西太后决定兵变之前，康、梁、谭等变法领导人都已从光绪的衣带密诏和民众的流言中得知了事泄。光绪密劝“三日之内出逃”。康、梁风行雷厉，迅速逃往日本，准备往后死灰复燃。谭嗣同在他们走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酬圣主。”于是作为“留者”，他毅然留了下来。他坚决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就这样地去了，而梁启超却继续主持变法。当我们现在看到那时的风云，该怎样评价谭和梁的行径呢？谭的话是否有矛盾呢？和谭来比，我们也许可以说梁贪生怕死；和梁来比，我们也许可以说谭木讷不化。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变法需要谭嗣同这样舍己为公，用自己的鲜血来换取民心的；也需要有梁启超这样的人，以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如果没有谭嗣同，变法行动必将像他所说的那样因为无流血者，国之所以不昌也。变法失败时，就是需要这样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的死，来唤起人们对变法需求和信任。没有谭，那么梁启超就是上天入地，也无力阻止变法的早早草草地收场。要进步就是需要有所牺牲，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谭的另一句话说得更有道理：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梁启超就是此“行者”。要使变法再次成功，就必须要保存实力。因此，梁启超无可厚非地作为“保留品种”留了下来。虽说梁最后还是没有力挽狂澜，再次发动变法，但是，谭嗣同的眼光是相当有远见的。全像他那样就义了，当然不可能“图将来”。但是，他选择了自己留了下来以酬民心，梁启超去继续他们的事业。这，都显出了他舍己为公的精神。在知道了梁和谭的事迹后，我们的同学不是笑谭“愚鲁”就是骂梁“怕死”，但是，宏观上来看，变法有谭嗣同，又不能缺梁启超。历史也就是这样，既要歌功“舍己为公”的壮烈，又要发扬“东山再起”的魄力。但是，两者不可兼得而不可缺一，不是吗？谭嗣同选择英勇就义，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变法的决心，这无疑是对顽固派的有力冲击，而且坚定了仁人志士的变法救亡的决心，但是，谭嗣同把变法失败归结为中国历来没有为变法流血牺牲者是片面的，但他的死，正表现了中华儿女不怕牺牲的英勇斗志，他死得其所。如果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一起逃跑，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一来可以为变法保存有生力量，有望他日东山再起，为中国尽力，又可以减少牺牲。但是，不管谭嗣同的选择如何，都已经成为历史，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仍然视他为英雄，戊戌变法的流血牺牲者。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44265.html?si=2&wtp=wk
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1655.html?wtp=tt
我不参看资料,我想梁是为了保住一条命,潭为了想让人们知道维新派是正直的,没有谋反,并且揭露慈喜发动政变的阴谋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潭更加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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