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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出席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李大钊未能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原因，陈秀凤老师在《历史学习》曾经撰文认为“1921年7月李大钊在北京筹备、主持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导致他没有参加“一大”。笔者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两点原因：一是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北京八校教职工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时值学年结束期间，公务繁忙，无法抽身。二是1921年6月3日，李大钊等率领“八校教职工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遭军警殴打，头部受伤，当时正在疗伤。
至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的历史缘由，笔者认为这需要从头说起。
1920年11月，陈独秀接到了时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约他到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聘请书。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和李大钊商议，“认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应当去开展工作”（李新主编《伟大的开端》）。于是陈独秀接受了陈炯明的聘请。同年12月16日，陈独秀把上海小组的工作交给李汉俊代理（次年2月又转由李达代理），由上海启程赴粤。《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同迁粤。到广州后，鉴于当时广州的党组织已经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伟大的开端》）的状况，陈独秀改组了广州小组，并于1921年3月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积极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使广州党小组成为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指导中国建党工作。他们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情况之后，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于是他们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接着，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分别致函各地小组，要求它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毋庸置疑应当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和7月，在广州的陈独秀先后收到李达和张国焘的来信，催促他去上海。但陈独秀当时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一方面，他“正在编辑《新青年》第9卷第3号，这一期稿子不够，有不少要他自己写”（朱洪《陈独秀传》）。另一方面，陈独秀时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他“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伟大的开端》）。但是为了出席共产党“一大”，他曾向陈炯明提出请假，结果未获批准。于是，陈独秀指派包惠僧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委托包惠僧转给李达一封信。信中对大会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陈独秀传》）”
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但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崇高威望和领袖地位，加上他又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大会仍一致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1921年9月，陈独秀谢绝陈炯明的一再挽留，辞职离粤回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
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根据秦德君①、许德珩②等人的回忆，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乃是因为要留在北京主持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
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
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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