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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906在香港一天的真实历史
孙中山的故事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有一次，他身穿便服，到参议院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然而，大门前执勤的卫兵，见来人衣着简单，便拦住他，并厉声叫道：“今天有重要会议，只有大总统和议员们才能进去，你这个大胆的人要进去干什么?快走!快走!否则，大总统看见了会动怒，一定会惩罚你的！”孙中山听罢，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大总统会生气的?”一边说着，一边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卫兵一看证件，才知道这个普通着装的人竟是大总统。惊恐之下，卫兵扑倒在地，连连请罪。孙中山急忙扶卫兵起身，并幽默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的。1892年7月，孙中山先生以名列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荣膺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九月，应邀赴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不受薪金的义务医师。为了使贫苦病者也能廉价地用上西医西药，他到镜湖医院就任不久，就努力争得院方的支持，借银一千四百四十两，租下草堆街八十四号办起了“中西药局”。
这是一幢简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楼下的铺面作“药局”，楼上是寓所。那时，他使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转眼已是一八九三年初。时间恐怕已是深夜了，孙逸仙的同乡挚友、自号“杨四寇堂”主人的杨鹤龄依然谈兴正浓，边走边谈，执拗地把孙逸仙一直从水坑尾街青砖巷口的“杨四寇堂”陪送回草堆街。
当推开“中西药局”那扇半掩着的木门时，孙逸仙和杨鹤龄不由得都怔住了。在柜台上那盏煤油灯映照下，柜台前多了一副用床板临时凑合而成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位用破棉被包裹得严严紧紧的病人。虽然灯光微弱，他那因痛苦而扭歪的脸孔和密布的豆大的虚汗依然清晰可见。
扑地一声，一位白发苍苍的干瘦老人，突然从病人身边抢了过来，跪倒在他跟前，嘶声说：“求求孙大夫救治我这唯一的孙子。”
孙逸仙吓了一跳，慌忙双手把老人挽扶起来，劝慰说：“老人家不必如此，让我先看看令孙的病况，也许并不像您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杨鹤龄把老人扶在椅子上坐下，也帮着劝慰：“老人家不要慌，孙大夫医道高明，他的话是不会错的。”
孙逸仙解开病人的衣服，把听诊器按到他的胸腹部，凝神地谛听着，渐渐地，眉峰蹙成了一团，他陡地转过头来，目光严厉地扫向陪送病者前来的人：“病情不轻，怎么拖延到现在才送来？”
老人的两行热泪从眼眶里奔涌而出：“我们小户人家，吃不起西药，看不起洋大夫啊！没奈何，只好求一位看过点医书的街坊开个药方，胡乱抓两剂中药给他吃，却不见好转，反而越病越重。看他病成这个样子，疼痛稍见轻些，又挣扎着爬起来到鱼栏当小工，我心中犹如刀割，可总得挣钱糊口！众街坊看着不忍，凑了几块钱，劝我送他到洋大夫那儿看看。谁知那西洋鬼存心讹诈，这里敲敲，那里摸摸，给了几片药片，一次就收诊金药费整整五元。那西洋鬼还说，这病得开刀，动大手术。这……我倾家荡产也筹不了那么多银两啊！”
孙逸仙心里十分难受。他出生于农家，他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在澳门板樟堂街学过裁缝，当过鞋匠，成亲后才在香山县翠亨村老家定居务农。为了生计，常携年幼的孙逸仙往返于香山与澳门之间。因此，孙逸仙从小便对澳门和旅澳的香山乡亲，怀着一种仅次于乡土的特殊情感。特别是，此番他赴澳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师，开办中西药局，对贫病者赠医赠药，正是为了贯彻他“以家堂为鼓吹革命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初衷。如今，眼看躺在担架上的病者生命垂危，他能不伸出救援的手吗！
他先是详细地问了症状，重又听诊了一会，然后从药箱里取出几粒药片，让病人用凉开水送服下，这才脸色凝重地缓缓地说：“病人浮肿、虚脱，时有惊悸之象，且有血尿史，这是中了尿毒所致。最可虑的，是他很可能患了肾结石和泌尿系统感染的并发症。
孙逸仙沉吟片刻，终于作出了决定：“刚才我给他服的药，只能减缓一些症候，治标不治本。这样吧，明天不必再送他来了，我到你家走一趟，补作些必要的检验，如有必要，就送去镜湖医院留医，动手术。”
“夜深了，回去好好睡一觉，一切会好起来的。”
孙逸仙俯到病人耳边，柔声安慰着。
听孙逸仙的意思，好象没提到诊金，老人那颗悬着的心却还没能放下，怕耳朵不灵听漏了。他悄悄地扯扯杨鹤龄的衣角：“孙大夫看一次病，诊金多少？”
杨鹤龄笑笑，竖起两只手指。
老人吃了一惊：“两元？”
杨鹤龄摇了摇头。
“二十元？”老人连眼睛都睁圆了。
“不，是两角钱。”见老人家吓成那个样子，杨鹤龄连忙更正。
“像老人家这样家境的病者，我向来是分文不取的。”当老人家终于抬起头来时，孙逸仙已经换过一杯热茶，端到他的面前了……
翌日中午，按着二伯公——这就是人们对那位老人家的称呼――的地址，孙逸仙在望厦村的一间残旧不堪的房子里，找到了他们爷孙俩。
孙逸仙举头四顾，在二伯公那空荡荡的破屋里，见不到一件象样的家具，只见墙角斜靠着一根竹杠，地上一堆散发着鱼腥味的粗麻绳。
最令他疑惑不解的是，二伯公这人，虽然形容枯槁，脸上爬满了饱经忧患的皱纹，浑身上下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书香世家特有的儒雅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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