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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告诫儿子要注重修身养性，生活节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品德，表达了他希望后代志存高远的厚望。
诸葛亮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写成《诫子书》。文中告诫其子：品德高尚的人。以宁静加强自身的修养，以节俭培育良好的品德。不恬淡寡欲，无以明志趣；没有心境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学习必须心静，才干必须通过学习取得；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不立志也不能学有所成。轻浮怠惰就不能精研学问，偏激浮躁就不能陶冶情操。
说“近几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国》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说评论界里批评诸葛亮形象的声音突然高亢了起来，似乎非要弄出“两个诸葛亮”来。比如批评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计，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后设计暗算他。至于“愚忠”啊，“失误”啊，也挑出不少。有的则检直用陈寿站在西晋史官立场的批评，而没有把陈寿有私怨的因素考虑进去。史学上的“翻案风”是自五四以来文化选择倡导起来的风气，又听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人说，“消解神圣”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那么对“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时。
清初人毛宗岗整理校订《三国演义》，有“三绝”之说，即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义绝”，曹操为“奸绝”。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却去之千里。说起来中国古代有一个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说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提出来和诸葛比较的伊尹、吕尚（俗称姜太公）、萧何、曹参就属于这一系列。陈寿说他年轻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乐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还有孙子、孙膑，往下数，还有辅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刘伯温，最为人们乐道。《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学究，显然也是仿照这个系列塑造出来的。其中姜尚在唐、宋时代还享受与文宣孔子相当的“武圣”待遇，他的“武成王庙”里供奉的就有这些同伴。不想关羽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但已是后话，不表。中国对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战国和历史大变动时期出现的代表人物为甚。陈寿曾批评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从纯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说又说回来，诸葛亮在汉末躬耕南阳，本来不一定非要出山的，尽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马徽、崔州平等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争雄，干他鸟事？但他出山辅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仅是苦）无立锥之地的当口。冲这一点，他这就不是那种好打“太平拳”，喜欢扶强凌弱，“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辄纷纷离去”的主儿。以后三家鼎足，连年用兵之际，又值荆州受到孙吴失信偷袭，刘备意气用事招致彝陵惨败，以蜀国兵员匮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劣势中，犹能独立支撑局面，而且坚持东和北伐的《隆中对》大战略，在世之日，使司马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这两下子就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这种智慧，历史上能够达到的不多。何况他从来不是寻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长于巧思”，论进攻他改进了“连弩”，论防御他设计了扎马钉，后勤供应他发明的“木牛流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正是这些新型技术，才使他虽然劳师远征，仍然以攻为守，坚持到底。所以尽管后人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认他属于“内圣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业有成的典型。
中国传统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两大系列：一种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类圣贤；另一类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后世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丰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两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这符合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样自强不息，效法地那样厚重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后来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拟的校训）；象流水一样灵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样坚实的品格（所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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