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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袁世凯

时间:2010-8-21 专题: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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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孙中山(或袁世凯)个人的介绍,经历,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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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的出现使我们能从中学到经验,知识,小之而言,可为我们分辨是非,大之而言,可为国家的发展指明出路,所以对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用片面的方法去分辨,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就直接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全面的,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评价。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经过斗争后被迫接受与袁世凯妥协的条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这是中国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外国干涉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国若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严重损害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刘觉民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皇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庭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在丰富多彩的孙中山历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间,有一种史说或史论,在评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命题时,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孙中山及革命党领导人物“缺乏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没有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缺乏先进的建党路线,没有用远大理想武装革命党人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没有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革命军队”之历史局限性。是的,如若撇开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用后代人的视角去俯视前代人的史实,此类评说似乎理正言顺无可挑剔;然而,须知,时处清末民初,马列主义未入国门,孙中山远渡重洋游历英、美、日本诸国,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事业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后人所持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自然会有不同之处,孙中山领导的“起共和而终帝制”与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存在差距。于是乎,这种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败、以今人的觉悟去审视古人的意识所得出的所谓“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楼阁式的高谈阔论,失去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何况,伟哉孙中山,到了晚年,从军阀割据残民误国、帝国主义侵略有进无退、武装起义屡遭失利、共和大业日暮途穷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脱身而出,慷慨接受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新潮思想的洗涤,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重新培育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为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便是“历史局限性”一说并不恰当的历史明证。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创造历史的第一功臣,这也是历史的不争事实。
1940年(民国29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赞扬孙氏“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在中国大陆也有人称他为“现代中国之父”。
值得一提的是,每逢重大节日(如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都会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先生画像,可见中山先生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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