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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这是中学课本都有的历史事实，中国理论界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然而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他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因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声一直不断。
为什么会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与董仲舒连在一起呢？主要由于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董仲舒长期以来因“独尊儒术”成为儒家元老，也因此一度而成为罪魁。那么，董仲舒该不该为这一思想的提出负责呢？关键在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哪一年提出。
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承相缩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说，在建元元年（前140）就已经有了“罢黜百家”之说。在元光元年（前134）岁首《孝武本纪》记载，“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又在五月记载了汉武帝诏贤良对策的事，“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如果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刚刚被举孝廉并参加对策，那么，他就不是“罢黜百家”的创始人了。
反对者认为，历史上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初期有儒家学者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晚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儒者。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认为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尊王攘夷”一词何来？首创者乃齐国执政管仲，所谓王，则周王也；所谓夷，则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也。《春秋公羊传》危言耸听：“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如果没有齐、晋出来抗击夷狄，没有孔圣人出来编订六经，那中国就要灭亡，夷狄就要入主，斯文就要丧尽。大圣人孔子作《春秋》，除了贬斥乱臣贼子，就是贬斥四夷，严夷夏之大防，并最终达到“以夏变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和平演变，文化侵略”。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而居于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权势颇重的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者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元朔五年（前124），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都是为了加强王权
“尊王攘夷”，尊：尊崇。攘，排斥、抵御。这则典故的原意是尊奉周王为中原之主，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后来成为面对外族入侵时，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同义词。
齐桓公执政以来，在管仲的辅佐下，经过了内政经济军事多方面改革，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适时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服。
“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公元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次年，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
“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公元前664，山戎伐燕，齐军救燕。公元前661年年狄人攻邢，齐桓公采纳管仲“请救邢”的建议，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桓公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经过多年努力，齐桓公对楚国一再北侵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到公元前655，联军伐楚，迫使楚国同意进贡周王室，楚国也表示愿加入齐桓公为首的联盟，听从齐国指挥，这就是召陵之盟。伐楚之役，抑制了楚国北侵，保护了中原诸国。
齐桓公实行的“尊王攘夷”政策，使其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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