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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前被公布罪状、发配凤阳，死后被碎尸万段、悬首示众，崇祯上台后对魏忠贤的这一系列处置，在给当时黑暗政坛带来些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让他赢得了圣明之君的欢呼颂扬。然而，十七年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墓址就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每次读《明史》读到这里的时候，笔者总要惊讶一番，沉思一番。惊讶的是，崇祯在李自成大兵压进的危急时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调兵遣将上，居然还有闲心做一件与御敌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沉思的是，崇祯在国破人亡的慌乱绝望中，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贤的初衷，重新审视魏忠贤的价值和功绩，并出人意料地为其收集骸骨、修坟立碑。
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远见卓识。
凭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未免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延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层能力、这种魄力、这份功绩，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
崇祯即位的时候，海内难民揭竿四起、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贤这样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和把握动荡时局能力的“能人”来独挡一面，虽然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坍塌崩溃。但崇祯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是为了报仇雪恨和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势彻底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能够不动声色的一举铲除魏忠贤，一直是崇祯自我标榜的人生得意之作。然而，正是由于过分欣赏自己的才干，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却让他从自信变得自负，最后变得刚愎自用。魏忠贤死后，崇祯起用了倡导儒家思想的东林党人，但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那些擅长空谈、治国乏术的文人儒将能顶个屁用？杨鹤对民风彪悍的起义军实行“招安”，袁崇焕与狼子野心的皇太极私下“和谈”，无不表现出东林党人的中庸、懦弱、酸腐和无能。
尽管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还频繁的调整干部，十七年间他竟然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种让人噤若寒蝉、如履薄冰的高压态势，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十万太监亡大明”的历史悲剧。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个人恩怨和个人私欲是不是应该暂时放一放呢？毕竟，国祚永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最硬的道理。在幡然醒悟的同时，也让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十七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康熙四十年，魏忠贤墓被康熙皇帝下令夷平，这是后话。
魏忠贤是他哥哥的亲信而且答应他哥会保护他崇祯这点忙还是会帮得尽管魏忠贤这么坏
出于政治利益需求，要知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的党羽还是很多的
魏忠贤的权侵朝野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皇帝的支持明代宦官掌权与唐代不同，没有军权、更不操废立大权崇祯对魏忠贤是先铲除其他党羽在阉党中，第一个倒霉的是兵部尚书崔呈秀。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手握兵权，一直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崇祯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崔呈秀，利用阉党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于十月初辞职。崔呈秀的垮台，既斩断了魏忠贤的一条臂膀，又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魏忠贤快要完蛋了。于是，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直指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公开声讨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自从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魏忠贤。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时，魏阉就是用痛哭流涕取得天启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他这一次却是失算了：崇祯似乎根本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钱贡生的奏疏，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魏忠贤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羞辱”，立即称病辞职。在权力场上，“病”真是一个好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魏忠贤本来是想以“病”为托词，躲过这个风头，好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竟然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命他去白虎殿为天启守灵。这时，魏忠贤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上疏辞去爵位、诰券、田宅。崇祯倒好，也来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竟然全部批准，并趁机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这一次，魏忠贤是彻底失算了！魏忠贤虽然老奸巨滑，却忘记了官场上的一条“铁律”——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或许魏阉自作聪明，想以退为进，伺机东山再起；或许他高估了自己，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对手。无论如何，他走了一步“臭棋”！现在，魏忠贤既然已经是一条“落水狗”，许多人便赶来痛打。于是，讨伐魏阉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进皇宫，送到崇祯皇帝的龙书案旁。或许，崇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几年前，镇压东林党人时，天下人都是口诛笔伐，几乎是人人喊打；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最后，对魏忠贤进行“总清算”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一日，崇祯公开宣布魏忠贤的罪行：“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憨，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结果，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客氏被送到浣衣局，他们的家产也全部被查抄。没几天，就双双自杀
魏忠贤这个人，由于他和控制舆论的文官集团的矛盾，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1）皇太极猛攻锦州时，袁崇焕与监军纪用一起下令不许出战，任凭赵率教在锦州苦苦支撑，在锦州破在旦夕的时刻，满桂公然违抗袁的不抵抗命令，主动出击，冒死以救锦州。宁锦大捷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升了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的官，而罢免了畏敌避战，不救锦州的袁崇焕。魏忠贤并没有因为袁崇焕在宁远城给他修生祠而放过他在宁锦之战中的怕死避战之罪，也没有因为毛文龙上书力保和他作对的东林党人而处分毛帅，这也是为什么天启朝后期关外局势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2）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袁应泰丢掉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延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查办了许多当初弹劾熊延弼的文官，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书生误国，也实在该碎尸万段。而后魏忠贤立刻起用熊延弼为兵部尚书，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同在关外的熊延弼也受到株连，被传首九边。这里熊延弼是受到王化贞的拖累而被杀，虽然他是由魏忠贤主张上台的，但九堂会勘定案，实无免死之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3）魏忠贤连接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只是到了天启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说明魏忠贤至少是爱国的。
因为缺德
魏忠贤是他哥哥的亲信
因为在崇祯末期，崇祯除了太监已经谁也信不过了，但是由于他当年曾逼死了太监头子魏忠贤，使得太监们都不敢尽心办事。在这种情况下，崇祯不得以在崇祯十六年厚葬了魏忠贤，等于昭告天下太监：“朕只信任你们！放心为朕干活吧！”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安太监们的心。然而这一招好像作用不大，北京城门最终还是被太监曹化淳献出，崇祯只有自杀。崇祯的这一招是一步臭棋，因为它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还将崇祯原来消灭阉党的一切努力化为了乌有。。。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充分暴露了东林党作为资本家代言人的角色。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那时候，李自成就快攻到北京城下了，在与周遇吉大战宁武后，大同、宣化、居庸关等地的政府军望风归降，自洪武永乐以来二百余年建设的北京外围防线的坍塌简直就像一场笑话，京城已然如风中之烛，摇曳飘零，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选了这么个时机，曹化淳决定要向崇祯说一句话，这样一句话他可能憋了很久，也许他觉得再不说出来，可能就再也不会有比现在更能刺痛这个年轻皇帝的机会了。他似乎轻描淡写地说：要是魏忠贤还在的话，时局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可以想象崇祯听到这一句时的反应。搁在数月或者数年之前说这一句，那就是明摆的找死，要知道崇祯最引为自豪的就是在自己执政之初就以十六岁的年龄斗翻了政治老妖魏忠贤。但是现在，曹化淳不怕了，这个皇帝已经在困惑迷惘以及命运造化的捉弄下，陷入了彻底的怀疑主义。最糟糕的是，这个曹化淳，可能的确是在讲述一个真理。人最容易崩溃的时间，不是自己被全世界否定的时候，而是自己被客观事实用一百倍的力度证明了自己是应当被否定的时候。这个年轻皇帝看着曹化淳阴险的面庞，他的脑海里一定闪过了自己的哥哥天启帝的临终嘱托：忠贤可用！十六岁的时候，他满心惶恐地看着临终的哥哥，心里在想这位可怜的熹宗为什么会对魏忠贤这样的佞臣阉竖持如此的肯定？自己的哥哥一定是情商有缺，被这个太监和客氏蒙蔽得太重了。
十七年后，崇祯可能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哥哥一点都不糊涂，他告诫自己的话，有着别样的深意：魏忠贤也许真的可用。他很可能是误读了哥哥的话：天启帝并不是在说魏忠贤是好人，是贤人，而是在提醒自己，魏忠贤是个很不错的，应当尽其所能充分利用的"用人"。
如果这个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回首十七年的执政生涯，一开始的英明果敢也许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错误。
为了社会政局的和谐稳定
糊涂
这属于政治问题，首先，要看看当时的形式，纵观各代历史，其宦官专权的一贯性，普遍性，危害性，是在令人吃惊，且当时魏之党羽之多，并不是可以一举歼灭的，历代宦官专权之后，废立皇帝之事，显而易见，做为历史上最大的阉党，魏忠贤是因失去了熹宗这一靠山，使得思宗即位后，对阉党来个大清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历史上的太监大多没的后果良好的“素质教育”，大多进宫后为泼皮无赖之人，魏党之人，亦是如此，对这些太监们越是压抑，他们越是放纵，魏死前，各个地方官员曾立生祠拜他，可见阉党之大，不可能一次肃清，魏惨死，其妻客氏亦惨死，切下令给阉党，杀头，抄家，罢官，贬谪，各有处置，厚葬魏，不仅是来个明哲保身，亦是给阉党一颗“定心丸”
搞到之前做错了，书生误国。
做样子
因为崇祯皇帝的哥哥，明天启皇帝，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木匠皇帝朱由校，在临时的时候把王位传给弟弟朱由检（崇祯），但是崇祯皇帝的哥哥对崇祯有两条交道：一是善待皇后，二是用魏忠贤。虽然崇祯登基后想办法除了魏忠贤，但是念及哥哥临死的托付，所以厚葬。
因为他为忠,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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