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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十三年前，《光明日报》史学版曾发表安徽定远县一位中学教师的文章，题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1985.2.13.)。文章征引《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联系当地的一些历史遗迹，对项羽慷慨悲歌、乌江自刎这一历史悲剧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项羽应是战死在安徽定远东城。文章发表后曾有过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并不大。1992年，《南京社会科学》杂志第二期刊发了知名学者呼安泰先生文章《也谈项羽殉难于何地》，对前文提出了驳议，认为项羽自刎乌江信而有征，无可质疑。争议虽然有了开端，似乎也并未引起史学界的关注。这番争议一度冷却了下来。直到十六年后的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的《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六辑)刊发了著名国学教授冯其庸先生长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下称冯文)，作者经过长期实地调查和史料梳理，并“从司马迁对项羽自垓下至东城的战斗历程的叙述”中，论证项羽是死于(定远)东城而不是死于乌江。接着，协同冯教授调查考证的定远县文化局长计正山先生，又在《江淮时报》(2007.7.10.)著文《项羽并非死于乌江》(下称计文)，继续论证项羽乃战死在定远东城。不久，娄彦刚先生以《项羽“乌江自刎”有依据》为题，在《新安晚报》(2007.9.30.)发表文章(下称娄文)，对项羽战死定远东城一说提出商榷。今年初，呼安泰先生再次著文《无鱼作罟习非成是——再谈项羽殉难于何地》(《南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坚持认为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不能凭臆度和推测改变(下称呼文)。这场争议终于再起波澜。争议的起因这场争议的起因，缘自对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有关项羽之死记述的不同理解。《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亦身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太史公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在以上这段文字中，引发争议的焦点就是太史公所说的“身死东城”四字。按冯其庸先生的说法，“如项羽真死在乌江，则司马迁的论赞就应该说‘身死历阳’或者径说‘身死乌江’，而不应该说‘身死东城’。”冯文还进一步指出:“因《史记》原文叙述上的矛盾，引起各家疏解上的矛盾。”就是说，一些《史记》疏解文本也因原著的矛盾而存在矛盾，不可不加考核、分析地作为论证史实的依据。司马迁记述项羽之死究竟有无矛盾持“身死东城”(定远)说者认为，《项羽本纪》中有关项羽之死的文字确有矛盾，比如:既说项羽“乃欲东渡乌江”，后又说项羽“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坚持不肯渡江；既写项羽在东城“自度不得脱”，走不出东城，又写“乌江亭长檥船待”，似乎项羽已经从定远东城来到了乌江渡口，这些都是前后矛盾。冯文写道:“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为此，冯文列举了《汉书·司马迁传》、《史记集解序》(六朝裴駰著)等史籍，以及近人李长之的有关著作，指证司马迁撰写《史记》广泛采用了多种史书材料，难免有“疏略”“或者抵牾”之处。如《项羽本纪》的最后一段文字，就完全有可能是采自《楚汉春秋》(此书已佚，今有辑逸本，载《丛书集成续编》)。此外，竹木简书在世代流传中也会有脱漏、错简。王国维、罗振玉考释的《流沙坠简》中有一简是《史记·滑稽列传》的文字，与今本就颇有异同。
项羽自刎在乌江江畔，现在在安徽省东部和县境内。
项羽自刎乌江、
项羽已经率28骑突围了，在乌江时遇到乌江亭长，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才自刎的，他的尸体被汉军将领分成了5段
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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