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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
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议如下：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
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柬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已诏。后世帝皇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
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次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在治国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
因此他主张“德主刑辅、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
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但是在同时又起到了制衡君主权力这样一个目的，”三纲”里的”父为子纲”，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须信奉天人感应，施行仁政
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单纯以尊儒为目的，它的目的是树立一种国家唯一的统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统一来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他对汉武帝说过这样一段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表明人文学术脱离不了政治，坦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在支持政治。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统治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禁绝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选拔人才和统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诸家。他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实行“德主刑辅”的仁政，希望通过广设学校，来散布儒家道德礼仪，维护儒家地位和君主专制政权。“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反对“郎选”、“任子”和“货选”等汉代官吏选拔制度。呼吁：“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认为设学校以广教化，这是巩固统治的关键堤防。
汉武帝于是从其所议，“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
教育、选官等制度服务于儒家，为儒生进入政治权力机构，参与权力运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儒生逐渐成为政治思想界的决定性力量，有利的维护了儒家的独尊地位，董仲舒还极其推崇《春秋》。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义之大者也…….《春秋》，礼仪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董仲舒认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认为孔子是带着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义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再令举孝廉，策贤良时，董仲舒应时而出。策对中，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连答三章，史称《天人三策》。
第一策：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之与情”，为何良莠不齐；何修何饬，才能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对称，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政治有失，天显现灾害；如不知反省，又出怪异现象警告；再悔改，天就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将王天下，天必显现超人力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祥瑞的产生，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积善累德的结果。所以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发生灾异是因为“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当邪气生，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是天的旨意，但原因都是帝王的所作所为。关于人性善恶，董仲舒说：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是天地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人性之善恶，人性善恶取决于王者的教化。应该“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第二策：一、黄老无为、孔孟有为均有得有失，治理国家，取舍的依据是什么？二、黄老尚质、儒学尚文问题。三、任德任刑问题。四是现实里，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原因是什么？
董仲舒对称大意一是时代不同，所需各异，无为、有为历史地合理。但是现在，汉承秦敝，应力行有为。二是制度的精神，是“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良玉不琢，是因其不琢自美，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所以“君子不学，不成其德”。三是认为周前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刑措不用。“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惨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四是认为其因是，“王心未加”仁义之道，二曰“士素不励”教育、砥砺之法，三曰“长吏不明”而昏。
第三策：武帝对董仲舒的一、二对策兴致盎然，但是责难说：“文彩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难道对“当世”有所顾虑，对“王听”有所怀疑么？要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与“治乱之端”，“悉之就之，孰（熟）之复之”，透辟说来，不要有任何顾虑。
对此，董仲舒针对汉武帝问三王之道“而皆有失”的问题，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就武帝最关心的，有没有一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而又有利无弊的经常之道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命题。最后，他就“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人们无所适从的现实问题，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这才满意，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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