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简介_历史千年

曹植简介

三国时期大诗人曹植的一生他的成就以及他的故事关于他的方方面面..

曹植(192～232)，三国时魏国诗人，男。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字子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黄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睿继位，即魏明帝。曹睿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232年12月27日曹植逝世，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是不小的。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曹植生前自编过作品选集《前录》78篇。死后，明帝曹□曾为之集录著作百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0卷，又《列女传颂》1卷、《画赞》5卷。然而原集至北宋末散佚。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辑录诗、赋、文共206篇。明代郭云鹏、汪士贤、张溥诸人各自所刻的《陈思王集》，大率据南宋本稍加厘定而成。清代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又对各篇细加校订,并增补了不少佚文□句,为较全、较精的两个本子。近人黄节有《曹子建诗注》，古直有《曹植诗笺》，今人赵幼文有《曹植集校注》。曹氏父子三人是三国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合称三曹，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许多不朽篇章，曹植的“七步诗”更是一段佳话，其意义已不在是此诗本身价值，它包含了深遂的政治内含，成了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为了争夺地位、权力、财产兄弟反目手足相残的一种写照。曹植是曹丕的劲敌，他曾获其父曹操的特别喜爱，曹操也曾一度欲废曹丕而立其为王世子，得曹丕之忌恨也是情理之中事。在曹植十几岁的时期，曹操看到曹植的文章就很有点儿怀疑，认为是曹植请人代写的，而曹植请父亲当面测试，经过几翻面试，曹植的确言出为论，下笔成章。若不是一些大臣的竭力反对，曹植真得就被立为世子了，曹丕与其弟曹植的斗争也就从这时代开始了。有一次，曹操出兵打仗，曹植、曹丕都来送行，临别，曹植高声朗读了为曹操歌功颂德的拍马文章，大家十分赞赏，而曹丕泪流满面地向父亲送别，很让曹操感动，也掉下泪来，这一小小的举动拉近了曹丕与父亲的距离，加深了父子感情，看来父子亲情之间需要的是感情而非奉承的。还有一次，曹操欲派曹植带兵出征。带兵出征是掌握军权的象征，是曹操重点培养的征兆。结果曹植在出征前酩酊大醉，曹操派人来传曹植，连催几次，曹植仍昏睡不醒，曹操一气之下取消了曹植带兵的决定。看来，曹植只配当个不拘小节的文学家，难以担当足智多谋的政治家。曹植与曹丕的斗争，曹丕是胜利者，最终继承了魏王位。按理说曹丕的地位和权力已基本巩固，可忌恨曹植的念头没有改变。其实，曹植并未犯下什么大罪，只是有人告发他经常喝酒骂人，他竟把曹丕派出的使者扣押起来，并没有招兵买马，阴谋反叛的迹象和征兆。这算不上犯罪，杀之怕众不服，曹丕便想出个“七步成诗”的办法，治罪其弟。所幸的是，出口成诗是曹植的拿手好戏，这“七步诗”便成了救命诗，曹丕不得不收回成命，降低曹植的官爵了事。纵观上下几千年历史，帝王子孙和睦相处，互忍互让，不争权夺利的实在少的可怜。春秋时期的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齐桓公），秦朝的扶苏与胡亥（秦二世），唐朝的玄武门之变……这样兄弟相残的例子数不胜数。封建时代这种兄弟之间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现象是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在那权力即一切的社会制度里，不择手段的争夺权力似乎是很正常的。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少了多少兄弟相残的悲剧。然而，特权不除，“七步诗”还是免不了有人来作。曹植还是中国佛教梵呗音乐的创始人。魏太和三年（229年）曹植封东阿王，历时4载。曹植初登鱼山，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明清之际，鱼山曾建有吾山书院。《吾山书院记》中写道：“沿山路攀登，至‘秀野堂’，堂前洗砚池，金鳞游泳，有吐墨状……北望郁然有灵秀之气，乃‘羊茂台’。子建祠与墓傍山向西，由台向东，拾级而上，至绝顶，上有柳舒城，是曹植读书处。”如今，曹植墓前右侧有一亭，名为“隋碑亭”，亭内矗立一块石碑，杂用篆隶、金文和楷书，记述了曹植的生平、祭祀及有关情况。沿墓北侧拾级而上，不远处就见一块突兀的奇形怪石，状似卧羊，周以茂密草木，故名“羊茂台”，相传这就是当年曹植的读书处；羊茂台上方有一干涸的石塘，上方的石壁上写着“洗砚池”，相传是曹植洗砚的地方；登临山顶，在山的北侧一处比较平坦的石面上，有一处摩崖石刻，镌刻着“御山”、“左川”、“寿”等几个楷书大字，传说是曹植登山所书。鱼山顶西侧，有一石壁，上写“闻梵”两个朱红大字，据记载，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乃慕其音，写为梵呗”。“闻梵”处便是相传曹植当年闻听梵乐的地方，由此曹植也就成为中华佛乐的创始人。在“闻梵”处的下方，有一石洞，名曰“梵音洞”，据说曹植听到的梵乐就是从这个山洞中传出的。曹植闻听的梵乐后来向东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为此曹植又被誉为日本佛乐的鼻祖，每年，日本宗教界都有大批人士前往鱼山参拜曹植墓，并在墓前演奏曹植当年创作的梵乐。前不久，中国佛教协会、山东省佛教协会在鱼山山麓隆重举行了鱼山梵呗寺修复奠基仪式。这次修复鱼山梵呗寺，预计总投资1亿多元，寺院以鱼山为中轴线，主体工程有普渡桥、山门殿、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东西方丈室。中轴左右分别建有地藏殿、观音殿、禅堂、斋堂、僧房以及客房。在鱼山东麓还将建设万佛太殿、舍利宝塔以及梵呗佛乐大厅。在这次修复工程中，还将修建一座高20多米的铜铸观音像。鱼山梵呗寺俯瞰滚滚黄河，面临青翠群山，背倚鱼山，呈献给游人一个“白云、黄河、青山”的云水胜景，当人们登临此处，自然会想起“才高八斗”的曹子建的不凡气度

曹植简介www.donge.gov.cn中国·东阿2006年8月13日（点击量：2776)曹植（公元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谥思，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锺嵘《诗品》称为“建安之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现存的作品也是建安诗人中最多的一个，诗有八十多首，辞赋、散文完全的或残缺的共四十馀篇。这些作品词采华茂而劲健质，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和他自己的独特风格，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曹植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他从小就爱好文学，十多岁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并能“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在他的传记里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在邺城成了铜雀台，命诸子登台，各人为赋。曹植援笔立成，文章写得好，曹操看了都为之惊异。可见他少年时就很有才华。他在《文章序》里说∶“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着繁多。”他自己曾删定少年时代作品编成《前录》十八篇。正因为他“少小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长於文学，在兄弟中又表现得最有才能，所以曹操认为他“最可定大事”（《三国志》注引《魏武帝故事》），曾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但因为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引起了曹操的不满，结果立了曹丕为太子。曹植作太子不成，反为曹丕所猜忌。曹丕当了皇帝后，就不断对他进行打击迫害。首先杀了一向拥护他的丁仪和丁翼，然后又借故贬了他的爵位，接着又不断变换他的封地·并对他严密监视，不许他参与朝廷政事，不许他与其他亲王来往。尤其是任城王曹彰（曹植亲哥哥）无故暴死后，曹植更加提心吊胆，朝不虑夕。曹丕死后，明帝曹（曹丕之子，曹植之侄）即位，曹植抱着报国的理想要求试用，反引起曹的猜忌，所遭的打击迫害有增无已。最后他“汲汲无欢”，再又活了四年，便忧愤而死，死时四十一岁。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公元220年前），他在邺城，生活比较安定，又得到曹操的宠爱，所以做在邺下文人集团宴饮赋诗的生活中表现很活跃。这时的作品，情调开朗而豪迈，但内容不如后期深刻，“但美遨游，不及世事”（谢灵运《拟邺中集序》）。如《公宴》、《斗鸡》、《侍太子坐》、《箜篌引》等篇，都是诗酒流连，志得意满生活的留影。但也有少数几篇，如《送应氏》、《名都篇》、《白马篇》等，接触了社会现实。最值得注意的是《送应氏》第一首，作者描写了洛阳为董卓焚烧后的惨状，深刻地暴露了战乱带来的灾难，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代表着建安诗人的主要倾向。后期（公元220232）。他在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下，“抑郁不得志”。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比前充实，一方面表达他“愿得展功勤，输力於明君”的政治理想，另方面则反映他对“萁豆相煎”，骨肉相残的苦闷和反抗。曹植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是因为他“生於乱，长於军”，自幼就跟随曹操南征北战，深受曹操创业精神的影响。加上他少年得志，才气过人，所以他一生所追求的是如何实现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雄心壮志。这一思想贯通在他的前后期作品之中，只因生活境遇的不同，作品的情调风貌也不同罢了。例如《白马篇》，塑造一个武艺高强，为国立功，不惜牺牲的少年游侠形象：“羽书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作者歌颂扬声边塞，为国捐躯的游侠儿，表达了他对壮烈事业和英雄生活的向往。后期这方面的作品更多的是表现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激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慷慨多悲心”（《赠徐干》）。例如《杂诗》之五：“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愿欲一经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很明显，这里和前期不同的是，作者的豪迈乐观精神已为悲愤所代替，情调也转为跌宕悲凉。这时期最能代表他的思想风格的是《赠白马王彪》。这首诗里交织着作者的哀伤、愤慨和恐惧之情，真切动人。可贵的是，作者虽在忧患之中却不曾厌弃人生，在报国理想不断遭受挫折时，也不想逃避现实和放弃自己的责任。为了实现他保卫国家建立功勋的雄心壮志，他不甘闲居。留经上《求自试表》给明帝，要求出征，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统一天下。但他越是表现自己的才能，越是想建立功业，就越遭到明帝的防范和迫害，在希望全然破灭之后，他仍想“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薤露行》），以着述传之不朽，表现了决不自暴自弃的精神。这种对理想的追求，壮志难酬的悲愤以及自强不息的决心，贯串在曹植的主要作品中，构成他的诗歌的基调。就算是写思妇哀怨，游子思乡，甚至幻游仙境之类的题材，那离不开这一主调。例如《吁嗟篇》以转蓬为喻，形象地描写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生活处境和“汲汲无欢”的痛苦心情。《种葛篇》、《浮萍篇》、《杂诗》（揽衣出中闺）等篇，都以怨女思妇的口吻，借夫妇的相弃写君臣的相间，表白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曲。他的游仙诗，像《五游》中的“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远游》中的“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仙人篇》中的“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游仙》中的“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等句，都不是真的写神仙，而是借言神仙写自己不甘作“圈牢之养物”，而奋飞不得的痛苦心境。他对“松子久吾欺”（《赠白马王彪》）的认识更说明这些诗并不是真的向往成仙的乐趣，而是仿效屈原《远游》“悲时俗之迫扼”的忧患之辞。此外，还要提及的是《泰山梁甫行》，这是一首独一无二的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诗篇，写得生动深刻，形象鲜明，足一首反映社会现实的好诗。对曹植诗的艺术风格，钟嵘《诗品》中有一句这样的评语：“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所谓“骨气”是指立身处世报国建功的志气。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曹植是个有志之士，他一生虽然遭过各种挫折，但始终没有放弃他对理想的追求和渴望。他的诗充满着愤激之情。这种愤激之情正构成他的诗歌富有气势的慷慨情调。“词采华茂”则是指他在艺术手法和语言提炼上所取得的成就。曹植和建安诗人一样，善於吸取民歌中清新流丽、质自然的气质，并加以创造和发展，形成“文彩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黄侃《诗品》义疏））的艺术风格。他善於运用比喻来抒写山己的复杂感情。例如以“转蓬离本根”喻迁移不定的生活，以“盛年女子独处空闺”喻怀才不遇等等，所用比喻，多而贴切。在语言上，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如“秋兰被长板，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公宴》），“被”、“冒”二字甚见作者的匠心；而“秋兰”、“绿池”、“鱼跃”、“鸟鸣”更是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此外，曹植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工於起调，善为警句”。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杂诗六首》其一），“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干》），“明月照高楼，流正徘徊”（《七哀》），这些为前人称道的名句，每每以高屋建瓴之势，振起了全篇。前人把建安诗歌的思想风格称为“建安风力”，而曹植的诗更因为它如前所说“骨气奇高，诗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质文”而为后人倾倒。他的诗历两晋南北朝，成为唐代诗歌创作的榜样。自陈子昂之后，李白、杜甫、韩愈都深受其影响。他的乐府歌行“意厚词赡，气格雄浑”，为杜甫、韩愈所崇尚，各得其超诣之境。他的诗虽然又“被后人盗袭滥熟，几成习见陈言”（方东树《昭昧詹言》），这不过是历来的模拟者对前代名家采取错误的态度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曹植诗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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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你好！曹植“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生活基础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赋固如此，诗亦如之。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曹植这时可以说已经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传又载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谓曹操传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悔而罢之”云云。这件事情如果属实，大概恰可作为曹植“饮酒不节”的注脚。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来，曹植之醉，又非由于自己“饮酒不节”，而是中了曹丕之计。《魏氏春秋》所载，当然也不是完全可据的。但由此却可推知，所谓曹植“饮酒不节”者，亦未必全属事实。曹植有《酒赋》一文，假借矫俗先生之言曰：“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据此申论云：“《酒赋》结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岂沉湎于酒者哉！”如果不是沉湎于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这就更可说明曹植政治上实在缺乏警惕，头脑太不清醒。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遭遇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章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此诗有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诗对于任城王之死别、白马王之生离，表示了极大的怨忿。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在这期间，曹植还写了一篇《洛神赋》。这是写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赋有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丁晏据此申论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现在看来，曹植在黄初年间自洛还国，心绪极恶，确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赋《洛神》，亦实有《离骚》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传感甄为赋，恐非其实。丁晏申论，似有道理。不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几个赋篇无不如此。例如《九愁赋》云：“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鹦鹉赋》云：“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云：“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都是骚人之遗。只是《洛神》一赋，写得幽而不露，难于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录·自序》所说的“摛藻也如春葩”。于是说诗者遂不免以辞害意，坐实以感甄一事。其实，只要细吟篇末所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诸语，仍是不难索解的。“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即《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虽然曹睿暂不究问，却也难免把他看作危险之源。为曹植计，他在这时应该更加收敛，尽力韬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实在缺乏政治头脑，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上了一篇《求自试表》。表中大讲“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希望得到一个军职，以便效忠疆场，为国立功。他说：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固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这样的言辞是相当激切、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诚挚的。曹植在这里表白的建功立业之心，本来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许因为他是发于至诚，毫无虚饰，所以此表上后，曹睿对他依旧优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东阿。在这期间，曹植的处境比前时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转。虽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说话却比较随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亲亲表》中，曹植继续请求任用，为国建功。话说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说：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像他这样的人材，如果身为异姓，确实可被重用；但正是因为不是“异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并不真懂。严防同姓篡权，这是曹魏政权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定的决策。在历代的统治者中，这样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见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陈审举表》也是曹植此时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与之合，窃窥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这一段话说得更加随便了。作为诸侯王，最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说自己熟知兵法，“行师用兵之要”，能与孙吴合。不但不自韬晦，反而露才扬己。这正是他以前曾说的“道家之明忌”，他这时竟明知而犯之。但曹植这时如此放言无忌，居然未遭杀身之祸，这不能不说曹睿为人确比曹丕温厚，对于诸侯王的政策也确实比较温和。在这篇《陈审举表》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站在“公族”的立场，曹植这话是说得中肯的。从当时曹魏政权面临的局势看，这话也是说得适时的。曹植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虽然缺乏政治头脑；而对于“豪右执政”，对于异姓“当权”，却很有政治眼光。没过几年，曹魏政权即为异姓所代，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了。但可惜的是，曹睿当时对于这一番话似乎并未重视，只是“优文答报”而已。与此同时，曹植还曾要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而“终不能得”。于是“怅然绝望”，怀忧而死。“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命运曹植一生所志，本来是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但现在看来，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写出了骚体的篇章。丁晏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虽然不免溢美，但从骚人创作的传统看来，曹植和屈原的处境确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诗赋杂文也确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点。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曹植卒后，景初中有诏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乃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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