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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杨开慧烈士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到上海避难，不久，毛岸龙因病去世，毛岸英、毛岸青被董健吾牧师收养，过了几年艰苦的生活。
董健吾是中共地下党员，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同学。
1935年1月受宋庆龄之托，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亲自送往陕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只好请张学良帮助，张学良亲自驾车送他到机场，由美国飞行员驾驶张学良的座机送他去延安，从此，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因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之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明代的花瓶，十分喜爱，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很心疼。
这次谈话之后，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告诉他张学良夫妇很喜欢瓷器，为了联络感情，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他，刘鼎也表示同意。于是董健吾到南苑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该店的老板常到上海办货，和董健吾很熟悉，董健吾从他那里买了一套宋代彩瓷，给张学良送来，张学良夫妇一见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张设家宴为之饯别。席间，张问有何要求，董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他又问，有没有私人要求?原来张还在为馈赠古玩一事感到不安。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提出要求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李杜的一个电话，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董健吾听后喜出望外。张告诉他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咖啡馆中见面。张学良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当时住在上海宝鸡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招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的目的，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请他把三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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