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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78年秦灭楚国。楚臣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着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而自沉汨罗江。传说，当地百姓划船寻找他的遗体，又恐其死后为蛟龙所困，遂投五色丝粽子于水中。此后，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民间形成吃粽子、划龙舟的风俗，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
两千年来，后人纪念屈原，不仅因为敬仰这位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入世、救国济民的忠挚精神，还震撼于他对生死的态度。虽然屈原选择了死，但在对生死的反思和选择中，他把一个血肉之躯对生命的眷恋、执着和欢欣，统统凝聚和积淀在热烈的情感中。他提出的死亡的命题反复锤炼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者的心魂，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
本文摘录李泽厚先生的著作《美学三书》中的部分章节。通过对屈原精神的这种解读，我们或许能更好地感悟生命的意义。
顽强执着地追求人际的真理、世上的忠实之所以要多次提到无羁的“想象”，是因为人们经常把屈原和庄子并提。庄子也来自南方，庄文中也极多“无羁想象”。楚辞中有《远游》，庄子有《逍遥游》；庄子遗世独立，神游天地，屈原也有好些近乎“游仙”之辞，也有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实践。
但是，屈、庄毕竟不同，其不同就在：对人际的是非、善恶、美丑是否执着。庄否而屈是。庄以其超是非、同美丑、一善恶而超乎尘世人际，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屈不同，他是顽强地执着地追求人际的真理、世上的忠实，他似乎完全回到了儒家，但把儒家的那种仁义道德，深沉真挚地情感化了。儒、庄、屈的这种同异，最鲜明地表现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我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工》）这是平静、勇敢而无所畏惧地面对死亡，但比较抽象。它只构成某种道德理念或绝对律令，却抽去了个体面临或选择死亡所必然产生的种种思虑、情感和意绪。
庄子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一生死，齐寿天，但这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态度。完全抛脱人世一切计虑、一切感情，不但对大多数济世救民、积极入世的人来说很难做到，而且距离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存在所面临死亡时的具体情绪，也确乎遥远。
并且，无论孔、庄，都讲过好些“邦无道则愚”、“处于材不材之间”等等以保身全生的话，这也就是所谓“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北方古训的传统教导之一。这种教导也同样存留在楚国和《楚辞》中，例如著名的《渔父》：“……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酾。……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但是，这却恰恰是孔、庄都有而为屈原所拒绝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道路。屈原宁肯选择死，而不选择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楚辞·渔父》）他的选择是这样的坚决、果断、长久，它是自我意识的充分呈露，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抉择，而绝非一时的冲动或迷信的盲从。
他第一个以古典的中国方式尖锐地提出人性的问题——“我值得活着么？”
如果说，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以“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表现了文艺复兴提出的欧洲特点；那么，屈原大概便是第一个以古典的中国方式在两千年前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首要问题”的诗人哲学家。并且，他确乎以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否定的回答是那样“惊采绝艳”，从而便把这个人性问题———“我值得活着么？”———提到极为尖锐和最为深刻的高度。把屈原的艺术提升到无比深邃程度的正是这个人性主题。它极大地发扬和补充了北方的儒学传统，构成中国优良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像庄子那样，“死生无变于已”（《庄子·齐物论》）就不能有这主题；如果像儒学那样，那么平宁而抽象，“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张载《正蒙·西铭》），也不会有这主题。屈原正是在明确意识到自己必须选择死亡的时候，来满怀情感地上天下地，觅遍时空。来追询，来发问，来倾诉，来诅咒，来执着地探求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他要求这一切在死亡面前展现出它们的原形，要求就它们的存在和假存在作出解答。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萧艾也？”“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楚辞·离骚》）政治的成败，历史的命运，生命的价值，远古的传统，它们是合理的么？是可以理解的么？生存失去支柱，所以“天问”，污蚀必须超越，所以“离骚”。人作为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依据何在，在这里有了空前的突出。屈原是以这种人的个体血肉之躯的现实存在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来寻问真理。从而，这真理便不再是观念式的普遍性概念，也不是某种实用性的生活道路，而是“此在”本身。所以，它充满了极为浓烈的情感哀伤。
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颗受了伤的孤独的心：痛苦、困惑、烦恼、骚乱、愤慨而哀伤。世界和人生在这里已化为非常具体而复杂的个体情感自身，因为这情感与是否生存有着直接联系。事物可以变迁，可以延续，只有我的死是无可重复和无可替代的。以这个我的存在、这个即将消失的“无”，便可以抗衡、可以询问、可以诅咒那一切存在的“有”。它可以那样自由地遨游宇宙，那样无所忌惮地怀疑传统，那样愤慨怨恨地议论权政……有如王夫之所说：“惟极于死以为态，故可任性孤行。”（王夫之《楚辞通辞》）
他总是那么异常孤独和分外哀伤：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楚辞·离骚》）“世溷浊而莫吾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楚辞·九章·涉江》）
“哀吾生之无畏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楚辞·九章·涉江》）“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楚辞·九章·悲回风》）
“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雍君之不昭。”（《楚辞·九章·惜往日》）“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楚辞·九章·怀沙》）。“浮江淮而入海兮，从于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楚辞·九章·悲回风》）
王夫之说，屈原的这些作品都是“往复思维，决以沉江自失”，“决意于死，故明其志以告君子”，“盖原自沉时永诀之辞也”。（《楚辞通释》）在文艺史上，决定选择死亡所作的诗篇达到如此高度成就，是罕见的。诗人以其死亡的选择来描述，来想象，来思索，来抒发。生的丰富性、深刻性、生动性被多样而繁复地展示出来；是非、善恶、美丑的不可并存的对立、冲突、变换的尖锐性、复杂性被显露出来：历史和人世的悲剧性、黑暗性和不可知性被提了出来：“伍子逢殃兮，比干俎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楚辞·九章·涉江》）“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令，卒然身杀。……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楚辞·天问》）
在对生死的反思和选择中，他把对生命的眷恋、执着和欢欣，统统凝聚和积淀在这情感中要驱除掉求活这个极为强大的自然生物本能，要实现与当时丑恶世界作死亡决裂的人性，对一个真有血肉之躯的个体，本是很不容易的。
它不是那种“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洫”式的负气，而是只有自我意识才能做到的以死亡来抗衡荒谬的世界。这抗衡是经过对生死仔细反思后的自我选择。在这反思和选择中，把人性的全部美好的思想情感，包括对生命的眷恋、执着和欢欣，统统凝聚和积淀在这感性情感中了。这情感不同于“礼乐传统”所要求塑造、陶冶的普遍性的群体情感形式，这里的情感是自我在选择死亡而意识世界和回顾生存时所激发的非常具体而个性化的感情。它之所以具体，是因为这些情感始终萦绕着、纠缠于自我参与了的种种具体的政治斗争、危亡形势和切身经历。它丝毫也不“超脱”，而是执着在这些具体事务的状况形势中来判断是非、美丑、善恶。这种判断从而不只是理知的思索，更是情感的反应，而且在这里，理智是沉浸、融化在情感之中的。
尽管屈原从理知上提出了他之所以选择死亡的某些理论上或伦理上的理由，如不忍见事态发展祖国沦亡等等，但他不愿听从“渔父”的劝告，不走孔子、庄子和“明哲”古训的道路，都说明这种死亡的选择更是情感上的。他从情感上便觉得活不下去，理知上的“不值得活”在这里明显地展现为情感上的“决不能活”。这种情感上的“决不能活”，不是某种本能的冲动或迷狂的信仰，而仍然是溶入了、渗透了并且经过了个体的道德责任感的反省之后的积淀产物。它既不神秘，也非狂热，而仍然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态度。但是，它虽符合理性甚至符合道德，却又超越了它们。它是生死的再反思，涉及了心理本体的建设。
所以，尽管后世有人或讥讽屈原过于“愚忠”，接受了儒家的“奴才哲学”，或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怀沙赴水……都过当了”，不符合儒家的温厚精神。但是，你能够去死吗？在这个巨大的主题面前，嘲讽者和指责者都将退缩。“自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如果说“从容就义”比“慷慨从仁”难，那么自杀死亡比“从仁”“就义”就似乎更难了。特别当它并不是一时之泄愤、盲目的情绪、狂热的观念，而是在仔细反思了生和死、咀嚼了人生的价值和现世的荒谬之后。这种选择死亡和面对死亡的个体情感，强有力地建筑着人类的心理本体。
后人更多以死亡的命题来反复锤炼心灵，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正因如此，便是这种展现存在的情感本身，而不一定是自杀这死亡的具体行动方式，给后世华夏文艺以极大影响。屈原以其选择死亡的人性高扬和情感态度，即对丑恶现实的彻底否决和对理想人生的眷恋憧憬，极大地感染、启发和教育着后代人们。屈原通过死，把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对生死、对人生、对生活的哲理态度，提到了一个空前深刻的情感新高度。
尽管，屈原以死的行动震撼着知识分子，但在儒家传统的支配下，效法屈原自杀的毕竟是极少数，因之，它并不以死的行动而毋宁是以对死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来替代真正的行动。因之是以它(死亡)来反复锤炼心灵，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包括屈辱、扭曲、痛苦……)而日益深厚。所以后世效法屈原自沉的尽管并不太多，不一定要去死，但屈原所反复锤炼的那种“虽体解吾犹未变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理情感，那种由屈原第一次表达出来的死之前的悲愤哀伤、苦痛爱恋，那种纯任志气、坦露性情……总之，那种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却一代又一代地培育着中国知识者的心魂，并经常成为生活的和创作的原动力量。
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生存，嵇康、阮籍的悲愤哀伤，也都是在死亡面前所产生的深厚沉郁的“此在”的情感本身。他们都考虑过或考虑到去死，尽管他们并没有那样去做，却把经常只有面临死亡才能最大地发现的“在”的意义很好地展露了出来。它们是通过对死的情感思索而发射出来的“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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