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杀手乎？侠客乎？
《史记》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韩兆琦教授的意见是：“荆轲不是杀手，而是一个侠客。”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本是卫国人，其先人乃是齐国人，后来秦灭卫国，
他逃亡到了燕国。在燕国，荆轲不被当局者重用，整日在市井放歌纵酒，酒醉之后往往与好友高渐离等相对而泣，旁若无人。根据史料的记载，荆轲“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决非一介山野莽夫。至于他在刺秦王之前是否操过杀人的营生，历史上是毫无记载的。后来燕太子丹找人行刺嬴政，首先找到田光，田光因年老力衰，故而推荐了他门下的荆轲。荆轲起初推辞过，但太子将他尊为上卿，给予他极为优厚的礼遇。荆轲本打算再等一个能助其一臂之力的朋友共赴秦国，但因太子催之甚急，只得带领秦舞阳离燕赴秦，慨然践诺。
在很多人的眼里，荆轲是一个具有大侠胆识，又浑身充满正义感的英雄。但在史学家眼中的荆轲并非如此简单，文学史家和史学家对这个人物的评价也是不大相同的。韩兆琦认为：“荆轲是一个武艺高强、侠肝义胆的勇士，他刺秦的义举来自他对强秦的国仇家恨，也是他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的最后一搏。他与燕国不沾亲带故，如果说燕太子丹要刺杀嬴政有其报私仇的成分，那么，荆轲的目的则更是出于为救六国人民的侠义之心。”史学家张大可更是以“反暴”一词来诠释荆轲的行为。“太子丹开始并没有重用荆轲，甚至后来让他去刺秦，也没有完全理解和信任他，”韩兆琦解释说，“所以，荆轲并非要‘为知己者死’，他的行为的价值不在于个人义气，而在于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抗暴之心。”
但是，也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对荆轲的评价不应拔得太高”。北大历史系教授、秦汉史专家张传玺说：“荆轲处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他被一种‘义’的观念所驱使，虽然他的确勇敢，但他的‘义’毕竟是个人的小‘义’，而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才是大‘义’。因此我认为不必要把他拔高到英雄人物的高度。”同样认为不宜把荆轲拔高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陈成军有着更为有趣的见解。他根据《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他说：“荆轲甚至是不具备作刺客的能力和本领的。事实上，荆轲应该更是一个战国时期常见的纵横之士，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他不是一个武夫。”根据这个观点，陈成军合理地解释了荆轲为什么开始婉拒太子丹让他刺秦的要求，后来又一拖再拖。“他是在等一个真正的刺客，一个有能力行刺的武士。但是太子丹不容许他再等下去了，所以他只好和舞阳一起去，而舞阳只是一个在市井中杀人的小角色，到了秦王大殿里自然吓得变了色。而荆轲只得自己来扮演这个他并不愿意扮演的角色。”陈成军进一步说：“战国时候这种侠士很多，遇到国家有难就挺身而出，但他们多是有助手的。荆轲自己作了刺客，我个人认为他实在是死不得其所。”
荆轲刺秦为哪般？
荆轲究竟为什么会去刺杀秦王呢？据《史记》所载，燕太子丹当时是这样嘱咐荆轲的：“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这就是说，至少燕太子丹起初是想生擒秦王嬴政，胁迫他退还已侵占的诸侯国领土，如果这一步能取得成功，他们未必想害嬴政的性命，倘若嬴政不肯，他们才准备杀掉他。但是，陈成军就不相信这一说法，他说：“荆轲的刀上淬了毒药，这就是要刺杀嬴政，后来解释说本想生劫秦王，那不过是英雄失败以后讲的大话而已。”当然，史家各有各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荆轲刺秦体现了一种阻挡秦国继续攻打其他小国战争脚步的企图。无论是退兵之计也好，或仅仅是缓兵之计也罢，这应当是荆轲为解燕国之困，更是为所有诸侯国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无论是否可以把荆轲拔高到一个英雄的高度，史为今鉴，至少我们今人可以从中感受到几千年来普通民众对强权的仇视。
涉及到对“荆轲刺秦王”事件本身的评价，专家们的观点也各不相同。张传玺说：“这个话题多年来一直被当作英雄话题，但实际上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当时六国普遍政治黑暗，六国的君王不是无所作为就是亡国之君，所以我们今天评价那一段历史，认为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他结束了割据分裂的深重灾难，他的统一为后来中国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秦始皇是一个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历史人物。所以荆轲刺秦是不顾大局的行为。不必要否定荆轲，但也不必要夸大他的精神。”陈成军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历史的进程是个人无法阻挡的。即使荆轲杀死了嬴政，还会有下一个秦王来继续统一的事业，所以他这种行刺的举动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当然，他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但是，也有另一部分文学史家和史学家肯定和赞扬荆轲的伟丈夫气概，认为刺秦是正义之举。张大可说：“荆轲是一个反暴的英雄人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但并不是说荆轲就是要维护割据的反面人物。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对人民构成了伤害，人民赞成统一，但不一定赞成秦国这种残暴的统一方式，虽然秦不采取武装暴力的方式也不行，但荆轲的作为还是正义的，我们应该把荆轲刺秦和荆轲之死看成统一大业中人民必然要付出的代价。”韩兆琦也说：“我们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但同时也要肯定荆轲的精神，荆轲是个抗暴的英雄和勇士，他刺秦不为报私仇，也不为太子丹个人，而是为了所有深受战争灾难的人民。就像在拿破仑发动的战争中，拿破仑推进文明的进程，但反抗拿破仑的人同样也是民族英雄。文革时期，因为批儒评法，颂扬秦始皇这个大法家，人们就批判荆轲，其实这是不对的。秦顺应历史潮流，但荆轲并不因此就算反动，他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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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秦王是一个悲壮动人、传诵千古的历史故事。事情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前六年。当时，秦统一全国的趋势已定：韩已被消灭，楚、魏、赵也名存实亡，燕、齐亦危在旦夕。地处赵国东北方的燕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当初，燕王喜为了结好于秦国，曾将太子丹交给秦国作人质。而秦“遇之不善”，太子丹于公元前232年逃回燕国。为了抵抗强秦的大举进攻，同时也为了报“见陵”之仇，太子丹想派勇士去劫持秦王，“使悉反诸侯之地”；如不成，则刺杀秦王赢政，使其国内大乱，然后联合诸侯共同破秦。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事败以后，秦大举攻燕，于公元前222年灭燕。
历代文士对荆轲刺秦王有这样的评价：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荆柯刺秦王是否真的是在逞匹夫之勇呢？
当年唐雎当廷怒斥秦王时曾经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战国策·魏策》）
如上所述，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
所以，肯定荆轲的人也更多。
第一个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结尾说：“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
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刘伯承将军挽叶挺诗“勒马黄河悲壮士，挥戈易水哭将军”，未尝不含褒荆轲之意。
莽夫。。。
这很难说啊，我认为不好。
要想正确的评价当然是从各个方面综合辩证客观的评价，好坏谈到，历史角度，中国统一的角度，燕国的角度，七国形式的角度，社会进步的角度........
一、有人说，秦统一天下既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实际上就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应如何认识这一点？荆轲的行动能否看作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具体客观的分析。战国后期，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安定的国家。因而，秦统一天下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而对统一天下起着重要作用的秦始皇，我们也应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但是，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凡是曾进行过抵抗的国家和个人都应予以否定呢？当然不能。因为，秦国统治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统一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并战争，而这种战争充满了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给被兼并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如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而亡者大多是农民。在战争中，“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之为臣妾。”（《战国策·秦策》）战败国则对战胜国还要徼纳贡赋，人民承担着更重的负担。因此，对于秦国的兼并，六国人民往往是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进行坚决的抵制。总之，历史的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因而，我们肯定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也高度评价屈屈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也充分肯定荆轲反抗暴秦的正义行动，肯定他大义凛然的英武气魄。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应肯定秦的功绩；而从对侵略者的反抗，代表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这个角度看，又应充分肯定荆轲的行动。二、有人说，荆轲刺秦王只是为了报答太子的知遇之恩。所以，荆轲这个人是不值得肯定的。这个看法是否正确也应作具体的分析。荆轲的甘愿冒死入虎狼之强秦，刺杀秦王，其中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是无可否认的，直到临死他还念念不忘：“必得约契以报太子。”然而，能否把荆轲刺秦王的行动的意义都局限于此呢？当然不能。太子丹初见荆轲时，是希望荆轲为挽救燕国之将亡，反抗暴秦之兼并而出力的。荆轲当时的回答是：“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这说明荆轲主要是想报效燕国的。后来荆轲激励樊于期自刎献首时说，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也说明荆轲主要还是从国事来考虑的。因此，在荆轲刺秦王的行动中虽然有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为了反抗暴秦，挽救燕国以至于六国的危亡。也可以这样说，荆轲报答太子是建立在抗暴秦、救弱燕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报答太子是通过反抗暴秦，挽救燕国来实现的。而这样的行动有其正义性，所以，荆轲这个人物，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感佩，所称颂。因而，将荆轲报答太子的思想与反抗暴秦挽救燕国的愿望割裂起来分析问题以至于否定荆轲其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不客观的。三、有人认为：荆轲劝樊于期自杀过于残忍。那么是否如此呢？荆轲赴秦刺杀秦王就必须先接近秦王，因而，信物就成了关键。所以，激励樊于期自杀献首实属为刺秦王之举得以成功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方案。而且，对于樊来说，燕国若亡，不但无法为“父母宗族”报仇，连自己也无处栖身了。因而，想苟且偷生已无出路，而献出生命可就大义，很显然，这对于樊将军而言也并非绝对不良之计。再者，荆轲的行动并无丝毫自私的的成分——“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更何况他自己也将“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因此，荆轲之举无可厚非，而且，由此可看到荆轲的深谋远虑，精明多智。总之，荆轲这一人物不仅义薄云天，视死如归，而且能深谋远虑，机智沉着，堪称豪侠！“荆轲刺秦”的现代解读及其他柳宗元谴责荆轲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匹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仓促反受诛。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陶渊明咏荆轲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後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荆轲刺秦王是一个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广、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今人的眼光看去看，荆轲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杀手，说不定还可以被扣上“恐怖主义”的罪名呢。依笔者看来，燕太子丹雇佣荆轲去刺杀秦王，以为刺杀了秦王就可以阻拦住秦军的西进步伐，真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一种太幼稚的想法，根本解决不了当年的政治问题，事实上燕国很快就灭亡了，这是不是与荆轲刺秦失败不无关系呢？笔者不禁想起了中学时语文课堂上的“荆轲刺秦”教学，语文教师其实根本不会考虑得如此之详密，也管不了那么多，基本上一致的看法是赞扬荆轲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其实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虽然常常表现为软弱者的无奈行为，但是往往却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可能会把问题弄的更糟糕。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当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要人去重庆同蒋介石国民政府会谈，期间国民政府就曾有暗杀毛泽东的阴谋，不知何故，最后不了了之了。做一个最坏的假设其实也不为过：即使毛泽东等要人遭遇不测，这能从根本上挽救国民党在全国的颓势吗？显然不能。中东今天的动乱局势，以色列与美国显然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但是阿富汗拉丹集团策划的撞楼行为，现在看来也没有实现他们的既“险恶”又“善意”的目的，所以这种方法绝对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话题扯远了，谅解！由于国人历来有一种同情弱者的心理，再加上对秦始皇其人印象不好，只知道他焚书坑儒，搞文化专制，“压迫知识分子”，修长城累死千万老百姓，再和孟姜女寻丈夫不成，于是悲痛万分而哭倒长城联系在一起，他的罪过就更大了，于是《荆轲刺秦王》的历史剧也应运而生了。大导演陈凯歌拍摄的一部《荆轲刺秦王》，铿铿烈烈，催人泪下。于是大街小巷的人都知道荆轲是一个英雄，浑身充满着坚持已见的义无返顾的决绝，即使毁灭自身也不损大义的正气，并以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高歌传诵千古，而往往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过。由此出发，撇开学术上的对“历史学”分类不谈，笔者认为历史学其实还可以分成民间的历史学与学院的历史学两种，区别往往在于前者侧重于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和分析，而后者往往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和做出判断。在学院的历史与民间的历史的较量上，学院式的历史往往“势力范围”很小，再加上现在的历史剧（尤其是戏说的历史剧的泛滥）盛行，学院式的历史就显得更加软弱。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和语文课堂教学，对荆轲的态度，很明显持的是同情和赞扬的态度，无疑又是民间史学的反映。不管是否受到语文课堂教学的影响，学生对荆轲刺秦的态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正是我们历史教育所要正视的艰巨问题。问题在于，学院式的历史评价在这一点上往往与语文课堂教学的荆轲刺秦发生摩擦。如何综合不同学科的分析方法，实事求是评价荆轲及他的“刺秦”行为，当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目前的课程改革基本上表现为学科课程的“单兵作战”，加上我们的课程改革专家对不同学科课程本身所蕴涵的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价值观部分关注不够，于是这样一个综合性强的研究课题一直被“束之高阁”。让人钦佩的是，唐朝著名诗人柳宗元的观点给人的是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他果断指出，在策略和手段上荆轲乃是一个并不高明的刺客，还明确指出这种个人恐怖行为乃是一种“短计”，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毫无可取之处；为了收买杀手，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代价虽然不是燕子丹所要考虑的，但是能否换回理想的结果，燕子丹似乎考虑的很少。笔者认为，柳宗元这样说是有充足的根据的，按照《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的记载，燕太子丹为收买荆轲花费的本钱非常大，而终于以失败告终。所以柳宗元对荆轲的“刺秦”行为的评价：“勇且愚”是很有分量的。但是荆轲决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普通简单的“恐怖主义分子”，更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亡命之徒，看《史记·刺客列传》，似乎很难界定其身份：表面上看确为一个杀手，但是却与聂政这样目不识丁只凭匹夫之勇的粗人不同，他特别“好读书击剑”，称其为知识分子也不无道理。于是在那个分裂割据战争迭起的年代，荆轲的出现，实为罕见和奇缺，遗憾的是能文能武的荆轲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人们就更对其怀有无限的同情和哀怜。从司马迁为荆轲立传以后，历代的文人骚客无不抒发类似“咏荆轲”的诗歌。以表示对中国历史上这位著名侠客的景仰之情。遗憾的是像柳宗元这样大胆果断，不落窠臼地否定荆轲的诗歌还是很少。常见的总是肯定荆轲义无返顾的“刺秦”壮举，借以表达诗人对秦王朝暴政的抗议，陶渊明的《咏荆轲》就是其中很有代表的一首。诗人可以只管表达自己的某一意图：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于是突出历史上的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那是文人骚客的职业权利，可是在我看来，这并不属于对历史的解读，而是仅局限在文学层面上的解读。这种推理是有历史根据的：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腐败，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另外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注意：荆轲刺秦在前，秦始皇的暴政在后，我们不能因为憎恨秦始皇的暴政，就怀着“复仇”的心理而肯定荆轲刺秦的合理性以及正义性。这里很自然就产生了如下的矛盾：语文教育和历史教育两种学问体系下，两种由于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分析而使学生获得的解读的教育效果相差太远，甚至有尖锐的冲突。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尚存在着一些鲜为人知的，却依然还在起着破坏作用的弊端，但是尚无人感觉到？无论是从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还是《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荆轲“刺秦”对学生的健全人格和心理到底能产生什么积极的作用，我们往往太过于乐观了。我一直做这样的思考：我们怎么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而一味地去称颂荆轲的大无畏的勇气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个乱世的社会里，毫无原则的使用武力，会使得动荡的局势更加混乱。在一个盛世里，那纯粹就是非常讨厌的东西。侠客在明、清以后，逐渐消失。而到了近代随着热武器的普及，那种生活就更加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武侠文化在制度和法律不完善的时代，大有市场，但根据时代和科学的进步，却只有消失的一种出路。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很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思考。简言之，我觉得柳诗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更靠近些，柳宗元对“荆轲刺秦”的历史解读，根本上符合我们今天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改革的趋势。其实笔者也深知，如上之思考，还不成熟，极易引起争论，但还是敢于拿出来，权当抛砖引玉吧！并诚恳企盼大家的讨论、批评和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