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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陈独秀犯了右倾思想错误怎么解释
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以答《百年潮》杂志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登在《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上)。他在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陈独秀的新评说时说：“要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他是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石仲泉说，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石仲泉说：“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同时又缺乏猖判断的能力。”“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石仲泉说：“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看来难以说得通。”
闹了半天，陈独秀犯的是没有识别和抵制住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错误的性质是执行者的错误。错误的根子都在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把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下级执行者严格区分开来，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应是错误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中国共产党内一直有人为陈独秀鸣不平，因为他这个总书记是被共产国际捆住的，大事由不得他。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大大地暴露了陈独秀这个总书记难当得很。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下来一年是147.6个会议，也即平均两天半一个。这么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的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一直到武汉的汪精卫也随着蒋介石反共以后，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了，莫斯科还发来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武装起义的电报。这就是前几年大家从电视里看到的当年张国焘奉命匆匆赶到南昌阻止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周逸群、叶挺等群起而攻之这件事的直相。恽代英当时气极，捎带把共产国际也骂了一顿(电视里只骂了张国焘)。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但是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结果出了事，反而叫他来代苏共中央受过，太不公平了。当时，陈独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被杀，其中也有陈独秀自己的儿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级的关怀，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志的感情，共同来总结教训，想出新办法，以挽救革命。结果却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要到会上来，把莫科斯来的决议指示都实事求是摊出来，会还收得了场吗?于是只能缺席审判，把陈独秀搞下去了事。
<fontcolor=#0556a3>参考文献：</font>http://finance.eastday.com/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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