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然而，由于黄宗羲在其传世的著作中，对东渡日本的缘由罕有涉及，因此引起后人争议，迄今仍悬而未决。
雍、乾间学者全祖望最早提出黄宗羲东渡日本“乞师说”。南明鲁监国政权临近覆亡时，曾数次造使东渡日本，乞师求援，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明确记载：“是年（顺治六年），监国（鲁王）由健跳至翁洲，复召公（黄宗羲）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鲒埼亭集》卷十一）近世学者梁启超则持“避仇说”。梁氏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的时间在顺治元年。这一年，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阮大铖重新得势，便重修旧怨，大肆报复复社人士发布《南都防乱公揭》事。由于黄宗羲在《公揭》上名列第二，所以必然要遭阮大铖迫害。这就出现“避仇”亡命日本之举（《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当代一些学者认为，黄宗羲“乞师”日本之行是肯定无疑的。第一，黄宗羲本人的著作中虽无明确记载是否参与了乞师日本之行，但从他写的《避地赋》和《日本乞师记》中是可以找到比较充分证据的。《避地赋》叙述了他东渡日本的情景、路线和感想，谈了由于日本当时“销兵忘战”，“粉饰隆平”，“风俗侈汰”，而使东行毫无成果，不得不“返筛西行”。在《日本乞师记》中也谈到，日本“承平久矣”，“多忘武备，岂肯渡海为人复仇”。这说明，黄宗羲日本之行的目的是为了“乞师复仇”，而非“避仇亡命”，只不过是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第二，黄宗羲力主“乞师”。鲁监国政权“乞师”之举，当时曾引起异议，兵部尚书余煌指责此乃“为吴三桂乞师之续”，黄宗羲等人直斥余之见解为“书生之见”。他说：“荩臣义士，苦思穷计，俱出于万不得已，若徒以利害相权如余煌者，真书生之见也（《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正因为黄宗羲这样的主张，加以他抗清复明之决心，在庭堂之上锥击仇人和发布讨阮《公揭》那种遇事敢作敢为的性格，以及从亡大臣的身份，是完全可能应召或主动请求东行乞师的。第三，除经过全祖望“始考得之”的史料外，还有不少明清文献可证明黄宗羲参与了“乞师”。如与黄氏同时代的浙东人周容所撰《浮光杯记》、与黄氏同时代的浙东人且同为抗清营垒中密友的高宇泰所撰《雪交亭正气录》中，所记乞师日本的某些事，与黄氏《行朝录》所记略同。此外，还有被史学界公认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海东逸史》（明未造民翁洲老民）、《鲁之春秋》（李聿求）、《国朝汉学师承记》（江藩）、《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等都记载黄宗羲与兵部侍郎冯京第“乞师”日本之事。至于黄宗羲所遗著作中为何无参与“乞师”日本的明确记载，学者一般认可黄氏裔孙黄炳垕的揣测：“抑其时忌讳甚严，欲使起军、从亡、乞师诸大案冺没其迹，以避无妄之灾耶？”（《遗献梨洲公年谱叙》）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黄宗羲有“避仇”日本之行而绝无“乞师”日本之举。梁启超曾反驳全祖望的“己丑（顺治六年）乞师说”，指出，当时鲁监国政权为武将把持，黄宗羲感到抗清之志难伸，遂于顺治六年秋以清廷要“录其家口”为由，愤然出走，潜归故里。黄宗羲既然已经作出了这样的抉择，何以事隔不足两月，却又返回舟山奉使日本？这在情理上讲不通。如此轻于去就，观黄氏一生行事，也全然不符。因此，全氏所说的这一年黄宗羲有“乞师”日本之行是不可信的。不少学者认同梁氏的分析，并指出全氏的考辨有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如，全祖望据以判定黄宗羲东渡时间的“冯京第两度乞师日本”之说，虽屡见于他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冯京第墓碑》及《浮光杯诗注》等文，但始终未见他指出立说的史料来源。而且，同样出自他手笔的《张苍水年谱》，述及冯京第东渡日本事，却仅有顺治四年一次，并无顺治六年二度乞师之举。因此，在未找到确凿依据之前，不能轻信全氏“乞师说”。而较为可信的正是黄宗羲本人所作的《避地赋》，因为此赋中叙述东渡日本的文字，是黄宗羲现存遗著中唯一涉及自己之处。《避地赋》中，黄宗羲对“避仇”的时间（被阮大才铖斥为党人之时）和原因（为避党祸）的交待是比较明确的。如赋中所云；“遂狺狺骂为党人兮，祸复丛夫俊及。……我亦何罪何辜兮，窃独罹此横流。”再从该赋写作的背景来看，此赋大致写于康熙十三、四年间（1674至1675年），当时，正值三藩乱起，波及浙江。为避兵祸，黄宗羲奉母转徙四方。抚今追昔而作此赋，对入清以来的30余年间自己的避地生涯作了如实的书写。昔之避党祸，此时避干戈，今昔之事相联系，正说明其当年东行日本“避仇”之事是肯定无疑的。
“乞师”与“避仇”两说孰是，至今未有定论，另有学者对两说持“存疑”态度（如谢国桢之《黄梨洲学谱》和一些日本学者），因此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以致今人论著或介绍性文章中，或持“乞师说”，或主“避仇说”，亦不乏持两可说，致使黄宗羲因何东渡日本这个问题成为悬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