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悲剧人物，又是一个集儒、法、道观念的多重人格的大成悲剧角色。他从“隆中对策”的战略构想到襄助刘备父子经营西蜀而造成的种种失策：战略方针的失策、用人用权的失策、基业发展规划的失策等等。实际上，这是诸葛亮个性人格所蕴含的种种“无能为”的表现，塑成诸葛亮“谨慎”而失误的一生、“躬亲”而守旧的一生、“尽力”而悲剧的一生。到了元代，诸葛亮开始淡出历史事实，融入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民间智慧的意蕴之中，成了一个足谋多智的世俗文化军师；明清时，由于小说、戏曲的通俗化、大众化、世俗化的需要，其文化形象更加丰富、发展、完美。因此，我们应以三国史籍为鉴，从历史文化演变发展高度，“知人论世”，全面考察、认识、评价和反思诸葛亮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以还诸葛亮历史悲剧的本来面目。
“一生谨慎”、“事必躬亲”，是历代众所公认的诸葛亮性格特征。从主观上讲，“谨慎”、“躬亲”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从客观来说，这是十分有害的专制心理和利己行为，这种性格特征造成了诸葛亮处事为人、权力分配和人才任用，以及政制“年名不易”而乏开拓进取的诸多局限性。从诸葛亮一生来考察，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是有其环境、条件的。他在南阳时，自比于管仲、乐毅，可知决不是一个隐居避世的人，这对于“躬耕陇亩”、一介村夫的诸葛亮来说，自大狂傲是不言而喻的了。直至后来，开始他身为蜀汉丞相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传》）的贤人政治生涯：既极大地挥发他那深厚而蒂固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智慧、人格与精神，又杂用法家、道家和谋略家思想，高度集权专制的做法，也只宜修内政、“治戎”“理民”而已。至于“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军事方略，打天下、开疆土的才智德行就不是那么如人意了：三国史籍就有其德行不如其兄诸葛瑾的记载（《诸葛亮传》及注），他的《出师表》，“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诸葛亮传》），针对后主刘禅，除了重叮咛内政琐事一一安排交待外，就无一字涉及军事方略问题；而《后出师表》指向“议者”，重心虽转到军事方略，而雄心全挫，语气沮丧，不仅悲观之情无以复加（不像一个出征前主帅所应说的丧气话），且连著作权都成问题，两《表》相比，《前表》悲壮、意周而辞简，风格高致；《后表》衰飒，意窘而辞繁，风格庸陋。其论点类同诸葛恪的《论征魏》（《诸葛恪传》）。总之，诸葛亮处事、用人、权力分配的失策，实际上就是他“谨慎”、“躬亲”等小农意识和书生意气等心胸狭窄、守成独尊等性格特征所决定的，也是构成诸葛亮式的大成悲剧的根本原因。

诸葛亮声名的初立和个性的形成，是由其家庭生活、环境、条件所决定的。“亮早孤”，在南阳隆中，过着“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诸葛亮传》）的田园耕读隐居生活。这就养成并奠定了诸葛亮惟我独尊、孤高自傲的个性人格和保守自私的小农意识与谨小慎微的生活习惯方式。这些也成为诸葛亮佐助刘氏父子经营西蜀时，运用种种名目排除异己，满足并实现其用权独尊心态需要的手段。当时，诸葛亮躬耕的南阳隆中，在今天的襄阳、樊城一带（一说襄阳城西二十里处）。从地理位置上说，正是后来三国接壤之处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点，是一些有才之士和有识之人云集的地方。诸葛亮选择这样的地方隐居，实则是坐观大势，以求出士天下。诸葛亮常与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元直等好友志士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其实，“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并非逃避现实，而是享受着“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隐居生活，时时关注当时现实社会的犬牙交错矛盾变化和发展动态，借躬耕以待价而沽罢了。此时，诸葛亮与荆襄文人一方面静观时势，“以待天时”，为自己施展政治抱负、雄才大略积聚机遇成本；一方面蓄积力量，进行智力和知识的提升，准备进阶的身价，以期日后选择明主，作为大显身手、扬名天下的资本。可以说，这正是诸葛亮及这样一批下层知识分子的心态的集中坦露。事实上，尽管诸葛亮及其一批荆襄知识分子朋友，是当时一群人中俊杰，却毫无“打点”门路和进阶身价的本钱，只好待时互荐，确立“三顾”策略，共荐诸葛亮来先打广告，不料很快吸引了正处于落魄境地而又雄心大志的刘备。诸葛亮这个智囊团共同策划的广告效应，果然一举成名，尤其是诸葛亮以“隆中对策”博得刘备的赏识，使诸葛亮及一批荆襄知识分子朋友都先后打入了刘备的阵营，深受刘备集团的亲睐，成了诸葛亮后来执政中所倚重的一群智囊人才。

从管理策划来说，诸葛亮等荆襄知识分子特立的广告策划虽然很成功，然而诸葛亮的个性人格，“惟谨慎”、“事躬亲”却孕含着用权用人失策的内蕴及人才管理理念的局限：从用兵上讲，头脑清醒，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不敢冒进，这是诸葛亮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思想；而从用人与执法上，就说不上“谨慎”了，“违众拔谡”及杀马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