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经济方面，具有参考价值（当然在taiwan，孙中山的各方面思想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近代化思想，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将交通运输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首要条件和核心内容，将其放在发展实业的优先位置，称之为“关键和根本工业”。

孙中山认为：“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注6]他指出：“民欲兴其国，必先修其路”。[注7]在交通建设中，他规划10万英里的铁路建设，100万英里的公路建设，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以及若干小港的建设，修浚南北的运河，治理长江、黄河、西江、淮河，增设电报线路、电话及无线电等，使遍于全国。这一规划设想，是要以海港为中心，使其连系为铁路、水路交通运输网络，这不仅联结广大的内陆腹地和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且形成外向型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格局，这显然是具有经济战略眼光的举措。

这一点连系广西来说，重要意义亦至明显。1921年，孙中山在北伐途经广西的多次演说中，谆谆告诫广西人民，要摆脱贫穷落后，就要开辟道路，便利交通。他指出：“广西为中国最穷之省，而所藏之财富较之他省为优，何以言穷?因无便利之交通，是以致此。”“开发明智，发达财富，更非有道路之交通不为功”。[注8]在他规划的“西南铁路系统”的方案中，提出以广州为起点，建设7条铁路，把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的广大地区联结起来，其中就有5条铁路将跨越广西。另外，在建设“东南铁路系统”的规划中，还有“福州桂林线”。以上6条铁路，将经过广西县一级以上城市达40多个，占了广西县以上城市的大部分。毫无疑义，他的规划如能实现，对于广西的经济建设将是多大的推动。

第二，以工业化为中心，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

中国发展实业的基础，在于以机器生产代替落后的手工生产，进行工业革命，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孙中山指出：“我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注9]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六大计划，就是“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注10]孙中山认为，作为“尚用手工为生产”的中国必须“废手工采机器”，“以营其巨大的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因此，他强调将关于国民生计及文化发展的衣食住行及印刷事业都要实行工业化，称之为“工业本部”，专为作了“第五计划”以谋求其发展。并且，他视机器为能够转移人类经济状况的近代工业之树，而将矿业视为近代工业之根，专门列了“第六计划”以促进矿业之发达。这些，实际上就是打算全面采用机器生产，以工业化为中心实现全国全面的经济振兴。

第三，增强商品意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努力开发富源，振兴实业。

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束缚，致使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一些边远偏僻的山区，群众的商品意识薄弱，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甚至身在宝山不知宝，影响了资源的开发，人民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孙中山在北伐途经桂林的讲话中，对广西同胞说：“你们广西叫苦连天，说没有钱，不知道钱是从货物来的。广西省有没有货物呢?就本大总统这次出巡，从前到南宁，现在到桂林，沿途考察所得知的，地面下的金属矿和煤矿到处皆有；地面上的土壤肥沃的了不得，无论什么植物都可以生长的。……要你们用人工制造的矿产货物和天然生成的农产货物，都能够运出去卖，换得很多的钱”。[注11]他说：“开发财富，莫如振兴各种实业，即就阳朔一县而论，万山环绕，遍地膏腴”。“奇峰耸峙之高山，皆石灰岩层之蓄积，可以烧石灰，可以烧水门汀。……且金矿、银矿、铅矿、水银矿多藏于石灰岩之内。诸君若知之，知而开发之，则见阳朔皆富家翁也。农业亦如之，土山肥厚，可种树木及一切果木，皆为人生必需之品，倘能广为种植，加以制造，则致富之术，不待外求也。”他希望广西同胞“筑铁路、开矿山、树农场、兴工厂。此种种事业，皆获利之事业。”[注12]

最后，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外资和外人是促进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要条件。

在经济落后、幅员辽阔的中国如何实现经济的近代化，如何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技术和专门人才?孙中山主张让“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实行开放主义，引进和利用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和人才。他认为：“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并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文明最盛的时代，例如唐朝，就是实行开放主义的，当时“上下皆明白开放主义有利无弊”。我们的邻邦日本，原来也是穷弱之国，明治维新以后，也因为实行开放主义而成为强国。[注13]因此，他强调“共和国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注14]在《实业计划》中关于三大港的建设和关于六大铁路系统的建设，都与对外开放思想相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并非要走“西方文明之旧路径”，其经济近代化的目标“非私人之利益，乃公共之利益”。他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是个人企业；二是国家经营。”[注15]并规定了二者的区别和办法。这实质上是提倡实行一种以国家经营的企业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下的综合性经济，与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可见，孙中山在追求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中站到了历史与时代的高度，要寻找一条既符合时代潮流，又适合中国实际的非资本主义道路。

在对外开放中，孙中山还清醒地意识到“门户开放，仍须保持主权”。[注16]他一再强调：“唯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的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注17]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注18]应该说，孙中山是富有远见的。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的看到：孙中山以伟大的民主革命家的远大眼光和豪迈气度，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提供了巨大而丰富的思想成果。以《实业计划》为代表的这份珍贵精神遗产，尽管其中也有某些空想成分和自身的局限性，但仍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今天汲取和借鉴，也定会成为促使我们继续前进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