蚩尤神的遗迹留在了中华大地之上。《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郭璞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其械，化而为树也。」此说枫木为蚩尤遗迹。《皇览．冢墓记》说∶「蚩尤冢，在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脾冢，在山阳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首异处，故别葬之。」黄帝分解蚩尤尸体一说，又见于宋．罗泌《路史．后记四》∶「黄帝传战蚩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解，即分解尸体之意。由于黄帝将蚩尤身体分解，所以蚩尤冢有两处。两处蚩尤冢也为蚩尤遗迹。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说∶「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蚩尤被尸解之处得名解，解州盐泽是又一蚩尤遗迹。

、“黄帝生于寿丘”异地剖析
“寿丘在鲁东门之北”，这仍是皇甫谧在他著作中的记载，但没有说是曲阜。皇甫老先生是西部甘肃平凉人，他的记载恐怕大多也是来自传说而已，但有一点可以认定：黄帝出生地在鲁。清代《寿张·乡土志》云：春秋鲁庄公筑眉城于“寿张”（前666年），眉谓之微，鲁邑也。这里鲁邑就是鲁国，眉城是鲁国西部重邑，古址在今梁山西北赵堌堆一带。这说明鲁庄公曾聚眉城执政，桃丘就在赵堌堆东北，只有十几公里，如果指寿聚城，就更近。古语曰：“邱者，聚也”，寿聚自然可称寿丘，完全符合“寿tao丘在鲁东门北”之说。鲁（眉城）东门北有寿tao丘，这样说才能还原历史，给桃丘正名，给“黄帝生于寿丘”之说驱散迷雾。
鲁桓公十年（前702年），“卫、齐、郑等国伐鲁，公会卫宣公于桃丘。”此时桃丘应该是桃、寿tao分离时期。桃丘后改为桃城埠，寿tao聚改为寿聚城。到秦统一六国又统一文字后，桃字寿义淡化，寿字桃音渐消失。
很多史学家也都认为，山东中东部是东夷苗地盘，尤的天下，曲阜不可能是黄帝的老家。济南档案馆的学者们曾认为鲁西定陶陶丘与“寿tao丘”有关系，不曾想还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桃丘。从人文发展过程分析，陶也晚于桃，陶字古时读yao音，与窑、尧同宗。
哪谁把寿丘安在了曲阜呢？
三千年后的宋真宗（997-1003年间）需要祭祀黄帝，认为“黄帝生于寿丘在鲁东门北”的记载是曲阜。又因为曲阜多圣贤，就把曲阜改为仙源县，并建有景灵宫纪念黄帝。南宋罗泌著的《路史》又附和：“寿丘在曲阜东北六里”，至此，寿丘在曲阜之说“成立”。
"黄帝生于寿丘”新郑版宣传也很火热，那是黄帝部落迁徙过去后的怀旧情结所致。设立供后人纪念缅怀黄帝的景观无可厚非，但新郑不是黄帝的出生地寿丘，确切说，新郑是黄帝的第二故乡。中国人怀旧情结浓厚，因此，到处都有移接的人文景观，就像阳谷县城内谷山和会盟台一样（谷山、会盟台在古阳谷地，平阴县东阿镇谷城和东平县王古店）。另外试想一下，宋真宗做朝廷在开封，离新郑只有一百多里路，如果当时“黄帝生于寿丘”于新郑说能得到公认的话，真宗皇帝又何必六、七百里迢迢东寻呢？寿丘在鲁地确凿，但鲁不是指曲阜，是鲁庄公的佐治之所城。当然，也不排除庄公等鲁国人把寿丘定在曲阜纪念，当时桃丘属卫国，是齐、卫、鲁的交汇点。由于河徙之故，鲁国疆界曾一度扩到今阳谷西与莘县交界的月堤（鲁堤），桃丘自然归属过鲁国。时间不长，又因河徙而失桃丘。反反复复，桃丘成了各诸侯国的争夺地。鲁国人失桃丘而定寿丘于曲阜，正符合古代儒学雅仕的怀旧情结。另举两例：1、寿张志载古八景之一：“子房（张良）三冢在寿张城西”。都知道张良墓在微山县湖中，离今寿张有四百里路，真不知何时的“寿张城西”呀。2、寿张的凤鸣台也有可能是古桃丘、寿聚城址的文化徙迁，因为寿张、竹口、寿张集等古寿张地都有凤凰台。台前县才成立二十几年，台前人已急匆匆把凤鸣台南移四里至金堤河南岸，成了台前县一景。其实大可不必，这“台前”县名正源于此“凤鸣台前（南）”。综上所述，各地附会的人文景观历史悠长，代代相传。形成原因，一是民族迁徙附带；二是治所迁移嫁接；三是僻乡文化移进城（桥北张村张公艺家族有张家庙，唐代旧寿张城东街建有张家庙，后与故城同废；明代又于今寿张城东街建张家庙，废于“文革”时期）。凡此种种，均是民族情感的怀旧心结所致。但移接旧址的古人们都有一个自私的心态，就是采用各种手段迷乱真相，把移接景粉饰“成真”。
阳谷城内的谷山，寿张城西的张良墓及曲阜、新郑的寿丘，都属附带移接之景，唯独曲阜寿丘少露破绽，这就是“桃寿”变故及人为作用所形成的今寿丘现象。
桃丘地界几成泽国，宋代梁山八百里水泊再连“大野泽”，那已荒野了的“九岭十八堌堆”中的桃丘，不在水中就在北河滨。皇帝金口玉言，说在曲阜就是曲阜了，既便是请来之景灵，又有谁人敢驳？他大兴土木，造“黄帝故里”与圣贤府集一隅，一来祭祀方便，尊宗敬贤功德无量；二来要为大宋江山的牢固奠定宗教信仰基础。道教把黄帝尊奉为玉皇大帝（俗称天爷爷），主管三界，宋朝皇帝崇尚儒学和信仰道教，其青睐曲阜自然情理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