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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内河航运绍
内河运输（inlandwatertransportation）
内河运输是水上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内陆腹地与沿海地区的纽带，在运输和集散进出口货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不仅有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还同一些邻国有国际河流相连，这就为相互的进出口货物通过河流运输和集散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内容提要】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在孝文帝之前，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北魏；内河；航运
中图分类号：k239.2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3-00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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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是鲜卑族拓跋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而其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是因为这一民族在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充分吸收汉族文化的精髓，使该民族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北魏的内河航运所表现出来的发展势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北魏时期内河航运发展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迅速发展的造船业
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首先得力于造船业的发展，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和北魏早期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有着颇多的关系，而且随着北魏的向南发展逐渐发达。北魏造船业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适应政治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因而相当一部分造船业的基地分布在战略要地。
北魏造船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所造的船只多为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太武帝神鹿三年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１〕（《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太武帝造船的目的是为了抵抗宋文帝刘义隆率军北侵，冀、定、相三州因濒临前线且有造船的条件而在此建造了千余艘船只，这些船只可能是战船类，或属于运输战略物资的船只，如果属于后者，其用于内河航运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黄河北岸造船的举动在太武帝时还有记载，时“南镇诸将复表贼至，而自陈兵少，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佥然，欲遣骑五千，并假署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令诱引边民。”很明显在漳水沿岸也有一个造船基地，主要是用来建造作战所用之船。然而太武帝的这一打算在崔浩看来：“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１〕（《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崔浩认为太武帝将行施的这种举措有灭刘而存司马氏的意图，必然引起刘宋政权内部同仇敌忾，共同对付北魏的军队。崔浩虽有此议，但未被采纳。太武帝时还有在战时临时修造水战船筏的记载，太武帝率军南讨，授予临淮王拓跋谭为中军大将军，在此之前，“刘义隆以邹山险固，有荣胡冢，乃积粮为守御之备。谭率众攻之，获米三十万以供军储，义隆恃淮之阻，素不设备。谭造筏数十，潜军而济，贼众惊溃，遂斩其将胡崇，贼首万余级。”〔１〕（《魏书》卷十八《太祖五王·临淮王谭传》）拓跋谭所造的数十个筏即是类似船只的运输工具。
当时还发生过盗窃官船的现象。神鹿三年十月“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到）彦之恐军南度，谴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１〕（《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既然有官船的存在，说明七女津一带有国营的造船业。
北魏时还有造船为浮桥的情况，“太宗南幸盟津，谓栗磾曰：‘河可桥乎？’栗磾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于冶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美之。”〔１〕（《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这种为帝王需要建造的临时浮桥，所用的时间不会太长。魏世宗时，北魏与萧梁交战时，南安王英曾上表：“若入三月已后，天晴地燥，凭陵是常。如其连雨仍接，不得进攻者，臣已更高邵阳之桥，防其泛突。意外洪长，虑其破桥，臣亦部分造船，复于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至三月中旬，桥必克成。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１〕（《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南安王传》）南安王英上表建议建造船只，在“钟离城随水狭处，营造浮桥”，这样即可达到“晴则攻腾，雨则围守，水陆二途，以得为限”的效果。
为了供给边域军队的粮食，太武帝时即有造船漕运的记载，太平真君七年，刁雍曾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以运输军粮。《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曾记载三门都将薛钦的建议，于“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供应绵绢及赀麻之州、郡，“市材造船，不劳采斫”，“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而且当时造船的代价并不高，“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他还设计了“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此亦明国营造船业是服务于政府需要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也曾多次下诏修造大船，“于时宫殿初构，经始务广，兵民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历涉，（成）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赏纳之，意欲荣淹于众，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赐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１〕（《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成淹因建造船只使行人免遭涉水之苦，而受到孝文帝的重视。蒋少游巧思多能，“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楫之具。”〔２〕（《北史》卷九十《术艺·蒋少游传》）孝文帝下诏修造船只的目的是为了游玩的需要，既然能修造规模豪华的船只，说明北魏的造船业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当时还存在着私人造船业，不过不占造船业的主流，故略而不论。
二航道的疏通
北魏的内河航运得以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得力于其境内有着便利的水运通道。但是并非所有的航道都是可以通船的，为了航运的便利，北魏中央政府对于一些可以通航，但航道并不畅通的河道进行了治理。这其中较为有代表的人物是孝文帝。孝文帝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１〕（《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在举行修凿河道开工仪式的太和二十年九月“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１〕（《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显宗传》也载韩显宗上书云：“今因迁徙······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史称“高祖颇纳之。”可以这样认为，孝文帝修凿运渠的行动实际上与韩显宗的思想不谋而合。这种修凿渠道以通漕运的现象在北魏与南方作战中也曾运用。孝文帝进攻钟离未能占领，将于淮南修故城而设置镇戍，以安抚新附之民，向高闾征求意见，高闾对曰：“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众粮运难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溯淮而上，须经角城。淮阴大镇，舟船素畜，敌因先积之资，以拒始行之路。”〔１〕（《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这是高闾假设之语，其意是言若于淮南修建镇戍后患无穷。魏世宗时，崔亮为度支尚书，“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１〕（《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其目的正是为了漕运战略物资到东南前线。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魏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在外巡游时多次打算在黄河上经水路而至洛阳，有时还付诸实践。太和十九年，“高祖幸徐州，敕（成）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溯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知卿至诚，而今者不得相纳。’”〔１〕（《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这可以说是孝文帝为了河道的畅通而亲临一线进行考察，孝文帝的话也道出了北魏迁都洛阳有物资供应便利方面的原因。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孝文帝巡游至长安，“己丑，车驾东旋，泛渭入河。”〔１〕（《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这也反映了孝文帝多次走水路是为了探索水运通道。然而，孝文帝的探索水道之举并非人人理解，后高祖将自小平泛舟石济，穆亮劝谏曰：“臣闻垂堂之诲，振古成规，于安思危，著于《周易》。是以凭险弗防，没而不吊。匹夫之贱，犹不自轻，况万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处则深宫广厦，行则万骑千乘。昔汉帝欲乘舟渡渭，广德将以首血污车轮，帝乃感而就桥。夫一渡小水，犹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测之虑。且车乘由人，犹有奔逸致败之害，况水之缓急，非人所制，脱难出虑表，其如宗庙何！”也许穆亮是出于对孝文帝安全的考虑，才有此言。孝文帝也不得不说：“司空言是也。”〔１〕（《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附亮传》）而没有沿黄河探寻水路。
为了水路的畅通，北魏时期还对以黄河为主的水运通道进行了疏通。这由黄河两岸所留存下来的磨崖题刻即可得以证实。三门峡人门栈道人ⅵ段ｔ７：“景明四年三月十六日。”人ⅵ段ｔ８：“景明······”人ⅵ段ｔ１０：“景□年三月廿六日。”〔３〕（ｐ４４）这段材料说明虽然北魏时期黄河水运通道的西部并未彻底畅通，但是仍有疏通河道的举措。
三内河航运的进行
北魏的内河航运虽然说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但是，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内河航运即达到一定的规模。太平真君七年，针对北魏向北方军镇运粮的艰阻情况，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费生民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陆路运输，耗时费力，且运量极小，有鉴于此，刁雍建议：“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费田。”刁雍的建议，因省时省力，而备受太武帝赞赏，因而下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费牛，又不费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１〕（《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由此段史料可知太武帝拓跋焘采纳了刁雍的建议，并且让统万镇派兵协助漕运粮食，令刁雍主持此事，北方军镇的粮荒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随着北魏势力的向南推进，彭城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尉元在天安元年与刘宋张永作战时，在吕梁东大破宋军，缴获其船车军资器械不可胜数。尉元上表献文帝曰：“彭城仓廪虚罄，人有饥色，求运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致，可以救济新民。”显祖从之。〔１〕（《魏书》卷五十《尉元传》）这是利用敌方留存的船只进行漕运的例证。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漕运粮食等战略物资到洛阳以及南方前线是此后内河航运的重要内容。太和十九年二月戊申，孝文帝沿淮河向东巡视，看到“民皆安堵，租运属路。”〔１〕（《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曾有文描写黄河水运繁忙的景象，《初学记》卷六引后魏孝文帝《祭河文》云：“惟圣作则，惟禹克遵，浮楫飞帆，洞厥百川。克纂乾文，腾鸾淮方，旋鹢河濆，龙舲御渎，风旆乘云。泛泛棹舟，翾翾沂津，宴我皇游，光余夷滨。肇开水利，漕典载新，千舻桓桓，万艘斌斌。保我大仪，惟尔作神。”说明在孝文帝心目中黄河水运的开通是保证北魏政权兴盛的关键之所在。
由于这一时期北魏的主战场在南方，因对江南的齐、梁用兵的需要，北魏政府往往漕运大量的军用物资到南方前线。迁都洛阳不久，孝文帝就计划对萧齐用兵，卢渊上表曰：“若大驾南巡，必左衽革面，闽越倒戈，其犹运山压卵，有征无战。然愚谓万乘亲戎，转漕难继，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若命将简锐，荡涤江右，然后鸣鸾巡省，告成东岳，则天下幸甚。”针对卢渊的说法，孝文帝下诏曰：“又水旱之运，未必由兵。”〔１〕（《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渊传》）意即无论是否对江南用兵，漕运粮食到江南前线都是必须的。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孝文帝至彭城，“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１〕（《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孝文帝此诏的颁行完全是考虑到从事漕运船工的艰苦。随着此后战事的惨烈，漕运粮食到南方作战前线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世宗景明初卢昶上奏云：“然比年以来，兵革屡动。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义阳，师旅相继。兼荆蛮凶狡，王师薄伐，暴露原野，经秋淹夏。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运丁转运。”〔１〕（《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昶传》）这反映了战争使服务于支援前线的漕运业发达。《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云：“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为了支援东南前线，北魏中央政府采取了在沿河设置转蕴仓的方法，当前线急需粮食时，可以立即调拨，减轻了长途漕运的耗费。
水运通道除了漕运粮食以外，还作为运送兵士和达官贵人往来之用，宣武帝时“萧宝卷将陈伯之侵逼寿春，沿淮为寇。时司徒、彭城王勰，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台援不至，深以为忧。”在此情况下，宣武帝派遣傅永为统军，“领汝阴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总勒士卒，水陆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余里，牵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趋淮，下船便渡。”〔１〕（《魏书》卷七十《傅永传》）正因为北方的军队熟悉了水战，故能在作战中间掌握主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因洛阳城正在兴建，“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邺，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高道悦上表劝谏曰：“窃以都作营构之材，部别科拟，素有定所。工冶已讫，回付都水，用造舟舻。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佥深怪愕。又欲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意。且邺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孝文帝回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乘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此则卿之失辞矣。”〔１〕（《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可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奢靡之物的修造还是普遍的。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１〕（《魏书》卷九十一《术艺·徐謇传》）一日一夜可行数百里，足见水路的便捷。“（鹿）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太师、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役，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返。”〔１〕（《魏书》卷七十九《鹿传》）水路行走成了当时达官贵人乐于采用的方法。而有的商人则凭借着水路运行的便利从事长途贩运。宦官刘腾掌权后，“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１〕（《魏书》卷九十四《宦官·刘腾传》）洛阳因处于全国水陆交通的特殊地位，故有“水陆兼会，周郑交衢”之说。〔４〕（卷三）温子升在《从驾幸金墉城诗?分忻栊幢蔽菏甭逖舫堑乃浇煌ㄐ问剖毙吹剑骸坝凳羟迓澹鄣劳ǖて痢！薄玻怠常ň矶模?nbsp;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北魏作为由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汉族文化中的进步成分，使本民族迅速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从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内河航道的疏通以及服务于政治、军事需要的漕运业的发展，充分说明北魏的内河航运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作者简介：薛瑞泽（１９６２——），男，河南灵宝人，历史学博士，副编审，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洛阳工学院学报》（社科版）副主编，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研究。]
临淄原八景
高阳馆外酒旗风，矮矮槐荫夏日浓，
秋入龙池月皎皎、春回牛山雨蒙蒙，
古冢遗迹怀晏相，荒台故址吊桓公，
淄江钓罢归来晚，西寺楼头听晓钟。
作者：韩超然临淄龙池村公元1564年作品
齐国故都——临淄八景
姜建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是齐国故都、齐文化发祥地。于1994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于2004年被国际足联、亚足联认可为世界足球起源地。自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封齐建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临淄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富庶的强国——齐国的都城，达800年之久。齐国曾是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在东周列国中以经济最发达、政治最开明、军事最强大著称；临淄曾是春秋战国乃至西汉时期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有“海内名都”、“东方古罗马”的美誉。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涌现出了太公、桓公、管仲、晏婴、齐威王等著名政治家；孙武、田穰苴、孙膑、田单等著名军事家；淳于髡、邹衍、田骈、鲁仲连等著名思想家，创造了以改革、开放、务实、包容为主要特征的齐文化。现在的临淄，风光秀美，景色怡人，人文荟萃，古迹众多。有桐林（田旺）遗址、齐国故城、田齐王陵三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多处古文化遗址、156座大型古墓，出土文物数以万计，被誉为宏大的“地下博物馆”。
临淄的自然、人文景观历来被人们称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八景。有明代流传至今的八景诗为人所津津乐道：“高阳馆外酒旗风,矮矮槐阴夏日浓。秋入龙池月皎皎，春回牛山雨蒙蒙。古冢遗迹怀晏相，荒台故址吊桓公。淄江钓罢归来晚，西寺搂头听晓钟。”
八景之一：“高阳馆外酒旗风”，描写的是当年高阳城酒馆林立、酒旗猎猎的繁华景象。高阳故城位于齐国故城西北16公里，即今临淄区朱台镇南高阳村西200米处。城址南北长约750米，东西宽约650米，呈长方形，总面积约为48.75万平方米。东、西、北三面皆为平原，南临乌河。遗址今高出地面2米左右，四周残垣痕迹清晰可辨，建筑遗迹甚多，并多次发现春秋战国和汉代瓦当。1984年，该遗址被淄博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阳故城与渠丘故邑同处一址，为春秋战国时齐国城邑，临淄辖四邑之一。古书中此处又称葵丘、籧丘。著名的瓜及而代典故即发生在这里。据《左传》和《史记》记载，公元前686年，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去戍守葵丘，本来讲好瓜熟了就换防，结果到了轮换的时候还不见襄公派人来接替他们，于是他们就派使者去向襄公献瓜，暗示襄公要兑现诺言，结果不讲信义的襄公不但不派人接替他们，反而恶语相加，肆意侮辱。连称、管至父便偷偷地去投靠与襄公结怨甚深的公孙无知，三个人一起杀死了齐襄公。高阳故城，还是北魏时期贾思勰在此任高阳郡太守时撰写《齐民要术》的地方。《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系统的农学巨著。这本书是在前代农学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近400年间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尤其是以今淄博市为中心的齐地农业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全书内容丰富翔实，共10卷，92篇，11万多字，引用有关书籍156种，采集农谚歌谣30余条，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八景之二：“矮矮槐阴夏日浓”，描写的是今临淄辛店街道办矮槐树村一棵宋代小槐树，在夏天绿树成阴，郁郁葱葱的景色。传说宋太祖赵匡胤打天下时曾率一支人马在该村古邮亭旁歇息。时值六月，天气炎热，赵匡胤将汗水浸湿的战袍脱下，蒙在邮亭不远处的一小槐树上面晾晒。战袍一时难以晾干，于是，他就在槐荫里躺下歇息。一觉睡到日薄西山，奇怪的是槐荫依旧。他的战袍乃龙袍，重如山岳，压得小槐树从此不再长高，故称“矮槐树”，该村也因此而得名。
矮槐树邻近乌河。乌河古称耏水、干水、溡水、乌龙江，源于大武黄山之阴，全长50.5公里。村东有一跨河古桥“溡源桥”，建于战国时期(公元前264年)，是古代鲁中地区著名的交通要道。历史上有名的齐鲁干时之战，就发生在此处。公元前686年，鲁庄公亲率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抢国君之位。并派管仲带领军队拦截从莒国回国的小白。管仲在半道上遇见小白一行人，弯弓搭箭，射中了小白。小白惨叫一声，假装中箭。其实管仲一箭，只射中了小白的衣带钩。小白赶至齐都后，在鲍叔牙辅佐下登位，也就是齐桓公。鲍叔牙一面派仲孙湫去迎告鲁庄公，一面布置好埋伏，做好迎击鲁国的军事准备。而这边管仲回营，告诉鲁庄公和公子纠已将小白射死，这帮人便不再急着赶路，过了好几天才进入齐地。仲孙湫来见鲁庄公，说小白业已登位。鲁庄公不肯就此罢休，遂与鲍叔牙率领的齐国军队大战于乾时。结果鲁军大败，鲁庄公跳下华美的戎辂（战车），换乘轻便兵车,率败兵狼狈逃回鲁国。鲍叔牙乘胜率兵进逼鲁国，直抵曲阜。鲁庄公只好处死了公子纠，将管仲装进囚车，交给了齐国。
八景之三：“秋入龙池月皎皎”，写的是秋夜，月影倒映在名泉龙池那一汪碧水之上的皎洁美景。龙池在今临淄齐陵街道办东、西龙池村附近，已干涸。两龙池村原有著名寺院龙泉寺，昔日这里殿宇轩昂，石佛屹立，碑碣幢幢，为一方胜地。婉约派词学大家李清照之夫、曾任北宋淄州知州的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临景赋词曰：“原水混混，绿竹猗猗。”寺内原保存御赐石碑一座，刻于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高2.2米，宽0.87米，厚0.23米，上刻清圣祖赐龙泉寺的李白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八景之四：“春回牛山雨蒙蒙。”，讲的是冬去春来，小雨蒙蒙，松柏吐翠、怪石嶙峋的牛山在云气蒸腾，波光潋滟之中显得格外巍峨秀丽，风光怡人。牛山位于临淄齐国故城南10里，在今临淄区齐陵镇境内,海拔174米。牛山传说得名于齐国始祖姜太公。周武王灭商之后，姜太公被封于齐地营丘。而营丘当时又为占据胶东半岛的土著部落——莱夷所觊觎许久。为了赶在当时实力强大的莱侯之前，抢占对营丘的控制权，姜太公马不停蹄，星夜兼程。由于是夜行军急行军，姜太公迷了路。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奇迹出现了。月光下不远处的一头神牛，自告奋勇为姜太公带路。这头神牛走啊走啊，一直把姜太公带到了淄河边，过了淄河就是营丘了。还没等大喜过望的姜太公表示感谢，这头乐于助人的神牛突然消失了，变成了一座巍峨秀丽的山。姜太公为了感谢这头神牛，便把这座山命名为牛山。
牛山及其周围，有丰富的齐文化遗存、人文景观和许多脍炙人口、美丽动人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牛山山顶的“景公流涕处”和位于牛山北麓的管仲墓。景公流涕的故事见于《晏子春秋》，景公在牛山游玩时，北望齐都想到人生短暂，自己不能永享荣华富贵，便嚎啕大哭。景公的佞臣艾孔和梁丘据一见景公大哭，也虚伪的跟着大哭起来。贤相晏婴见此情景，一方面对艾孔、梁丘据的谄媚行为表示了极大地反感，另一方面告诫景公时间的流逝,生死的交替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如果贤明的太公桓公，勇武的灵公庄公都活着的话，也就没有你景公来当国君了。启发景公珍惜现在的君位，继承发扬祖先的事业，在有生之年有一番作为，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管仲墓在牛山北麓，墓高14米，东西34米，南北近14米。墓前立石碑两方，一方刻“管仲像”，一方刻“齐相管夷吾之墓”，并阴刻其简历。名相管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卓越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改革家，曾辅佐齐桓公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完成春秋首霸伟业。目前，齐文化旅游开发重点项目——管仲纪念馆已经建成开馆，成为全国著名、海内外游客云集的旅游胜地。
牛山以其风光秀丽，文化内涵深厚吸引着古往今来的游客来此感悟自然，怀古思今，嬉戏游玩。战国时期的孟子登临此山时曾发出过“牛山之木尝美矣”的赞叹；三国时期才高八斗、七步成诗的临淄侯曹植、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清代文坛的代表人物博山人赵执信都曾在登临此山后留下了赞美牛山，慨叹历史兴亡和人生荣辱悲欢的传世佳构。每年农历三月三和九月九的牛山庙会更是远近闻名,热闹非凡。在六天的会期里，人们或游春踏青，或秋日登高，或酬神祭祖，或买卖交易，熙熙攘攘，盛况空前。
八景之五：”古冢遗迹怀晏相”,说的是人们在晏婴冢旁深切怀念”辅弱主以图强、佐景公以中兴“的贤相晏婴的动人情景。晏婴冢，今在临淄齐都镇永顺庄东南350米处，墓高11米，南北长50米，东西宽43米。墓前有明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公元1598年）钦差巡抚都察院御史应元题“齐相晏平仲之墓”石碑和清康熙五十三年重修碑共三座。晏婴（——公元前500年），字仲，谥平，又称晏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世称晏子，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事齐灵、庄、景公，敢于犯颜直谏，匡正国君之谬，尚节俭且能力行，身为辅宰，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性机敏，善辞令，奉使楚国，临大节而不辱。晏子死后墓于故宅旁。”
晏子的节俭力行被后人传为千年佳话。据《晏子春秋》中记载：晏婴住的是低矮狭小的住宅，乘的是驽马破车，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粗米干饭就咸菜。身为大国的宰相，生活如此清苦，连国君都看不下去了，要给他换住宅、换车子、赐金银加封邑，但都被他谢绝了。晏子机警善变，足智多谋，他出使楚国不辱使命的故事，更是世代流传。
后世的人对晏子都非常崇敬。清代诗人邓性在《晏婴遗冢》一诗中这样写道：“当年清节励狐裘，讽谏功高谁能俦。咫尺计桃三士冢，累累同是古荒丘。”清代另一位诗人崔振宗在《吊晏婴冢》中也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匹马空郊泪欲倾，苍烟远近暗荒城。交游海内生平遍，衰草斜阳哭晏婴。”
八景之六：“荒台故址吊桓公”，描写的是后人登临桓公台，凭吊这位赫赫有名的春秋霸主的情景。桓公台位于今临淄区齐都镇长胡村东南约一公里处，是齐故城宫室建筑群中一座高台建筑的台址。据探测得知，此台地下夯土基址呈长方形。东西长86米，南北宽70米，台顶分两层，现台高14米，为齐故城的制高点。台南坡稍缓。1981年，在南坡修建了台阶百余级，通达台顶。其余三面坡度略陡。桓公台150米外，原有河沟围绕，现已淤积如平地。台四周是大片的开阔地，均属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宫殿遗址。桓公台正南有“桓公台建筑遗址”标志石碑一座。
在桓公台东北约200米处，曾发掘清理出一个汉代建筑基址，其下层是东周时期的宫殿基址，柱础石仍完整无损；东北1000米处，现存一处6000平方米的宫阙遗址，高出地面约半米，俗称“金銮殿”。它是以桓公台为主体的建筑群的一部分，曾经在此出土了铺地花纹方砖、屋脊砖，及有树木双兽纹、树木卷云纹瓦当等。
齐桓公（？—公元前643年），名叫姜小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他任用管仲为相，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改革，采取“尊王攘夷”的策略，伐戎救燕，存邢助卫，定襄王之位，迫楚订盟，建立了春秋首霸的赫赫功业。
八景之七“淄江钓罢归来晚”，写的是在日落西山，残阳夕照，人们在淄河边钓鱼归来怡然自得、悠闲快乐的生活。
淄河又称淄水或淄江。因齐故城临近淄水，由此而得名临淄。淄河是山东重要河流之一，是淄博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临淄人民的母亲河。淄河发源于泰沂山脉及东南部的鲁山山脉，经博山、淄川两区及青州市流入临淄区境内，再北去广饶县汇流小清河，全长122公里。临淄境内河段42.5公里，流域面积227.1平方公里，河床宽一般在500—800米，最宽1公里以上。淄河源远流长，孕育了临淄的文明。《禹贡》记载：“潍淄其道（导）。”《元和郡县志》中，亦记有大禹疏导淄河的传说。据考证距今八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1971年，上游太河水库建成，临淄区内河段干涸。2002年9月，临淄成功建造起蓄水150万立方米的太公湖，使淄河再现清流。
淄河进入临淄境内，沿途多风景名胜。边河乡境内有临淄区最高峰、海拔509.4米的天堂寨；南王镇地段有名泉公泉峪，传说孟子当年来齐讲学，曾在此居住；齐陵街道办河段有著名的天齐渊，俗称温泉，为淄河水源之一。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在此祭祀过天主神；柳店村附近是淄河与东西古道相交之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称马陉。《左传》记载：“入自丘舆，击马陉是也”。就指此地。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二月中旬，南捻军越青石关进周村，破金岭镇东去，曾在淄河店全歼驻守此地的旗兵及益都乡团；齐都镇东古城村东修真观东淄水河畔，有“田单解裘处”；敬仲镇徐家圈村有清代武状元徐华清墓，白兔丘村有齐国上卿高傒墓。
淄河作为临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见证，引无数文人墨客舞文弄墨，流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清朝的邓性有著名的《淄江晚钓》诗：“断岸潆洄碎石津，波光遥映月生春。于今偶见垂钓叟，回忆当年钓渭人。”
八景之八“西寺搂头听晓钟”，写的是每当破晓，临淄县城西部的西天寺那沉重浑厚的钟声响彻云霄，声音远达方圆十余外。据史料记载，西天寺又名三元阁，为南北朝十六国后赵皇帝石虎所建，当初名为兴国寺。到北魏时期，统治者又在寺后修建大石佛（现大石佛存于临淄石刻艺术馆中，佛身高5.6米、宽1.8米、厚1米，面庞丰满，头饰螺髻，赤足袒胸，身披通肩袈裟立于覆莲座上。雕刻手法呈现北魏风格），至宋代经过修建，该寺更名为广化寺。元代惠帝至正年间被毁。直到明代初年在光化寺旧址重新建寺，更名西寺，又名西天寺，明神宗万历年间，有太师李良监理重修的记载。该寺规模广阔，建筑宏伟。最盛时整个建筑北起石佛像，南至石塔群，跨度约三华里。其主建筑以砖石结构立于高阁之上，有大殿三座，每座各三间，分别为“天元”、“地元”、“人元”。这正是西天寺又称三元阁的缘由。阁下有门洞可以通过。阁旁建庙门、僧房、钟楼，与高阁浑然一体。钟楼内吊有一人多高的铁钟。早晨浑厚的钟声在辽阔的原野上飘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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