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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英宗正统初年，蒙古瓦刺部强盛起来。瓦刺本与明朝有朝贡贸易关系，但每假朝贡名义大肆讹诈明朝物品。按照定制，瓦刺每年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而正统四年（1439年）以后，瓦刺每年派到北京的贡使多到二千人以上。明朝供应瓦刺贡使的费用十分浩大，如仅大同地方每年的供应费即达三十余万两。而且瓦刺来使又虚报名额，每每冒领尝赐，又沿途抢掠财物，私买弓箭等违禁物品运出塞外。明朝镇守大同太监郭敬是王振的亲信，此人贪暴纳贿，每年私这大量钢铁箭头，用王振名义送给瓦刺，瓦刺则遣人赠送王振良马。这种走私通敌的活动，严重破坏了明朝的边防。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也先遣使二千人到北京贡马，而诈称三千人，要求按虚报名额给予尝品。王振平时勾结瓦刺，这次又轻心戏弄，一定要按照实际人数给尝，而且又大减其马价。也先闻报大怒，遂于这年七月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也先亲白领兵进攻大同。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群臣皆言不能轻易出兵，但王振不听。大军离京之后，北出居庸关，过宣府（河北宣化），向大同进发。一路上王振专制横行。成国公朱勇等人向王振白事，皆膝行而前。兵部尚书郎野和户部尚书王佐请帝回兵，被王振罚跪草中，至晚方释。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饥寒交迫，死者满路。月初，大军抵达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因而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而途中王震非要挟英宗回老家土木堡，光耀门庭，以至耽误行程。当明军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境），被瓦刺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大臣英国公张辅等五十余人皆阵亡，英宗突围不出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锤打死，此即所谓“土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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