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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清末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等洋务派等人官位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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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清末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等洋务派等人官位变化?
曾国藩无论是作为一个文学形象还是历史人物，他都是成功的。
从文学上看，他被塑造塑造成了一个处政严明的清官，“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体现了
他这一点，因此他得名“曾剃头”。在历史上，如果说左宗棠是个将才，则曾国藩便是帅才了。何以谓之
帅才呢？就是那些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及处事方式还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使大量将才围在自己身边供
自己差遣的人。帅才不需要精通兵法，不需要上懂天文下知地理，更不需要惊世才干，因为当你拥有了这
些，你便成了将才，比如左宗棠。曾国藩精通八股，崇尚理学，做事极其谨慎，非常能忍，而且从不落人
话柄，朝廷上下他莫不四通八达，几乎没有他的对头，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汉人却能长期立于朝中不倒的原
因。他一生中最大的差错也就两处，一处是其弟，原以为战死沙场，好不光荣，但却突然出现，原来是死
里逃生，本是好事，在对于曾国藩来说，这可是犯了欺君之罪，要不是兄弟情深，他要其弟隐姓埋名，从
此一生便碌碌无谓，郁郁终生。如果换成其他人，估计早以成刀下之鬼，以曾国藩的个性，任何人都不能
妨碍他。第二处，便是洪秀全幼子逃脱，曾国藩却上表说以将其杀死，没想到被左宗棠查知，后来要不是
胡林翼在死前对左宗棠嘱咐过，一定要尽力维护曾国藩，估计曾国藩早就被抓住把柄，也不会被后人传诵
了。
其实，曾国藩和汉刘邦之间有太多相似。两人都是自身没什么真实才干，要不是曾国藩那样谨慎的性
格，几乎从不做没把握的事，那他也一定能和刘邦一样成就万世之功业。刘邦此人，说穿了，若只论其本
事及其性格，他就是一个街头地痞，反复无常的小人而已，这从他后来诛杀韩信可看出，不会有谁相信真
的是韩信想谋反吧，简直就是个带刀入白虎堂，莫须有而已。但是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使如文臣萧何，
张良，将臣韩信都臣服于他，最后击败楚王项羽，而项羽最多不过是个莽夫而已，若不是有亚父范增之助
，他的功绩也不过就是个陈胜吴广而已。但是后来因为他正是缺乏曾国藩，刘邦等的那种人格魅力以及知
人善用的能力才在绝对优势下输给刘邦，实在令人惋惜。而曾国藩也有彭玉鳞等为其效命才大破太平天国
，有何人不知，曾国藩的那点作战能力，到哪哪就吃败仗，连其弟弟“曾铁桶”曾国荃都不如。说穿了，
不过是个擅长权术的政治诬赖而已，却也成就了如此功绩。
曾国藩的文学价值以及其历史中的重要性也体现在洋务运动上，他建造的安庆内军械厂成为洋务运动
最早的一批民族工业，发起了洋务运动，使民族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的。
历史人物成为文学形象的必备条件便是要有对这个人的争论，往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诸如刘邦、项
羽、刘备、曹操，以及曾国藩等。就是因为曾国藩是这样一个性格突出，个性明显，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而又有诸如曾剃头，到哪哪就输，洋务运动以及其为击败太平天国的湘军头领等等，而且又处在一个那
样的历史背景中，这使他肯定，而且不得不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以及历史人物。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眼里被视为是相对立的，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它的特点是"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保守，轻改革，也就是所谓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得"。而中国的近代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文化。它不是从中国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严复曾经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比较，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也有的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中西文化无疑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西方近代文化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萌发生长，就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近代文化是通过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对抗、斗争、调和、融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对立的一面，也还有相通之处。处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多有通融两种文化的品格。曾国藩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曾国藩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能否可以说：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就全盘拒绝呢？许多论者认为，不可以，他既不是对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拒绝的封建顽固派，也不是不顾中国国情对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所谓"全盘西化"派，而是主张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体西用"论者。曾国藩对中西文化，都是持扬弃态度，对彼此的长短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主体地位，而辅以西方文化。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在高扬"卫道"旗帜的同时，把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掘出来，形成"义理经济"合一的新格局，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复了其中号召士林，维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长短有透彻的了解，他就能够吸取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引进西方近代文化。
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呢？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呢？有的论者论述道："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不同意说儒学完全是封闭的，保守的，正是儒学的某种进取性、开放性，导致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能够提出自己的对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坚船利炮之类，以与之对抗"。这是曾国藩之所以开创近代文化的客观方面。其主观方面，是自身原因。论者说"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之学"。他着眼于整个统治阶级之最高利益和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兴旺发达，因而，他治学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会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并使得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有的论者同意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分析，但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立之外还有同一的方面，正是同一性才能使两种对立的文化调和融汇，产生出具有中国历史和国情特色的中国近代文化。
曾国藩是清代“中兴第一名臣”。他的一生，留下许多谜一样的业绩。他说过：“养人靠养心，立身靠立志，藏身靠藏心也。”他的养心要则是“待人以诚，待人以恕。”
芙蓉园里，英雄辈出。
一个湘学，囊括了湖南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孕育了多少英雄豪杰。
湘学中前期两位重要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
电视剧“大唐歌飞”中有一段场面：
杨贵妃与梅妃争宠，用斗鸡来取悦唐玄宗。
斗鸡其实是唐代宫庭中的一项娱乐方式。
有的鸡爪上还套着金属指环。
斗鸡斗得毛羽纷飞，鲜血淋漓。
看的人便得到一种快感。
用动物的自相残杀来寻求快感，满足人自我的阴暗心理，人是喜欢看杀人的场面的。
一笼鸡关着，突然放进一只新鸡，尽管这只鸡高雅、美丽，总要受到笼中鸡的啄击，新鸡要么缩头投降；要么勇往直前取得胜利。
动物中有个奇特的现象：胜利者对失败者并不斩杀残尽，是宽恕的。
高才极智的人相处是不是如那两只斗鸡？恕颜相问：非要斗个你输我赢？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清代湖南的两位能人。
曾国藩家在农村，少年好学。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23岁，第一次参加科试，竟中了秀才。次年入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郡入京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却未得中。以后两次应试，终未得中。道光十八年（1838），他再次入都面试，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朝考为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道光帝御览之后，又特别拔置为一等第二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时年28岁。以后拔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
左宗棠呢？
当曾国藩已当上京官时，左宗堂却科场失意。当太平军兴起，左宗棠才在湖南巡抚骆秉文的帐下当个幕僚，一呆就是6年。
曾国藩仕途顺畅，左宗堂科场失意。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
左宗堂持才傲物，语言尖刻，锋芒毕露。
曾国藩多官吏的圆融历练。
左宗棠多文人风骨的直白。
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左宗棠也在湖南作师爷。
两只斗鸡放在一起，自不觉有些勇斗。
先看一联：
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
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
上联为曾国藩所说，说得巧妙。季子是左宗棠的字。左既是左宗棠的左，又是相左的左。
以曾当时的名望官，比左宗棠大了许多。
按今天的说法，是领导发话，小子你听着。
左宗棠却没有被官大一级压死人压倒。
他答得爽快，更巧妙。
曾国藩封侯，故称藩侯。
你当了封疆大吏，何曾知道经济民生的大事。曾既指曾姓，又指何曾的曾。
左宗棠竟不给领导面子，语颇不屑鄙夷。
倘若曾国藩鸡肠小肚，暗地里给左宗棠小鞋穿，便没有日后新疆的“左公柳”。
曾国藩就是曾国藩。
战国时有个大思想家叫韩非。
他的政治思想是法、术、势。
法指成文的法律。
太是君王驾驭臣民的手段。
势是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
韩非在举荐人才方面有两句名言：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自己的亲人是贤才，举荐他们当官，并不因为是亲人而回避他们；自己的仇人是贤才，举荐他们当官，并不因为是仇人而回避他们。
核心是无论亲人仇人，只要是贤人，就应该得到举荐。
纵观古今历史，有这样胸襟的政治家能有几人？
曾国藩是有这种胸襟的政治家。
他器重左宗棠的才干，并不因为左宗棠冲撞冒犯过自己。
他要收拾左宗棠，有的是机会。
1857年，左宗棠在湖南遇上了麻烦。
那是樊燮（满人）贪污一案。
明明是樊燮贪污，他却反告左宗棠贪污，径直告到咸丰帝面前。
咸丰帝命令湖广总督官文查清此案，竟命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可见有的时候是非黑白的标准是可以改变的，是因人而异的。
好人固然希望一生平安，却也不一定能一生平安。
佶傲的左宗堂遭此冤屈，内心的郁愤无以释处。
虽然有胡林翼、骆秉章等人的辩诬，左宗堂才没有丢掉脑袋。
仕途险恶，他心灰意冷，回顾苍茫，意欲归隐林泉，布衣终老此身。
曾国藩没有落井下石，反对左宗棠伸出友谊之手。
他邀左宗棠在军中作客，作彻日谈，热情得要命。
太平军的势力日渐扩大，咸丰帝又记起了左宗棠。
皇帝毕竟英明，不直接去问左宗棠，反下诏询问曾国藩：左宗棠洞晓戎机，可否能回本地襄办团练？
皇上问得高明，或许早已知道曾左交恶。如果曾国藩挟隙，则言左不谌用。罪尤源出曾国藩。
好个曾国藩。
他即上奏皇帝：“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如此称誉左宗棠，哪里有一丝丝芥蒂的影子。
皇帝下谕，令左宗棠“随问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又有了一个拓展的机会。
还是曾国藩，他马上让左宗棠回湖南募兵，开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
左宗棠有了一个建功立业的空间与时间。
左宗棠有了一支展现自己军事才干的军队。
他独挡一面，在江西屡屡战胜太平军，声名大震。
面对左宗棠的崛起，曾国藩对左推崇备至。屡屡奏报举荐。
“调度神速，将士用命……初立新军，骠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
曾国藩独拈出一勤字，实有他的用心。
官场所重，“清、慎、勤”三字而已。
清则清廉、慎则谨慎、勤则勤学奋发。
左宗棠初仕为官，说他清廉，无功可居；说他谨慎，与他无碍。唯得一勤劳，算是忠心职事了。
左宗棠得到曾之助，捷报频传。
曾国藩没有半点嫉妒的心理，上奏：“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审越时贤。”
有了战功作铺垫，曾国藩下笔极为从容。左宗棠以弱敌强，以少胜多，审时度势，呈现出来的将略干才，令曾国藩也叹服，言外之意是才堪大用。
曾国藩久居官场，岂会不知保荐左宗棠的后果。左一旦升迁，必然会遮蔽了曾国藩的一些光彩。以左宗棠的韬略干才，日后的声名会更盛甚至有取而代之的可能。
曾国藩会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么？
曾国藩官当的最小,但势力却最大,李鸿章官位,势力都中不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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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1885）晚清著名军事家，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12年（1831年）举人。三次会试不中，遂绝意考场，潜心专研舆地、兵法。为人多智略，性狂傲。1852-1863年，编练“楚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屡建奇功，人称“常胜将军”。同治5年（1866年），授陕甘总督，制定经营西北战略：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后破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稳定了清朝北部疆土。光绪元年（1875年），以“塞防论”反李鸿章的海防论，力主收复新疆，以固塞防。清政府采纳其意，授钦差大臣，组建西征军。二年，西征军誓师出关，抵肃州。左宗棠命人抬棺材一口，随军出征，以示不收复新疆决不生还的决心。，主将如此，全军将士无不愿效死力。左宗棠为各军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南后北”的战略。1876年8月，西征军一举收复北疆重镇乌鲁木齐，平定新疆北路。三年，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分裂头目阿古柏战败自杀。年底，收复喀什（现名）、和田。1878年1月，西征军全部收复南疆，取得了西征大捷，脱离祖国十余年的新疆再度回到祖国怀抱。同时，他条陈新疆建省方案，并请与俄国交涉收复伊犁。左宗棠以他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而名垂青史。
左宗棠所处的年代，既是中国睡狮猛醒的年代，因此才有所谓的“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也是列强环视、中国充满由边疆到心脏的危机的年代。左宗棠与新疆还有一个小小的机缘：道光29年（1849年）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路过湖南，派人约左宗棠一见。两人年纪相差27岁，却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两人畅谈治国方略，通宵达旦。林则徐将在发配新疆期间的材料、战守计划以及沙俄在中国边疆的政治、军事动态，悉数托付左宗棠。临行前，林公有言：“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看来，林则徐是很有眼光的！
左宗棠在坚持塞防论，力主收复新疆时陈词：“克复新疆，所以保蒙古；守卫蒙古，所以保京师。”短短两句话可见左公分析之精辟----新疆、蒙古对于中国是何等的重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保卫京师屏障蒙古，可见当时蒙古也有被沙俄侵占的危险。可惜左公的后来人没有明了他的苦心，把比新疆靠得更近得外蒙古丢了！而蒙古丢失，京师（今北京）门户打大开，帝俄的摩托化部队从“中蒙”边境出发，经过内蒙古草原，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打到北京，更不用说它的导弹部队和核武器了！邓先生最锐利之处就是要求帝俄从蒙古撤军，相当于将中国的北部边界重新向北恢复了近两千公里。左公泉下有知，也该对邓公的举措略感慰籍了。
前南京中央大学一文史教授曾说：“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还有几位历史学家说：“中国历史上有四个永远打不败的将军：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和清朝的左宗棠。”这些话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左宗棠无疑不愧为同治中兴名臣、一代名将，是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著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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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从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海军建设成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舰队覆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经方；嫡子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经迈（莫氏所生）。女三：分别适郭恩垕、任德和、张佩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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