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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大争议的人物，持正面评价者通常都是从其大力打击贪污，恢复经济著眼，事实上历史都有如此记载。而持负面评价者则多从杀戮功臣者著眼，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虐暴乡闾，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类似战国时代的“铸刑鼎”，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屠戮的信号。后来的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以“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见诛，接续又诛杀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连“浙东四先生”亦不能免。朱元璋还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此时又颁布《逆臣录》，诏示一公、十三侯、二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杀江夏侯周德兴。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杀颖国公傅友德，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捕鱼儿海战役中立功的定远侯王弼。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杀宋国公冯胜，是开国六公爵最后一位仅存者。大臣们只要观察皇帝当日临朝的穿戴，即悉皇帝心情好不好，“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
总括而言，朱元璋诛杀功臣是铁的事实，这也造成靖难之役时，能勤王卫主的老臣已经不多见，仅存的功臣只剩下曹国公李景隆、长兴侯汤和、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等人。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洪武三年告老还乡，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但他的儿子朱同最后被赐自缢。
除大诛功臣外，朱元璋也杀文人，吴晗《朱元璋传》中开列了被杀文人的名单：“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明太祖虽标榜复古,但他大多数制度是从蒙古学的,廷杖与责打臣下是从蒙古学的,法制是从蒙古学的，违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训。另外,他与蒙古人一样,为了动员全社会,他十分重视户口普查，每个人有固定的义务,每个大臣首先是家臣，然后才是大臣。不许随便转换工作,这是从成吉思汗的十户制学的，从前大臣上朝是不用跪对的,明朝则要，因此明朝君主是绝对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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