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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崇尚中原汉族文化，迁都洛阳，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地区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但从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鲜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并从中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鲜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
孝文帝的改革体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推动作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各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所产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情感，懂得民族间的尊重与友爱。然而孝文帝的改革也遇到了鲜卑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在孝文帝的坚决镇压下才保证了汉化政策的推行，巩固了改革的成果，由此也可见孝文帝改革的勇气与决心以及高瞻远瞩的改革眼光。
民族汇聚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北魏孝文帝顺应历史潮流，主动采取措施，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孝文帝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于494年迁都洛阳。迁都后，一律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并提倡与汉族通婚。在改革中，他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孝文帝还颁布“均田令”，实行租调制，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
孝文帝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①民族迁徙：魏晋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
②联合斗争：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严重，人民生活困苦，迫使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从而使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③友好交往：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在和平的环境中，各族人民交往频繁，使民族融合步伐加快，（即使在战乱期间这种交往也始终没有间断）
④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促进民族大融合。
孝文帝(467-499年)，姓拓跋，名宏，献文帝之子，他是北魏杰出的君主。三岁时即被立为太子。五岁时，年仅十八岁的父皇献文帝就禅位给他，但国家政要掌握在他的祖母文明太后的手里。
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北魏的统治权，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
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一百多年分裂混战局面，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北魏前期的统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经济萧条，人口大量流亡，自然灾害连年发生，人民濒于饥饿死亡线上，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因而在北魏统治下，社会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人民起义不断发生。孝文帝在位的前12年，竟发生了二十多次起义，这迫使北魏统治阶级进行改革以摆脱危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激化，尤其是胡汉统治者之间矛盾加剧，因此，北魏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集权，稳定统治，摆脱危机，只有进行改革。
文明太后执政时期，曾以孝文帝的名义颁布实行了俸禄制、三长制和均田制。这些都是针对当时传统弊政实行的政治改革，改革的实行，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巩固了北魏的统治，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公元490年，文明太后驾崩，二十四岁的孝文帝开始亲理朝政。虽然祖母生前对他很不信任，但他掌权后，在政治上却是其祖母的肖孙，他继文明太后之后，为使北魏统治长治久安，继续推行改革措施，主要是用汉化来巩固北魏的统治。
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
迁都洛阳在北魏朝廷上引起很大的震动，许多鲜卑贵族坚决反对迁都，这使孝文帝想起几十年前，北魏统治者就多次急欲迁都，屡遭反对而不成，因此，孝文帝决定此次迁都先不宣布，他召集群臣，宣布调集军队，大举南征，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的反对。退朝之后，孝文帝单独留下拓跋澄密议，对他讲明南征是假，意在率众人迁都洛阳，并讲明迁都对北魏统治的重要性，使拓跋澄醒悟过来，转而支持孝文帝的迁都行动。
493年，孝文帝亲率步骑兵三十万人，并携文武百官一同随驾亲征，渡过黄河，进驻洛阳。9月的一天，秋雨连绵，文武大臣的心情也十分沉重，他们不知道如何阻谏皇帝的南征，但他们记取太武帝南征刘宋大败而归的教训，准备全力阻谏。孝文帝此时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出征。这时大臣穆泰翻鞍下马，跪在拓跋宏马前，叩头谏止进军，随后陆睿和文武大臣也都下马，纷纷跪下，请求皇帝不要南征。孝文帝怒斥道：“联倾全国之师，挥军南下，已为天下共知，今若无功而返，岂不被天下人耻笑，我意已决，谁再阻止，定斩无赦。”这时支持孝文帝迁都的大臣王肃说：“陛下，出师平城时，并未晓谕天下是为了南下攻齐，今大军已到洛阳，依臣之见可否告谕天下，陛下此行乃是为了迁都洛阳，然后再徐图班师平城。”拓跋宏听罢，换了口气说：“这次南征，兴师动众，不可劳而无功，不能南征，便迁都，众卿赞成迁都洛阳的，请站在朕的左侧。”
几十年来，这些王公大臣都是反对迁都的，但是现在面临南征与迁都的选择，他们只好选择迁都。此后孝文帝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平城做说服工作，自己也对反对派耐心说服。494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之后，平定了鲜卑大贵族穆泰阴谋在平城拥立太子拓拔洵建立与洛阳对抗的政权，拓跋洵被废后赐死。
孝文帝迁都后，便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
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是非常坚决的，他坚决镇压反对改革的叛乱，对改革措施也实施严格督察。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妇女坐在车中，作鲜卑打扮，就在朝廷上责备任城王拓跋澄督察不严并让史官记载下来。
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
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和和鲜卑族的封建化
第一，整顿吏治、始班俸禄、严惩贪赃枉法，对于消除百余年来的官吏、守宰鱼肉人民之积弊、改进封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改革户调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士族门阀地主，抑制了他们的恶性发展，也有助于招引广大劳动人民回到土地上来，开垦荒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第三，移风易俗，学习汉族文化，仿照汉人的典章制度和生活方式，提倡说汉话，改鲜卑复姓为汉字单姓，禁穿胡服，仿南朝制定官吏，妇女冠服，提倡与汉族通婚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文化，推动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过程。
四迁都洛阳。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
孝文帝就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魏孝文帝名元宏，就是用了汉人的姓。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即开始第二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变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生活习俗，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文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一·易鲜卑服装为汉服。太和十九年(495年)十二月甲子，孝文帝在光极堂会见群臣时，「班赐冠服」，这是易鲜卑官服为汉官服的具体执行措施。二·规定官员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并称鲜卑语为「北语」，汉语为「正音」。孝文帝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三十岁以上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逐步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则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者，降爵罢官。三·迁往洛阳的鲜卑人，要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四·改鲜卑贵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并定门第等级。所改之汉姓，以音近于原鲜卑姓者为准。如拓跋氏为首姓，改姓元氏，是最高的门第等级；另丘穆陵氏改姓穆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贺赖氏改姓贺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贺楼氏改姓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姓嵇氏，尉迟氏改姓尉氏。这八姓贵族的社会地位，相等同于北方最高门第崔、卢、郑、王四姓。其它等级稍低一些的鲜卑贵族姓氏亦改为汉姓，其等第与汉族一般士族相当。此外，孝文帝还积极鼓励鲜卑的皇族和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藉以建立政治联姻，由是加强汉族与鲜卑族的民族融和。
改易风俗与民族融合
班俸制代替断禄制。北魏官吏原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隶户。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县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渔利。公元484年魏孝文帝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
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西晋末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基层行政机构瓦解，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坞堡。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中小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实行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公元486年开始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督察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从而健全了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
实行均田制。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农民又得不到土地，农民或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山泽起义反抗。隐户增多，使国家税、赋减少。农民的反抗，动摇着国家的统治，为了缓和这一社会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旧都平城实行的计口授田、畿内课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均田令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实质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束缚农民于土地，强迫他们垦种土地，以增加封建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来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所耕土地的占有，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颁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婚的男女1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其租调与一夫一妇数量相同。由于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一般农户的负担略有减轻。流散的农民被强制定居，许多荫户户口脱离了宗主豪强。国家纳税户口及租调收入增加了。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只不过改变了一个名称而已。
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２２０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阶段内，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人所能亲身预测。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联贯，才得剀切。
汉亡之后３６９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
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再统一的工具。
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方各族社会的进步，加快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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