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是代表韩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论文。作者根据古今社会变迁，实际情况，阐明他所主张的法治思想是合于当时的时代要求的。韩非斥责当时的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因而主张养耕战之士而除五蠹之民。相传秦王见此文后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嬴政发出如此感叹一方面是由于此文切中时弊。其中所体现出的法家治国之术正是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步骤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韩非子策论文所具有的特色。法家不重文，但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国君的重视，也不能不讲求文字的表达。《史记，韩非传》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这正是适应讨论实际问题的需要而形成的特有风格。和《论语》的自然，《孟子》的生动，《墨子》的质朴，《庄子》的谲诡，，《老子》的玄奇，《荀子》的浑厚都不相同，韩非的文章有其独有的特色，那就是犀利恣肆，峭拔峻削。譬如这篇《五蠹》，文章风格就是波澜壮阔，奋扬凌厉，居高临下，语挟风霜，甚至有些危言耸听，肆意褒贬，无限上纲的意味，充分表现出法家森严冷酷，惨刻无情的性格。后人对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文字技巧多予以肯定。如袁了凡说他“胸中如万斛泉涌，滚滚不竭，而纵横变化，无中生有，愈出愈奇。”（《韩非子迂评》）。张榜说它“圆转变化，百出不穷，而条理秩饿抽丝，文彩扶疏，气势蓬勃。”（《韩非子纂》）。孙月峰说它“议论奇，辩难透，是韩文之隽。”（姜思睿《诸子鸿藻》）还有人指出，李斯《论督责书》，晁错《论贵粟书》，扬雄《解嘲》都受其影响。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一文中有如下表述：“他（韩非子）能够以普通的常识为根据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所以他的文章，你拿到手里，只感觉他的犀利，真是锋不可当，大有无可如何，只有投降之势了。”这种高度的赞美，固然揭示了韩非文字的特点，但未必没有夸大其辞的意味。至少“只有投降之势”在我看来就未必妥当。通读全文，我还是发现了不少有待商榷的地方的。
文章开头列叙诸代圣贤，以“守株待兔”的寓言为引证，运用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来讽刺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保守主义者，可谓开宗明义，一针见血，令人拍案叫绝。
然而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阐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之理的深层原因时，就露出了他的软肋。作者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这实在是个低级的错误。我们都知道，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所以人民只有通过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的方式来维持生存，直到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私有制产生以至阶级国家出现后，共同劳动和均分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在老子看来，导致上古“大同”局面消亡的深层原因乃是人类的私心的产生。这其实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另一种表达。而韩非子把“民争”的原因归咎于“人民众而货财寡”，这在逻辑上犯了“以现象代替本质”的错误。这一根本立足点是谬论，接下来的论证只能是一错再错了。首先，韩非子举“禹之王天下也……以民为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的例子来形容古之天子的劳苦，是犯了个时间错误。“股无完胈，胫不生毛“形容的是大禹治水时的辛劳，而不是成为人主王天下后的劳苦，此其一也，接着，韩非子又说“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众所周知，尧舜禹等上古诸王乃是神话人物，其真实性仍待考。而禅让制作为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后期的一项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与固定性，并非是人主个人意愿所能左右的。故何来“轻辞”一说？即便不是不得已而舍之也至少是“任届期满，吐故纳新”此其二也。最后韩非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财多财寡之说已是大谬。无论从总体水平还是人均财产上来看，相信谁也不会接受“原始社会的财产比封建社会的多”的观点吧？而说古时天子势薄亦是无稽之谈，难道大禹因为一点小过失就杀防风氏是势薄的表现吗？说到古时天子之位势薄权轻财寡劳苦，试问夏启又为何为了继承这个苦差事而杀死伯益呢？这不是“重争”又是什么？此其三也。有此三谬，即使得出“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著名论断，其论证体系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说是诡辩。韩非子如此聪明的人怎会看不出其中的漏洞呢？只是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要极力维护君王权职和国家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对于私有制产生的直接表征——国家，他更是要极力维护其地位，以防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深入人心。因此他矫枉过正，一方面回避了生产力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恣意浯笤忌缁崛酥髦晾停嗣裰蛔悖郧苛业南质刀员茸贫琳呤酉摺＃眯目晌搅伎啵址阉蹈呙鳌?
接下来的一处论断，韩非子采用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论文惯用手法。但得出的结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他引用周文王怀西戎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却亡国的例子说明“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这是何等的片面。秦王采用这样片面的观点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贾谊《过秦论》中提到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接下来“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一句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行仁义而战败，形容宋襄公或许还有几分神似，但亦不至于亡国，而春秋五霸之中，又有哪位是取暴政而强国的？至于辩智而国削一句，相信鲁仲连，烛之舞诸位亦不会同意。抑儒重法，轻言谈而尚刑名本来就无可厚非，只是偏激片面到这样的程度，只怕要贻笑大方。
策论文一向注重逻辑的严密。韩非引仓颉造“公”“私”两字为例，说明“不相容之事，不两立”的道理。受时代局限，韩非子还未听说过“双赢”这个词倒还无可厚非，只是他过分强调仁义与法制的对立的做法，笔者亦不敢恭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直至今日仍是个探讨中的问题，而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武断地下了结论“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进而为了突出法治甚至要求秦王实行“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的“愚民政策”，指导君王玩弄政治手腕的技巧可谓登峰造极。只是历代仁政政治并行不悖的范例数见不鲜。就举秦朝之后的汉朝来说，刘邦崛起之时为收买人心，自然要在进入秦都咸阳时昭显其仁义，故废除严刑峻法。但也不可全无法治，故“约法三章”。而文帝为缇萦救父的孝心所感动，体现的是仁义，但也并未因此废除刑罚，而只是改为处以稍轻的杖击。两者都被后世传为美谈。汉初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学说治国,是一种仁政的体现，但这并不妨碍出现张汤，主父偃之类的酷吏。而董仲舒强调“君权神授”，独尊儒术，更是儒家仁政与法家中央集权制的集中体现。在仁政，法治结合之下，产生的是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不知韩非子若是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或许韩非子在当时乱世渴求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是需要有这样的魄力抑儒尊法的，但如果这是导致后来秦朝暴政的直接原因，那他也是难辞其咎的。
笔者还想谈一点的是韩非子文末的重农抑商思想。这一观点早有法家先驱管子，申不害等人提出，论证过，本已无甚新意，只是韩非最终列出的五蠹仍让我有齿冷之感。一方面，我认为韩非打击面过大，没必要因为强调自己的观点而将儒家，纵横家，游侠（墨家的支派），国君近臣，商工之民一网打尽。这未必会让国家更加强大，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落后愚氓的境地。特别当国君是个昏君的时候。另一方面，从个人处世上来说，这样的结尾容易广树仇敌。或许最后韩非遭李斯，姚贾陷害至死和他耿直不知圆通的处世态度不无关系。《战国策，秦策五》中有姚贾谮杀韩非的描写，《史记，老庄申不害列传》中亦有太史公对李斯陷害韩非的述评，这里就不作深入探讨了。
综观全文，《五蠹》结构严密复杂，文风犀利恣肆，辩说剔抉精微，虽有上文所述瑕疵，但仅就文章而言，还是不可多得之佳作。论证上的缺疏恰如乱弹琵琶，虽不循章法，亦铿锵夺人。
韩非子师承荀子，但却提出许多超越儒家的新观点，写下不少伟大著作，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
韩非子通过许多寓言故事，系统地阐明法、术、势的法制理论。他的著作总结了古代国君的得失，表达了自己的抱负和主张。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战国诸子“比兴取象”的方式，除了譬喻，就是大量使用寓言。
寓言是譬喻的高级形态，形象性更强。战国时期是寓言最发达的时代，其丰富性，生动性成为诸子散文的显著特征。《孟子》、《庄子》、《韩非子》最有代表性，正如游国恩先生所说，“晚周诸子之以文学著称者三：于儒则孟轲，于道则庄周，于法则韩非也。”（13）这三家文章中的寓言，成为先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韩非子“著博喻之富”，（14）且“采左氏说最多”，（15）在诸子散文中十分突出。
韩非子的文章，既体现了战国诸子之学随着社会发展而趋向统一以及经世致用的特点，也形成了“敷张文辞”、形象性强的写作特征。在此，我们着重就韩非增强其散文形象性的写作艺术，进行一些分析。
比喻是韩非子运用最广的一种手法。他或以两种相反的事物同时为喻，与辩证思维结合得十分紧密，如《主道》写明君行赏“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显学》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或以相似事物譬喻同一个道理，如《显学》中的一段话用试剑和相马为喻，说明实践的必要性，“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必以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藏获不疑钝利。发齿吻而相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藏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再如《备内》，以人的不同偏好来说明后妃、夫人、太子与君王的利害关系：“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这类比喻常与严密的逻辑推理相结合，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或以一事喻一理，二者相得益彰，如《五蠹》“如欲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有度》：“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
韩非子文章中的寓言相当丰富，极大地增强了说理散文的形象性。他的寓言，或者继承神话传统，以高度夸张和拟人化手法进行创作，如《说林下》中的“三虱争肥”，“涸泽之蛇”、“虫有虺者”、“鸟有翢翢者”，这几则同类型的寓言，都以自然之物为创作对象。或者将抽象的哲理寓言化，如《喻者》就用十几则寓言故事来阐释老子的哲学思想，成为韩非散文中最光辉的篇章。他用“象牙楮叶’来解释“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用“一鸣惊人”来解泽“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用“讳疾忌医”解释“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用“唇亡齿寒”解释“其安易恃，甚未兆易谋”；……繁富的形象体观了韩非子非凡的想象力。
然而，韩非寓言最突出的成就还是在加工改造历史故事这方面。《难一》篇引用了九个故事，《难二》引用了七个故事，《储说》、《说林》更多，而《十过》论君主的十种过失，竟逐条引有—则故事为论据。他多以春秋近史人物作譬，按自己的意图来描绘、刻划历史人物的形象，已具有了寓言的性质。他把孔子塑造为法家人物，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内储说上》有一则“鲁人烧积泽”的寓言：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罪，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大火已救矣。
孔子在韩非子笔下完全是一个“法术之士”了，足见韩非加工改造历史人物故事，都打上了自己思想的烙印，从而将“史”转化为“文”，成为表达某种观点的工具。此外，韩非子还引诗和谚语来加强论点的说服力，成为他语言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外储说左上》引诗“不躬不亲，庶民不信”，韩非却用来说明自己相反的观点，反对人主事必躬亲：“夫必恃人主之躬亲，而后民德从，是则将以人主耕以为上，服战雁行也，民乃肯耕战，则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外储说右上》以晏子说齐景公引诗“虽无德于女，式歌式舞”，而成为晏子的说辞。韩非子更倾向于用大量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来说理，所以他称引《诗经》不够多。至于谚语，韩非子间或用之，也总是以历史故事来证明，如《奸劫弑臣》引谚语“厉怜王”，下文便叙列春秋时楚王病中被绞颈，庄公被射股，以及近世赵主父被饿死、齐湣王被擢筋，以此说明“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矣。”或者在引谚语的同时以另一事譬喻，如《六反》引谚语“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随后又以譬喻来说明“计之长利”的道理，“夫弹痤痛者，饮药者苦。为苦备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韩非子的文章，几乎事事相证、处处用喻，令人无可辩驳。
那么，关于韩非散文形象性的分析，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本文于前已经表明诸子散文都受到了纵横风习的影响，而这种风习又与赋诗为政关系密切，诗的比兴手法远远超出了诗本身的范围，余波所及，尽皆浸染。哲学与文学互为表里，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伴而行，在战国“百家争鸣”那样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一切文章都具备了诗的因素，著作家的修辞技巧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战国诸子既是理论家，同时又是诗人，哲理与激情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阐发与倾泄。韩非散文虽不似庄子散文那么“汪洋恣肆”，却是慷慨激昂，满含悲壮之气。他文章的形象特征，显然离不开战国文章讲究辞令的社会环境，与游说之风有着必然联系，而其文笔的峭拔与逻辑的严密，已经浑然一体，又是韩非子的独特造诣。韩非不仅在思想上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而且在文采上更是一代大家。
韩非子主要属于道家的典籍，但是又和传统的道家不尽相同，不像老子的无为，也不像庄子的飘逸，重在理性思维，本人能想的就这些了，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