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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候张骞之后出使西域的是谁

时间:2010-7-5 专题:张骞
西汉时候张骞之后出使西域的是谁
张骞出使西域
历经磨难出西域
汉夷文化大交融
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
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带。
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百姓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蕃)、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八万人,小的只有一二千人,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除生产谷物以外,有的地方如且末又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苜蓿。畜牧业有驴、马、骆驼。此外,还有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居民已懂得用铜铁铸造兵器。天山南北各国,虽然很小,但大都有城郭。各国国王以下设有官职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军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匈奴贵族势力伸展到西域,在焉耆等国设有幢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赋税诸国,取畜给焉”,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当时,正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著名的“行国”,40万人口。他们曾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一再打败后,刚迁到这里不久。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是“世敌”。
汉朝日趋强盛后,计划积极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张骞,汉中成国人。他是一个意志力极强、办事灵活而又胸怀坦荡、善于待人处事的人。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下来,在匈奴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作妻,已经生了儿子,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一天,张骞终于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越过葱岭,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接受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土卒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由于我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
张骞出使西域
历经磨难出西域
汉夷文化大交融
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
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带。
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百姓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蕃)、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八万人,小的只有一二千人,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除生产谷物以外,有的地方如且末又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苜蓿。畜牧业有驴、马、骆驼。此外,还有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居民已懂得用铜铁铸造兵器。天山南北各国,虽然很小,但大都有城郭。各国国王以下设有官职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军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匈奴贵族势力伸展到西域,在焉耆等国设有幢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赋税诸国,取畜给焉”,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当时,正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著名的“行国”,40万人口。他们曾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一再打败后,刚迁到这里不久。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是“世敌”。
汉朝日趋强盛后,计划积极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苏武 文成公主
西汉后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死了以后,第二年春天,皇太子刘彻当了皇帝,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少年英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这时候的西汉王朝,经过四十年的“文景之治”,人民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势力也大大加强。这时候汉武帝开始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几十年来汉朝政府屡遭匈奴人欺凌和侵扰的问题。原在很久以前的河西走廊——敦煌一带,曾经居住——个强大的部落,叫做人月氏(读大肉孜),大月氏建立的是一个游牧国家,人民生活安定,社会风气淳朴。后来,被强暴的匈奴人用武力征服了这个国家,并残酷地杀害了大月氏国王。大月氏人势单力簿,只得怀着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向西迁逃,他们起初迁至伊犁河一带居住,后来又移到阿富汗东北部居住。
汉武帝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决定下一道招贤榜,募天下的。仁人志士出使西域去联络大月氏人,劝说他们迁回故乡,以便共同抗击匈奴。招贤榜贴出以后,有一名年轻的小官吏前来揭榜应召。汉武帝传令召见,只见此人虽然相貌平常,但两眼炯炯有神,眉宇中流露出胆识和豪气。对于汉武帝的问话,侃侃而谈,对答如流,这个人便是张骞。汉武帝心中十分高兴,决定派张骞担任出使西域的使节。在张骞的极力推荐下,汉武帝还任命了一名叫甘父的勇士做张骞的助手,甘父从小生活在北方草原,对于匈奴和西域各国的语言及风俗人情都十分了解,而且为人忠诚,勇猛刚毅。
临行时,汉武帝赐宴为张骞和甘父送行。并且准备了马匹、骆驼等以载运路上的给养和送给大月氏国王的礼物,还挑选了一百多:吕壮士做为随行。张骞带队离开长安以后,出陇西,过敦煌,日行夜息,不久便进入匈奴地界了。举目远眺,只见黄沙滚滚,遮天蔽日,同长安相比简直是两个天地。一个是繁华富庶,充满生机;一个是单调、贫脊、死气沉沉。经过几田天的艰辛跋涉,张骞一行人困马乏,带的饮水早巳喝完,在干渴难耐的情况下他们忍痛杀了几匹马,以马血解渴,但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饥渴造成的疲惫,疲惫带来的停滞,使他们几乎陷于绝境。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前面出现了一片绿洲。张骞一行欣喜若狂地赶到一眼清泉旁边痛决淋漓地畅饮甘甜的泉水时,却被一队骑兵团团围住。谁知,这是匈奴人设下的圈套,张骞等不幸遭捕。当匈奴单子知道他们是汉朝的使者,准备联络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今案:大宛位於今费尔干纳盆地。[3]张骞自匈奴得脱後,究竟取何道抵达大宛,因史无明文,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以下三说:
一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南道”,亦即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抵大宛的。其理由在於主要根据张骞西使归国後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中盆地、伊塞克湖南岸、纳伦河谷到达大宛的。盖匈奴控制西域後置僮仆都尉於北道,张骞未必敢取北道。《史记·大宛列传》且称姑师“临盐泽”,知张骞並未经过姑师,有关情况因传文致误;传文没有提到龟兹、疏勒亦可为证。同传所载西域事情独详於乌孙,足见张骞所由为天山北路。[6]
今案:三说均有未安。
1《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离开大月氏後,“並南山,欲从羌中归”。这不仅表明他归途取南道,而且表明他吸取了去途被匈奴拘留的教训。者正从反面证明张骞去途所取並非南道。
2《史记·大宛列传》提到姑师,主北道说者以此为证。其实张骞西使之时,姑师不在北道,而在罗布泊西北,确实“临盐泽”。[7]因此不能由於传文前半部提到姑师而断张骞去途取北道。传文没有提及龟兹、疏勒等北道诸国,也令人难以首肯张骞赴大宛乃取北道。
3如果张骞抵大宛乃经由天山北路,则势必经由当时已佔领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但是《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表明张骞首次西使並未亲临乌孙。张骞这次西使归国後,有关乌孙的报告十分简单,与並未亲临的奄蔡等国相仿佛,正说明了这一点。至於传文所载乌孙昆莫乌哺狼乳等等传说,皆张骞在匈奴中所闻,並非亲临其地获悉。说者因匈奴在北道置有僮仆都尉、因而断张骞未敢冒险走北道;殊不知张骞为汉使月氏,月氏新败於受匈奴支持的乌孙(详下节),又何敢取道於乌孙境内?张骞既未假途乌孙,祇能认为以上第三说也难以成立。
4以上三说既不能成立,张骞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径便应该是取道巴尔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尔吉斯山脉,复顺纳伦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8]又,张骞出陇西後被匈奴拘捕,地点虽然不明,但被捕後“传诣单于”,则很可能是被押送到漠北的单于庭。这也就是说,张骞“西走”大宛可能是从漠北出发的。考虑到《史记·大宛列传》“居匈奴中”一句,《汉书·张骞传》作“居匈奴西”,则张骞更可能是从阿尔泰山南麓西走的。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大宛]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9]今案:此处所谓“大月氏”,已不再位於伊犁河、楚河流域。盖前130年,在匈奴支持下,乌孙远征大月氏、战而胜之。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西迁,经费尔干纳,来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国。张骞到达时,大月氏设王庭於河北,控制着跨有阿姆河两岸的原大夏国领土。[10]张骞很可能是在逃离匈奴後获悉大月氏再次西迁的消息的,因而他不去伊犁河流域,而径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费尔干纳。而所抵“康居”,应为康居属土,即位於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盖康居本土在锡尔河北岸,张骞自大宛往赴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並无必要绕道锡尔河北岸,而索格底亚那则是必由之途。[11]至於传文所谓张骞“自月氏至大夏”,应指从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国都城即阿姆南岸的蓝市城,或许是为了会晤当时正在河南的大月氏王。张骞此行终於“不能得月氏要领”,原因固如传文所述,但究其根本,大月氏此时远在阿姆河流域,与汉夹击匈奴,事实上已无可能,不能得要领,可以说势在必然。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张骞]留岁馀,还,並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今案:此处所谓“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昆仑、昆仑、阿尔金山。而张骞归途很可能沿南道,经于阗、扜後,抵达位於罗布泊西南之楼兰,复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师。《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留下了这四国的记录,表明张骞很可能是经过姑师之後再次被匈奴拘捕的。张骞“並南山”应是事实,但结合同传“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的记述来看,却未必果真穿越羌人地区。“欲从羌中归”不过是他的打算,很可能他在知道“羌人恶之”後,便採取了“少北”的路线,结果又为匈奴所得。[12]又,张骞再次被拘留後,很可能同前次一样,被“传诣单于”,並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会其胡妻,终於相偕归汉),直至军臣单于(前161-126年)死後,纔乘乱得脱。
张骞之归年,《资治通鉴·汉纪》繫於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军臣单于即死於是年。由元朔三年上溯十三年,则张骞动身於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13]据此推算,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十馀岁”)为首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光六年(前129年)自匈奴中得脱,抵达大月氏。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岁馀”)为滞留大月氏时期。元朔元年(前128年)末踏上归途。元朔二年初至三年(“岁馀”)为再次被匈奴拘留时期。元朔三年归汉。[14]应该指出的是,张骞滞留大月氏期间,发生了塞人入侵安息事件,这很可能是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引起的连琐反应。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汉书·西域传》所见“乌弋山离国”的成立。[15]张骞的报告对塞人入侵事件並未涉及,也许是直至他踏上归途,消息尚未传至大月氏的缘故。




张骞第二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乌孙,夹击匈奴。结合《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和《汉书·西域传》等有关记载可以考知,乌孙本来遊牧於哈密一带,很可能一度役属月氏;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大举进攻月氏;月氏放棄故地西迁;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溃败的月氏人衝击乌孙的牧地,杀死了乌孙昆莫难兜靡,时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新生,其馀众因持此遗孤投奔匈奴。猎骄靡长成後,军臣单于令率其族人守卫匈奴西界。前130年,猎骄靡在匈奴支持下,远征伊犁河、楚河流域。军臣单于死後,猎骄靡不复“朝事”匈奴。[16]因此,张骞第二次西使,就其目的地而言,和第一次並无二致,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
张骞使乌孙的目的,具体地说是“招以东居故地”,“以断匈奴右臂”。如前所述,乌孙故地在今哈密一带。其时因浑邪王降汉,这一带“地空无人”。其地若为汉之盟国控制,对於隔绝匈奴与西域的联繫确实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不妨推测,张骞於建元中出使时,也有招诱大月氏东居故地的计划。
此外,《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建议武帝联结乌孙时称:“既联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则使乌孙尚有开+东西道的用意在内。盖据同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汉使焉”。可见至少在张骞使乌孙之前,乌孙作为匈奴的属国,事实上妨碍着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使乌孙时,武帝“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齎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张骞抵乌孙致赐谕指後,由於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又一次“不得其要领”而归。“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此举意义重大。“盖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可以说这是乌孙走上与汉结盟道路的开始。而乌孙的向背,对於西汉最终战胜匈奴至关紧要。[17]张骞使乌孙虽不得要领,却收效於日後,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殁。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及诸旁国”。今案:副使所使诸国大致就是张骞首次西使亲临和传闻诸国。其中,于窴、扜应该是张骞首次西使途径的南道国家,而所谓“大夏”,或即役属大月氏的若干原大夏国“小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列诸国中没有楼兰和姑师,而如前述,这两国也是张骞首次西使取南道归国时经过的。它们之所以没有被提到,与其说是传文的省略或遗漏,不如认为张骞使乌孙时曾经过这两国。既然正使亲临,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另遣副使了。
张骞使乌孙究竟取什麽路线,史无明文。如果允许推测,其去路似乎可以认为是沿阿尔金山北麓西进,抵达罗布泊西南的楼兰,自楼兰北上,到达泊西北的姑师(今楼兰古城遗址一带),复沿孔雀河西进,取西域北道经龟兹到达乌孙。[18]当时,汉征匈奴已取得重大胜利,特别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西域王浑邪降汉後,出现了《史记·大宛列传》所谓“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的局面。既然沿南山即阿尔金山至盐泽即罗布泊空无匈奴,张骞取此道使乌孙是完全可能的。另外,虽然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已将匈奴逐至漠北,但匈奴並未失去对阿尔泰山南麓包括准噶尔盆地的控制,因而天山北路对张骞来说未必是坦途。至於张骞的归途,不妨认为与去路相同。




张骞使乌孙的年代,史无明文,一般认为他启程於元狩四年,归汉於元鼎二年(前115年)。今案:元狩四年,汉兵击匈奴於漠北,西域道可通。张骞於是年被遣出使乌孙,並不是没有可能。但严格说来,这一年祇能看作张骞动身年代的上限。而据《史记·大宛列传》或《汉书·张骞传》,可知张骞这次西使中途未受梗阻,似乎也没有在乌孙作较长时间的停留。《资治通鉴·汉纪》既繫张骞归汉於元鼎二年,则不妨认为张骞动身於元鼎元年或二年。
又,《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抵乌孙时,乌孙“王老”。《汉书·张骞传》也说,其时乌孙“昆莫年老”。这位乌孙王或昆莫便是难兜靡之子猎骄靡。七十曰“老”,猎骄靡生於前177/176年,至元鼎初不能称“老”。因此,此处所谓“老”,不过张骞所得印象。至元封年间,昆莫尚汉公主时,《汉书·西域传》又称“昆莫年老”。既论婚嫁,所谓“老”,纔可指实为“七十”。[19]




《史记·大宛列传》称:“[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於是西北国始通於汉矣”。因此史迁称张骞西使为“凿空”。
何谓“凿空”?裴駰《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然而考古学和文献的证据都表明,西域道早在先秦就已经开通。[20]就汉代而言,西域与中原的关係,有据可稽者,如《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之言有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则载相如告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前134年),相如作檄在元光五年(前130年),知两人所指为同一事件,而康居“纳贡”至迟也在张骞首次西使归国之前。[21]有鉴於此,史迁所谓“凿空”,也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通西域道”,其本意或在於强调汉与西域诸国互通使节始自张骞的两次西使。具体地说,所谓“西北国始通於汉”,不是民间的,而是官方的;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今天看来,张骞西使的意义还在於提供了当时中亚内外政治形势、民族分佈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西使,“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张骞所传闻之国,据传文可知是乌孙、康居、安息、条枝、黎轩和身毒。其中,安息应即帕提亚朝波斯,在它的西面和西南面是条枝即塞琉古朝叙利亚和黎轩即托勒密朝埃及。[22]在安息东南方,佔有印度河流域的是身毒。在安息北方,自黑海北部,经裏海、鹹海往东,直至楚河、伊犁河流域,活动着遊牧部族奄蔡、康居和乌孙;当时康居领有後来被《後汉书·西域传》称为“粟弋”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在安息东方,另一个大遊牧部族大月氏统治着阿姆河流域,征服了领土主要位於河南的大夏国。在大月氏或大夏的东北即今费尔干纳地区则是所谓大宛国。以上十国,张骞在他归国後向武帝所作报告中,有详略不等的描述。可以毫不誇张地说,没有张骞的这份报告,今天要重建前二世纪中亚(特别是其西部)的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载於《史记·大宛列传》的张骞上述报告,虽然绝大部份已被转录入《汉书·西域传》,但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主要是因为《汉书·西域传》的编者将张骞的报告和张骞以後所得的情报不加区别地穿插在一起,从而抹煞了张骞所获若干信息的时间性。比较两传关於大夏、大月氏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23]张骞报告的重点在葱岭以西,对葱岭以东祇是略略提及,远不如《汉书·西域传》周详。儘管如此,前者的有关记载仍不容忽视。张骞关於姑师“临盐泽”的报告就非常重要。《汉书·西域传》将这一条完全删去,以致传文若干处无法理解。[24]要之,虽然有了《汉书·西域传》,研究汉代西域的情况,《史记·大宛列传》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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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pp.53-57。
2参看注[1]所引书pp.272-274。
3参看注[1]所引书pp.70-71。
4a.herrmann,diealtenseidenstrassenzwischenchinaundsyrien,berlin,1910,p.116.
5桑原隲藏“张骞の远征”,载《东西交通史论丛》,弘文堂(昭19),pp.1-117。
6长泽和俊《史研究》,国书刊行社,昭54,pp.385-386。
7参看注[1]所引书pp.215-217。
8参看注[1]所引书pp.70-71,96-97,136-137关於乌孙、康居、大宛境域的叙述。又,当时乌孙立国未久,其西境未必如《汉书·西域传》所述,与康居、大宛相接。
9“太子”,《汉书·张骞传》作“夫人”。今案:两书的矛盾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大月氏王被老上所杀时,太子尚幼,虽被立为王,实由其母摄政。《史记》与《汉书》於名实各执一端。
10参看注[1]所引书pp.57-61。
11参看注[1]所引书pp.98-101。又,传文既称张骞由大宛抵康居,则张骞自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费尔干纳时並未经过当时“羁事匈奴”(《史记·大宛列传》)的康居领土。
12a.f.p.hulsewjandm.a.n.loewe,chinaincentralasia,theearlystage:125b.c.-a.d.23,leiden,1979,pp.76-77,以为张骞东归乃沿昆仑山进入“羌中”(今青海、甘肃的边缘地带),並未经过楼兰,而他被捕的地点一定远在姑师以北。注[6]所引长泽和俊书pp.385-386,亦以为张骞乃沿南道,经婼羌、青海东归。今案:两说未安。
13榎一雄“张骞の凿空”,“季刊东西交”1-4,1982,pp.16-21,以为“十三岁”未必足数,故张骞启程於建元三年。
14此採桑原氏说,见注[5]所引文。
15参看注[1]所引书pp.171-173。
16参看注[1]所引书pp.131-136。
17参看注[1]所引书pp.274-278。
18参看黄文弼“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pp.73-75。
19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等可考知,乌孙本与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而前177/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将月氏逐出故地时兼定乌孙,故乌孙馀众在难兜靡被杀後,持其遗孤奔匈奴必在前177/176年,此所以《史记》将难兜靡之死归因於匈奴。既然难兜靡死时,猎骄靡新生,故後者生於前177/176年,降至元封间,正可谓“老”。
20参看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三辑,1990,pp.1-16。
21参看本书上编第一章。
22参看注[1]所引书pp.183-194。
23参看注[1]所引书pp.59-63。
24参看注[1]所引书pp.215-217。


 一

张骞首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月氏、夹击匈奴。《史记·大宛列传》记其出使背景曰: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今案:月氏原来是一个强大的遊牧部族,其统治中心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端,且一度伸张其势力至河套内外。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兴起於蒙古高原,遏阻了月氏东进的势头。约前177/176年,匈奴大举西进,将月氏逐出上述故地,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至於伊犁河、楚河流域,赶走原居该地的塞人,停留下来。史称这部份西迁的月氏人为“大月氏”。[1]传文所谓“匈奴破月氏王”,结合同传关於“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的记载,可知破月氏王者为老上单于(前174-161年)。这就是说,西迁伊犁河、楚河的大月氏有一次遭到匈奴的沉重打击,其王被杀,但匈奴这次打击,並没有使大月氏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传文所谓“月氏遁逃”,不过是“败北”的意思。很可能老上在位时大月氏为收复失地,曾一度东进,因被击败而西向退却。果然老上时月氏已逃离伊犁河、楚河流域,张骞於武帝建元年间(前140-135年)往使便没有现实意义。要之,张骞首次西使的对象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





《史记·大宛列传》接着说:“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父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今案:匈奴将月氏逐出该地後,不仅控制了祁连山以北,直至天山、阿尔泰山东端的大片土地,且进而控制了包括准噶尔盆地在内的阿尔泰山南麓,以及原来可能役属月氏的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2]因此张骞一行出陇西,往赴大月氏所在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势必穿越匈奴控制的地区,终於被匈奴拘留。单于所谓“月氏在吾北”,也表明当时大月氏确实尚在伊犁河、楚河流域。





《史记·大宛列传》又载:“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今案:大宛位於今费尔干纳盆地。[3]张骞自匈奴得脱後,究竟取何道抵达大宛,因史无明文,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以下三说:
一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南道”,亦即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抵大宛的。其理由在於主要根据张骞西使归国後报告写成的《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中提到的塔里木盆地诸国多位於南道。[4]
二说张骞乃经由“西域北道”,亦即沿天山南麓西行抵达疏勒後,越过葱岭抵达大宛的。盖《史记·大宛列传》前半部提到的南北道诸国有姑师、楼兰、扜和于阗四国,其中姑师即车师无疑是北道之国。既然张骞返途取南道,则去路应为北道,否则难以说明为何提到姑师。[5]
三说张骞乃经由天山北路,亦即自漠北取道准噶尔盆地、伊塞克湖南岸、纳伦河谷到达大宛的。盖匈奴控制西域後置僮仆都尉於北道,张骞未必敢取北道。《史记·大宛列传》且称姑师“临盐泽”,知张骞並未经过姑师,有关情况因传文致误;传文没有提到龟兹、疏勒亦可为证。同传所载西域事情独详於乌孙,足见张骞所由为天山北路。[6]
今案:三说均有未安。
1《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离开大月氏後,“並南山,欲从羌中归”。这不仅表明他归途取南道,而且表明他吸取了去途被匈奴拘留的教训。者正从反面证明张骞去途所取並非南道。
2《史记·大宛列传》提到姑师,主北道说者以此为证。其实张骞西使之时,姑师不在北道,而在罗布泊西北,确实“临盐泽”。[7]因此不能由於传文前半部提到姑师而断张骞去途取北道。传文没有提及龟兹、疏勒等北道诸国,也令人难以首肯张骞赴大宛乃取北道。
3如果张骞抵大宛乃经由天山北路,则势必经由当时已佔领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但是《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表明张骞首次西使並未亲临乌孙。张骞这次西使归国後,有关乌孙的报告十分简单,与並未亲临的奄蔡等国相仿佛,正说明了这一点。至於传文所载乌孙昆莫乌哺狼乳等等传说,皆张骞在匈奴中所闻,並非亲临其地获悉。说者因匈奴在北道置有僮仆都尉、因而断张骞未敢冒险走北道;殊不知张骞为汉使月氏,月氏新败於受匈奴支持的乌孙(详下节),又何敢取道於乌孙境内?张骞既未假途乌孙,祇能认为以上第三说也难以成立。
4以上三说既不能成立,张骞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径便应该是取道巴尔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尔吉斯山脉,复顺纳伦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8]又,张骞出陇西後被匈奴拘捕,地点虽然不明,但被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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