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说的是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剪除异姓诸侯王，大杀功臣的事，给汉高祖刘邦勾画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脸。尽管刘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还是遭致后人无穷的非议。如果把他与朱元璋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不过是在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势下的一场武装反击，朱元璋则是在并无反叛迹象时精心策划一场又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概加上“胡党”、“蓝党”的帽子。

关于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元勋的心理动因，后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朱元璋看到皇太子懦弱，担心他死后强臣压主，所以事先消除隐患。这种解释有一则宫廷秩闻可为佐证：有一天皇太子劝说父亲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命皇太子用手拾起来。皇太子一把抓住刺棍，结果给扎破了手掌并连声呼痛。朱元璋说：我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就算上面的解释是真实的，也说明被杀的功臣全蒙受不白之冤，“谋反”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而在屠杀功臣的同时也助长了司法制度的黑暗。

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孙年幼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朱元璋的自卑心理在作祟。朱元璋出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很小就成了孤儿。他放过牛，当过干粗活的小和尚，天下大乱时又被迫落草为寇，在底层社会受尽欺凌。因为出身过于卑贱的缘故，朱元璋对上流社会既羡慕又仇恨，既想拼命挤进去又恨不得把上层人士踩在脚下报复蹂躏。他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便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像胡惟庸、李善长、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在本质上，自卑感过重的领袖跟有才干的部属不能并存，因此他们三人在朱元璋的力量不够强大时还可被委以重任，一旦朱元璋意识到自己没有他们也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时，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但宋濂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如果仅仅是出身低贱和没有文化，朱元璋大可不必有如此浓厚的自卑心理。出身高贵的人也有曾经贫寒的历史，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比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果实更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就没有能力;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了李世民出身高贵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外，其馀的不是市井流氓就是草莽英雄，文盲绝不是个别现象。刘邦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刘邦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邦的智囊张良、陈平、萧何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邦的礼敬并寿终正寝，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屠灭三族。朱元璋屠杀功臣，不仅对当世的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把人们的历史观导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即皇帝屠杀功臣是逼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的千秋大计和王朝的长治久安，不杀掉那些打天下的患难兄弟，他们就会造反作乱。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势凌人，侵夺田产财物，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代的“铸刑鼎”有点类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而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号。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二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操于李善长之手。

李善长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招为驸马后，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